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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其人

《張春橋獄中家書》在香港面世以後,有人被張對女兒、後代的愛而感動,認為他是一個有人性的人,充滿了愛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當看到社會中的不公,誤以為再發動一次文革就可以解決問題,稱讚張春橋以文革思想邏輯對時政的評說,甚至集會紀念張,為他招魂。如何認識張春橋,再度成為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一篇文章,不可能說盡張春橋的方方面面。本文只想選取與其家庭和經歷相關的視角,來透視張春橋到底是一個高蹈理想的殉道者,還是一個充滿心機的實用主義者?是一個充滿愛心的諄諄長者,還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弄權政客?

上海1967年1月,1968年4月兩次發生“炮打張春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張春橋妻子文靜有嚴重的歷史問題。文靜生於1916年,原名李淑芳、筆名李若文,比張春橋大一歲。1933年加入共青團,後失去組織關係。1942年進入晉察冀邊區,在黨校學習後於1943年春分配至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幹事。當時張春橋也在此任幹事。兩人相識、相戀。當年12月8日在日軍掃蕩中文靜被俘,經不起酷刑,半年後投敵、叛變,編入日軍“宣傳班”任班長,編寫《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棄暗投明》《玩火自焚》等文章和節目,鼓吹“中日親善”,並親自講演、演出。還參加日軍的“反共同盟”,與日軍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發反共傳單,策反勸降其他被俘的共產黨幹部。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無處可藏,來到晉察冀投奔張春橋。此時張春橋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他收留了李淑芳,給她改名為文靜。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9月初,張春橋隨報社一起進入張家口,此時編輯部恢復部長制,張任部長,將文靜安排在編輯部資料科任編輯。因為李淑芳被俘、叛變在晉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幹部都知道。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靜的人相對少一些。1945年12月15日他在填寫《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組織部制履歷表》時,對愛人文靜加了一個小註:

已否結婚:未。愛人姓名:文靜。是否黨員:是(注二)

他(她)過去負何職務:北嶽區黨委宣傳部幹事

現在何處負何職務:日報社資料科編輯

(注二)是1943年在北嶽區黨委認識的,但1943年反掃蕩中文靜受傷被俘,直到今年始回邊區。她的組織問題,據稱已經天津市委解決,但未經正式轉來,現正解決中(目前是個別關係)。

他有意不寫文靜何時、何地參加共產黨,因為到黨校學習的人並不都是黨員。更不寫文靜叛變的事實,卻含糊地寫“她的組織問題”,“據稱”“現正解決中(目前是個別關係)”。

1947年9月21日,他填寫《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組織部幹部調查表》時,仍然寫道:

愛人的家庭情況:文靜本人則是學生,17歲開始參加C·Y(共青團的代稱),中間失掉過關係。1942年來解放區,在分局黨校學習,後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幹事。1943年反掃蕩被俘。1945年6月逃出後,至今尚未恢復關係。

關於文靜的歷史問題,已由“被俘”增加了“逃出”。

文靜的歷史污點仍是張春橋的心病,在張的努力下,夫妻倆終於離開了晉察冀幹部集中的華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張春橋剛到上海立足未穩,填寫《華東局及上海市委幹部履歷表》時寫道:

“文靜(李若文)現在石家莊日報任編輯,是黨員,曾被俘,尚未恢復關係。”

張春橋到上海之前任石家莊日報社長,安排文靜任石家莊日報任編輯並不困難。此時文靜由“李淑芳”改為“李若文”,政治身份已經被他明確為“是黨員”了。

1959年張春橋填寫《幹部履歷表》時寫道:文靜:黨員,上海新華社記者。

1950年6月起,張春橋任新華通訊社華東分社社長、上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副部長。上海分社曾經向上海市委宣傳部打報告提升文靜為副社長,宣傳部部長楊西光將報告轉到上海市委,但是沒有被批准。因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曾在晉察冀工作,擔任過石家莊市長,是張春橋的老領導。文靜的歷史問題讓上海市委、華東局更多的幹部知道了。1959年1月張春橋進入上海市委常委,不久將文靜從新華社分社調到市委辦公廳,避免出頭露面,又通過做調研、編簡報掌握全局情況。

文革中捉叛徒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文靜坐卧不安。身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要長住北京,臨走前對文靜說:“你還(是)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寫信給我。”給文靜吃了一顆定心丸。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張春橋任革委會主任。1971年上海市委成立,張春橋任第一書記。一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張在上海當了10年的第一把手。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後改為調查研究組)工作,管過專案,抓過全市動態。她雖然沒有職務,卻是實際負責人,享受著相當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甚至連有的不發給市革委會副主任的文件,由徐景賢提出,張春橋同意,也發給她。文靜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盛氣凌人,馬天水、徐景賢有事都要同她商量。

九大以後開展整黨運動,其中一項內容是把有確鑿證據的叛徒、特務清除出黨。文靜惴惴不安。張春橋要她請假休息,不參加運動。表面上文靜不再擔任任何工作,稱病在家。實際上秉承張的旨意,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照舊將文件由專人送到家裡。文靜仍然過問聯絡組的工作,經常把專案辦公室的負責人找到家裡出謀劃策。王洪文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時期,也常常到文靜家裡去,商量事宜。黃濤、朱永嘉、何秀文等人為了討好張春橋,常常把自己起草、經張春橋批示的發言稿送給文靜,請她“審閱”、“指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6年10月14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來將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精神傳達後,才停發文靜的文件。

1970年8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張春橋成為林彪等人的主要攻擊對象。由於毛澤東的表態,雖然張春橋過關了,但他知道今後還有風險。9月28日,他給文靜寫信說了些一語雙關的話:

如果發生問題,一切從簡,不要驚動什麼人。弟弟們可以通知一聲,但是,要他們不要到上海來,此事,應由佩英(註:張的妹妹)通知。

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團垮台。1972年底,張回上海在興國飯店和文靜生活在一起,做了安排。

1973年十大張春橋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再次出手。在九大前後,周恩來曾三次寫報告要求審查張春橋的歷史問題。這在當時是唯一能打擊或停止張工作的正當理由。但是他的報告石沉大海。所以張春橋敢明白地告訴文靜:“也不會為這個問題(文靜的歷史問題)打倒我。”

周恩來另闢蹊徑,1973年9月陪法國總統訪問上海,鄧穎超同行。晚上到康平路市委領導的家串門,但是獨獨不進文靜的家門。這個動作嚇得文靜心臟病發作,住了醫院。

消息迅速傳到北京,張春橋決定與文靜離婚,托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的機會轉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離婚的決定。王洪文說:“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裡是她和孩子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布。要考慮到影響。”從此張春橋再也沒有回過上海。文靜也從未到過北京。但是,孩子們可以來往於北京上海之間,張春橋通過孩子們和文靜保持來往。1976年10月當王秀珍電話找不到張春橋時,10月8日一大早向文靜打聽消息。可見,文靜與張春橋的聯繫之密切。

文靜不搬出康平路,明著說是對孩子們好。其實,張春橋是怕文靜搬出去,落到別人手中對他不利。1969年2月,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去世。姚蓬子是叛徒,又當過國民黨特務,如何安置姚文元的母親成了難題。張春橋親自找姚文元妻子金英談話,說:“還是把母親接來,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張春橋對文靜的愛護姚文元心知肚明。1975年6月,姚文元回上海,王秀珍又問起“離婚”這件事,姚說:“文靜的歷史不成問題了。”同年8、9月間,王洪文在中央受到批評回到上海,還單獨宴請文靜。

1976年5月將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鎮壓下去後,張春橋給徐景賢寫信要徐為他在上海找個“伴”。經過尋找、物色,10月6日徐景賢將一位女士的資料發到北京。人算不如天算,這天晚上張春橋被隔離審查。

張春橋的另一個心病是自己的黨籍問題。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學的政工幹部和政治教師陳美痕、徐嘉然、陳效宗、嚴中、熊自強等6名共產黨員,在外調“七二一”大學黨委書記時發現張春橋參加過“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組織者之一宋振鼎親自介紹張春橋參加。宋振鼎(化名吳成志)與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4、5月間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發展了張春橋。後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同宋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立即解散。當然也就不承認這個組織任何成員的黨籍,也包括吳仲超沒有見過的張春橋。

這個組織是哪年成立的?張春橋認為是1936年成立的。1950年10月,他在填寫《華東軍政委人事局制職員簡歷表》時寫道:

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入黨,候補及轉黨年月:

1936年4月在上海經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

1938年8月在延安經顧光斗、雄飛介紹重新入黨。1939(年)2月轉正。

1955年審干時,宋說此組織是1937年4、5月間成立。組織又去找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吳仲超。吳仲超回憶:“我於1936年2月出獄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時任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廳長)認識,當時都在找黨的關係,我到1936年下半年經張執一才與黨取得聯繫……”

張春橋看到吳仲超的證明不得不改口承認是1937年的4、5月間。在中國共產黨內,1937年7月7日之前入黨的是內戰時期幹部,之後入黨的是抗戰時期幹部。1937年張春橋只有20歲,為了追求進步,參加了一個上級共產黨不承認的黨組織,並不是嚴重問題。但建國後審干認定張是1938年8月加入共產黨。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早在1938年1月,張春橋從濟南到延安進陝北公學學習,就四處奔走,找到原來在上海工作過的同志,找到原上海黨組織的負責人,時任陝北公學專職教師周揚。然而,他們因在上海不認識張春橋而無法做證。所以張春橋一直沒有解決組織問題。他弟弟張秋橋在當年3月入黨,到了山東分局。這樣張春橋才不得不於1938年8月入黨。建國後張仍然堅持自己是內戰的幹部,把入黨時間定在1937年4、5月間。他一方面主張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一方面為延伸自己的革命資歷頗費心思。晚年給女兒寫信,仍然要在自己的資歷上添油加醋。

在1992年12月29日的信中回憶他與毛主席第一次談話說:“1939年初,我在陝北公學當宣傳科長,他到學校做報告,事先向我調查學生的思想情況。談了些什麼,一點也不記得。當時他寫了一些字,這張題詞,我帶到敵後,在一次掃蕩中被日本人搶走了。”

當時陝北公學的校長是成仿吾,1928年入黨,從德文直譯《共產黨宣言》,1934年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委員,是黨內有名的翻譯家、理論家。副校長、黨委書記是李維漢,1922年入黨,1925年在中共四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30年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維漢回憶:陝北公學於1937年9月1日開始上課,到10月學員已經有五個隊,共約600人。學員不僅有小學生、也有像張春橋這樣的初中畢業生,還有大學生、留學生。學期一般是3個月。11月1日正式舉行開學典禮。學校設教務處、生活指導委員會(相當政治部)、總支委。學員分為隊、分隊、班。隊相當於連,是教育單位,又是自治單位,每隊約100到120人,由隊長、指導員、助理員、副隊長、隊學生分會主任等組成隊的領導小組,負責全隊的工作。班是學習單位,每班有8-10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編班。班長、副班長由學員選舉產生。當時的隊長、指導員都是由長征幹部或內戰時期的幹部擔任,副隊長以下的幹部由學員選舉。

張春橋只是一般學員,留校也只是幹事而已。

查閱李維漢的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一書,1938年4月中央決定在陝西旬邑縣看花宮成立陝北公學分校,由李維漢任分校校長率大部學員於5月30日離開延安遷到旬邑縣看花宮。成仿吾留總校主持工作。政治部宣傳科長是申光。

李維漢回憶是從1979年開始,由他口述史實,並提供調查線索,然後由協助整理的同志根據他談話的基本內容和搜集到的有關資料,並向知情人採訪整理成文,再由李維漢親自審閱,反覆修改。1986年1月出版。幫助整理抗日戰爭時期的有王淇、吳良珂、宋金壽等8人。王淇曾是解放戰爭參加共產黨,人民大學黨史系的教師,後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室委,現年90歲。陝公辦了不到4年時間,培養了11000多名學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陝公學習過的學員大都是六七十歲,活躍在全國各地、各行業。所以李維漢回憶申光是宣傳科長,不僅是他個人回憶的孤證,也是王淇等同志調查的結果。

文革前張春橋在幹部登記表中填的是:校刊編委會宣傳部長。這是一個群眾自治組織職務,不是行政職務。1939年12月,張春橋擔任的是華北聯合大學宣傳科長。這年7月陝公和魯藝、安吳堡青訓班、延安工人學校合併為華北聯合大學,離開陝北到了敵後晉察冀邊區。

毛澤東很關心陝北公學的工作,多次到學校做報告,並題詞。張春橋在延安時也聽過毛澤東的報告。他和毛澤東沒有單獨交談的機會,更不會得到題詞。所以他在信中說“談了些什麼,一點也不記得”。至於那張題詞,他說:“我帶到敵後,在一次掃蕩中被日本人搶走了。”張春橋為了維護自己在女兒心中的形象,不惜編造歷史。

按照共產黨的審干標準,文靜有嚴重的歷史問題。張春橋的入黨時間有疑點,但並不是假黨員。文革是一個鬥爭哲學大行其道的年代,這些都成了張春橋格外忌諱的政治軟肋。為了回護這些軟肋,張春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張春橋”,4月12日,市革委會組織組有兩個人看了文靜的檔案,同時說了幾句懷疑張春橋的歷史的話。張春橋大為惱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賢到組織組取走了文靜的全部檔案,密封在市革委會檔案室。同時,王洪文派金祖敏徹底改組了市委組織組,把那兩個人調離,設專案折磨8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師大近2000人舉行反對張春橋的示威遊行,然後調查張春橋、姚蓬子的歷史,整理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過去寫的文章。張春橋把一個紅衛兵組織的大多數負責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對2500名師生搜查、抄家,不僅翻箱倒櫃,還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騰了13個小時。同時派記者現場採訪,派專人驗收,結果一無所獲。張春橋大失所望,訓斥:“對政治材料不夠重視”,要好好“吸取這個教訓”。他很快領悟到材料都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要毀掉這批材料,必須整垮、整死這批同志。1970年11月,張春橋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為名召開座談會,在會上大罵反對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對他們“用椎子”,“動刀子”。並宣稱:“中央已經把殺人權交給我們了”,“什麼紅衛兵小將犯錯誤,這次該殺的就要殺”。在他的指使下,製造“三分鐘抓一個反革命”的樣板,將大批群眾幹部抓起來,兩幢教工宿舍改為監獄一樣的隔離室。重點人員關進潮濕陰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準治療。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離室裝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書,播放這些被關人員親屬的泣不成聲的講話錄音,將人逼瘋、跳樓,身亡後,被扣上“畏罪自殺”的帽子。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學陳美痕、徐嘉然、陳效宗、嚴中、熊自強等6名共產黨員1967年5月在外調時發現張春橋於1936年參加過“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委員會”。他們認為像張春橋這樣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會對黨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分別上報黨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會。在附件列出參加這個組織的名單,其中就有張春橋。於是他們被扣上“整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竊取國家機密”等罪名。1967年底張春橋批示:“怎麼壞人揪壞人?”於是他們成為壞人。從清隊、整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風,每次運動都要把他們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厲害,持續8年之久。

公安局曾成立一個30年代文藝黑線專案組。張春橋怕查到自己頭上,下令把這個專案組的辦案人員和材料全部併入市革委會專案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後以“舊公安人員不可靠”,全部趕出專案組。一個人曾接待過交通部外調人員,按規定為他們轉了一封介紹信。因外調接觸到江青1934年被捕情況。王少庸下令將材料追回,將交通部的兩名外調人員及這位公安和他一起工作的兩位公安統統抓起來,打成五一六分子。解放初期,公安局接管一批敵偽檔案和30年代的報刊。江青說公安局有她的“特別檔案”。張春橋立即指使當時負責公檢法的空四軍第一政委王維國,集中1000人,到公安局翻箱倒櫃,“清理檔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資料50餘冊,查封30年代的書刊15000冊,拿走張春橋、張春橋父親、姚蓬子材料一大批。張春橋說:“看檔案要有控制”,“敵偽檔案不一定可靠”,“登報的不一定是叛徒”。張春橋以“防擴散”為名,下令凡涉及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材料,一不準外傳,二不準擴散,三不準登記,四不準辦簽發手續。以“收集無產階級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將檔案處兩名處長、兩名幹部押送到北京長期關押,將處長王學純折磨得下肢癱瘓,有病不讓治。在場的醫護人員看不下去,提出抗議。他們竟然將人抬出病房,把她拖進冰冷的房間,連續數小時逼供。將王學純迫害致死。

張春橋直接指使王維國捏造了17件所謂“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偵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兩位書記和97名公安幹警打成反革命。一個處250多人,有137人以“偵察控制無產階級司令部”罪名被關押,51人打成反革命。1969年初,張春橋說公安幹警“反動、頑固、狡猾”,對他們就是“要突出一個狠字”,鼓吹“打人是覺悟高的表現”,“假的要當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樣一串一串摘”。在公安系統大搞白色恐怖,刑訊逼供,大搞“疲勞戰”、“車輪戰”、“火線學習班”、“大兵團作戰”、“夜開花”、“開刀間”,用冷水澆,熱水燙,反綁吊打,直到木棍打斷,銅條打彎,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燒鬍子眉毛”、“抽筋”、“剝皮”、“坐地老虎凳”、“假槍斃”等三四十種法西斯式的刑罰。市公安局院內拷打聲、慘叫聲不斷,周圍居民都聽不下去。

整人手段如此殘忍,令人不寒而慄。

張春橋的家書會讓人誤認為他僅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熱衷於思想理論,其實,他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充滿了暴力和血腥。限於篇幅,我僅舉胡永年一個例子。

文革初期,上海足球隊隊員胡永年造反,被張春橋看中。1967年1月,全市掀起第一次反張春橋的高潮,張春橋指使胡永年四處鎮壓。胡永年調動人馬,把在南京路刷反對張春橋大字報的紅衛兵強行拖入體委大樓,進行圍攻、辱罵,並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脅他們將大字報撕下來。張春橋吹捧胡永年為:“我們的胡司令!”“我們的大炮!”1967年6月,市體委革委會成立時,張春橋親自將原上報擔任革委會主任的人拿掉,讓胡永年擔任上海體育革委會的主任,後來張春橋點名讓胡擔任市革委會委員、市文教組核心成員、市保衛組副組長,親自委託他抓上海的“社會治安”,甚至將胡評為全市先進個人。1968年4月第二次炮打張春橋時,投桃報李,胡永年立即到體委的基層單位拍著胸脯叫喊:“張春橋我就是要死保,保定了。”他帶人看地形,策劃武鬥方案。

1967年至1968年,胡永年在張春橋的指使下,在社會上到處插手,挑動武鬥,大搞打砸搶。他把工人群眾成批地捉進體委大樓,強迫他們脫去鞋襪,跪在地上,或綁在長凳、乒乓台上,胡永年帶頭用鞭子抽,木棍、鐵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放狼狗咬,將人打死。1968年1月胡永年召開體委系統大會,在會上,他說:“氣氛不夠”,帶頭毒打幹部,許多沒有任何問題的幹部,有的被打成鼻青臉腫,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齒掉了好幾個,有的當場大腿被打斷,有的被打倒,還跳上背部繼續用腳踩,還不能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之後,體委系統打人更加肆無忌憚。他經常說這個單位的當權派不老實,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開現場會,他督戰、動手對一名幹部審訊,一邊打耳光,一邊要他回答問題,讓他舉起兩手,稍微垂下來,胡永年就用煙頭燙,用大頭針扎。從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幾個小時。在他的現場示範後,體委系統的逼供信更加猖獗。

1969年過年體委系統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惡行徑,張春橋、王洪文立即通過馬、徐、王派人將這場鬥爭壓下去。後來在“一打三反”中群眾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卻說:“上海的幾個司令,胡永年還是比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來。

1974年毛澤東指示解放原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並分配工作。張春橋極力阻止,同時下令要給一批因表現不好而被群眾反下去的老造反派“落實政策”。馬、徐、王按照張春橋旨意讓胡永年當體委副主任,重新提上來。

張春橋授意要把胡永年拉入黨內,對他的嚴重問題,採取“不要內查外調,不要接觸本人,從現有材料中找出結論”的辦法。這件事由於遭到體委系統廣大黨員的強烈反對,未能得逞。1975年徐景賢找胡永年密談,當面給黨票,說:“祝你早日入黨”。王秀珍向胡交底:“你們這些人的組織問題,要通過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領導,你們可不要著急呀。”

以上所舉,不過是張春橋在台上期間的幾個側面而已。就這也足以看到他的人格並非表裡如一,施政更無人性可言。後人讀書,切不要被他書信集中營造的家庭溫情、“革命理念”一葉障目,而忽視張春橋真實、醜陋、殘酷、血腥的一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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