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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演員馬三立苦澀的「逗你玩」人生

按照革命群眾的說法,愛聽馬三立相聲的「都是社會渣滓、軍警憲特、頑偽流雜,這種被清洗的對象」,「對社會主義不滿,妄圖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才愛聽!」 馬三立從1958年秋天被打成「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藝團,19年間馬三立只說了3年相聲,相對應的是長達11年的四次下放勞動,以及被關進「牛棚」做了5年的團煤球、打掃衛生等雜役。而這樣的悲哀在中共治下,不止發生在馬三立一人身上。

馬三立(網路截圖)

在天津相聲界有句話“無人不宗馬”,意思是天津絕大部分相聲藝人都受馬氏相聲的影響,包括近些年很火的郭德綱。說到馬氏相聲,必須提及的是廣為人知的相聲大師馬三立,他的相聲《說瞎話》、《誇住宅》、《吃元宵》等迄今仍膾炙人口。

早年生涯

馬三立1914年出生在北京一個傳統藝人家庭,父親馬德祿是相聲“八德”之一。所謂“八德”指的是共同拜恩培為師的馬德祿這一輩在相聲界赫赫有名的八個師兄弟,因為他們都以“德”字排名。

因為馬德祿為人厚道,技藝精湛,深得師父恩培的喜愛,後與師父的女兒萃卿成家,二人生有兩個兒子:馬桂元和馬三立。在萃卿因病去世後,馬德祿又娶了丁氏,丁氏與馬桂元和馬三立多有矛盾。

後來,因馬德祿收入減少,無法供馬三立繼續讀書,馬三立不得不離開中學,拜“相聲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為師。此前哥哥馬桂元也從天津東馬路商業學校畢業後進了相聲圈。對此,馬三立相當遺憾。

刊載在《書城》的文章《一生坎坷馬三立》披露了馬三立學藝的艱辛。當時他雖然拜的師父是周德山,但真正意義上的師父卻是父親和哥哥,因為他要學的是馬家的活兒。而馬家的活兒以文哏見長,講究詞准、尺寸准(語氣、語調、音量等處理得當)、包袱准,最為難學。偏偏哥哥馬桂元又是脾氣剛烈,規矩嚴,標準高,馬三立稍有差錯,非打即罵。

有一次,被打得厲害,馬三立竟然去報了名要當警察。最終還是要出人頭地的願望推著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在哥哥要求“學、練、看、演、變”之外,他自己又加上了一個“精”。同時,他又給自己提出“非學不可,非會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而這也成為他畢生的從藝標準。

1933年,馬三立成家。之後,哥哥染上吸鴉片的惡習,接著哥嫂離異,父親病故,繼母丁氏離家出走。連串的打擊讓二十齣頭的馬三立難以承受,大病三個月。病好後,為了接濟大哥和養家糊口,馬三立開始到各地賣藝賺錢。

在他晚年的一份回憶錄里,詳細記載了輾轉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車路線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縣城、小村鎮、集市、廟會,是演出地點,茶館、書場、路旁、大車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場地。比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幾天,例如滄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濟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車站候車室湊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壞,我也是經常不斷地給家中寄錢,恐怕我老伴和孩子們沒錢吃飯。有時存了兩元錢,也趕快給家裡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費用,儉省到了可憐的程度。”

1940年,馬三立在天津相聲界嶄露頭角,北京、天津兩地的相聲園子和電台都約他前往演出之際,他被強迫入了漢奸袁文會充當幕後老闆的兄弟劇團。備受欺壓的馬三立“受累受氣不掙錢,家裡生活困難至極。自己想離開劇團,可是又不敢”,這樣的狀況持續到1945年抗戰勝利。

之後,馬三立很快聲名鵲起,在天津廣受歡迎,家庭條件得到改善。

被打成“右派”差點跳樓

中共建政初期,藝人們還沒有受到太多衝擊。馬三立不僅參加了赴朝慰問團文藝隊並任副隊長,還當上了天津市曲藝團副團長、市政協委員。覺得自己過上幸福日子的馬三立彼時非常感謝中共。

但是,好日子沒過上幾天,馬三立在1958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關於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據說是因他改編並表演了《買猴兒》,塑造了一個聞名全國的辦事馬虎、工作不認真的人物形象“馬大哈”。

還有一種說法是文藝“大躍進”時,曲藝團領導要求演員表決心,一年創作作品多少等,而馬三立在被點名後先是說要“一年創作相聲作品50000段”,之後則反問領導“他們說的話你信嗎?”這成為了他被打成“右派”的誘因。

剛剛被打成“右派”的馬三立,因沒處尋舊衣裳,只好穿著從舊貨市場淘的便宜貨、有水獺領子的皮猴上劇場。而這引起了管理服裝的“革命群眾”的憤怒:“這是向無產階級示威!”於是將滾燙的烙鐵放在皮猴上,“一會兒工夫冒起青煙”。

對於不公正的對待,馬三立也曾抗爭過,甚至差點跳樓,但毫無用處。這個時候的馬三立,四十多歲,正值盛年,按照其子馬志明的說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時候,但他卻被下放勞動。

而在戲校學丑角的彼時13歲的馬志明也受到父親牽連,從天上摔到地上,排練時不受人待見。馬志明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講述了過往的經歷。有一次,馬志明把練功鞋落在排練場,回去取,跟人保科長走了個碰頭。人保科長把他喝住,回排練場巡視一周,確認他沒縱火,才放他走。

深感憋屈的馬志明遂於1962年離開生活了六年的戲校,南下投奔跟人搭班說相聲的兩位師哥。很快他就能自己養活自己了。這段經歷對他是個很好的磨礪。

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東郊軍糧農場已勞動一年朵的馬三立被宣布為“摘帽右派”,可以返回原單位重操舊業。馬三立當場落淚。但他在回單位上班的頭一天,領導就對他約法三章:按勤雜工使用,每天早來晚走,來去事先報告,不許接電話,不許打電話,不許值夜班;上台不許逗哏;不許壓場演大軸;不許在海報上寫名字;不許和演員們交談;工作出色不表揚,不獎勵。對此,馬三立平靜地接受了。

據《馬三立別傳》記載,馬三立每天幹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後,就在傳達室旁邊獃著,任何人來問任何話一概回答“沒有”或“不知道”。如樂隊演奏員給胡琴燙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裡捏著也抱歉地說“沒有”,因為怕著火追查責任。

1963年,南漂的馬志明進入天津市曲藝團,與父親做了同事。馬志明很快成為青年相聲演員中的佼佼者。然而,厄運並沒有離開馬三立父子。

被打成“反革命”的歲月

1965年“四清”運動開始後,馬三立和馬志明父子倆相繼被打為“現行反革命”。

據馬志明回憶,當年5月27日,正睡到半截的馬志明被工作隊叫了起來,讓他交代父親最見不得人的行為——家裡有沒有槍,有沒有手榴彈,寫沒寫過反動標語。幾年前,馬志明在接受《南周》記者採訪時表示“要有我真揭發,我也想進步!”“可是《買猴》是進城幹部何遲寫的段子,團長給他的。說他用這個段子陰謀反黨,他哪有那個野心?”

當時的馬志明想不通的是:父親1953年才置下獨門獨院的三間小房,每間9平米,住全家16口人,怎麼就成了混進文藝界、鑽進曲藝團,妄圖變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按照革命群眾的說法,愛聽馬三立相聲的“都是社會渣滓、軍警憲特、頑偽流雜,這種被清洗的對象”,“對社會主義不滿,妄圖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才愛聽!”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懾於馬三立的名聲,馬三立並沒有被禁止上台,而熱愛相聲的馬三立只要沒被禁止上台,就堅持演出。據說還曾有一個愛聽他相聲的香皂廠工人,怕馬三立受人欺負,在每晚散場後跟著他回家,充當義務保鏢。至於馬志明和馬三立的捧哏王鳳山則被責令在後台幹活,不許上台。

1968年,馬三立奉“革命組織”之命,親筆寫下了所謂的歷史材料,將自己的人生經歷一一寫出。其字裡行間折射的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卑微的心理。

1970年馬氏父子被下放到天津南郊,直到1977年。馬志明在房前屋後種菜、種蓖麻,養雞養鴨,日子過的還算不錯。也正是在此期間,馬志明在與父親的交談中,慢慢咂摸出馬氏相聲的味道:父親的幽默近乎冷幽默。很多時候像拉家常,鋪陳許久。

雖然下放到農村,但馬三立從來沒有忘記過背詞,幾乎每天早晨都要練上一番,這也為他後來的復出打下了基礎。

令人嘆息的是,馬三立從1958年秋天被打成“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藝團,19年間馬三立只說了3年相聲,相對應的是長達11年的四次下放勞動,以及被關進“牛棚”做了5年的團煤球、打掃衛生等雜役。而這樣的悲哀在中共治下,不止發生在馬三立一人身上。

逗你玩”人生與自認是“生活上的可憐蟲”

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馬三立父子回到了天津曲藝團。1979年中共給其“平反”後,馬三立才知道,在他的檔案中,壓根就沒有任何“右派”和所謂“反黨”的認定材料。他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因為指標由起初的4個增加到11個,只好把他報上去湊數。這一湊數改變了他以後的歲月。這樣的詭異帶給人的何止是哭笑?

馬三立晚年曾創作了相聲小段《逗你玩》,除了暗含自己用盡一生在“逗你玩”之外,不知是否也有感於逗自己玩的人生?

八十年代,年屆古稀的馬三立和王鳳山搭檔,將《西江月》、《文章會》、《開粥廠》、《賣掛票》等眾多拿手絕活再度搬上舞台。馬三立還在無人捧哏的情況下,編創表演了一系列包括《逗你玩》、《家傳秘方》、《檢查衛生》、《八十一層樓》、《追》等在內的單口幽默小段。

被社會視為相聲泰斗、喜劇大師的馬三立,直到2001年才徹底告別舞台,熱衷於一些社會活動。但據其子女說,馬三立對這些稱號一概拒而不受。他更喜歡的是在熱鬧的活動後一個人呆在自己的房間里,點上一支煙,枯坐半日,一言不發。

1993年夏天,一向謹言慎行的馬三立罕見地對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我是個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憐蟲。他還一次又一次地說:“我不是大師,不是藝術家,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老藝人,是個熱愛相聲、喜歡鑽研相聲的老藝人。”而有著如此普通願望的老藝人卻在中共的翻雲覆雨中,走過了苦澀的一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Epochtimes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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