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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中國怎樣對待毛澤東的「遺產」

《決議》把毛澤東分為兩個階段:晚年的毛澤東和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時期。晚年的毛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是光輝的。《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說《決議》是一部歷史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

◇毛澤東的遺產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了。在他逝世27天以後,他的夫人江青和其他三位文革領導骨幹被捕。持續十年的文革隨之結束。

文革結束以後,毛澤東留下了的遺產很豐富,他主要的遺產是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高度集中的政權。在這一點上,他超過了秦始皇和漢武帝。他的遺產中有兩大問題,一是貧窮;二是專制。這兩大問題都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識形態背景。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人在短時期內很難解決這兩個問題。然而,三十多年後,中國的變化超出任何人的想像。中國是怎樣從文革困境中走出來的?毛留下的問題是不是真正解決了?今天我就這個問題試作探討。

一,毛澤東的經濟遺產

1949年以後,結束了長期的戰亂,在和平環境下,基數很低的國民經濟,自然有一個快速的增長〔1〕。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綜合國力的差距越來越大。195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4.7%,1980年這個比重下降到2.5%。1976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134.4億美元(按當年匯率折算),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0.7%。〔2〕

物資極度匱乏。糧、布、糖、肉、蛋、自行車、手錶、縫紉機等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各種票證成了比人民幣更為重要的“特種貨幣”。

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3〕從農民身上積累工業建設的資金,從而把農村推向貧困。農業集體化運動及隨後的人民公社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的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全國人均糧食產量1956年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直到1978年才達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從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國農民基本上沒有吃飽過。

七十年代末,中國的農村一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一無所有,連村子周圍的樹木都被砍光,成了光禿禿的“和尚村”。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僅有76元(按當年匯價1美元1.72元人民幣計算,合44.2美元,平均每天0.12美元〔4〕),其中兩億農民的平均年收入低於50元。1978年,中國農民中,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另有一些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5〕1978年,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前期(即農業集體化以前)的農民約佔農民總數的三分之二,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1936年。〔6〕

在毛澤東時代,城鄉差別很大。那麼,處於城鄉差別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較富裕呢?不是。1975年,我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生產第一線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按當年匯率1.97計算,為21美元),再沒有其它收入。居民家庭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在天津,我走訪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擠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破舊平房裡的情況十分普遍。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

工人工作環境很惡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勞動衛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個調查材料證明,工人勞動保護很差,職業病很普遍,不少工人因工中毒。天津化工廠電解車間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佔總人數的79%。

幾十年來,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辛勤勞動、節衣縮食,為什麼還這麼窮呢?

這是因為:消滅了私有經濟,實行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由國家政權直接組織經濟活動。

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活動,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

計劃經濟體制在技術上缺乏可行性〔7〕。在資源配置上用人們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計劃決策失誤不斷地造成巨額浪費。更重要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懶惰之風盛行。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創新精神被壓抑。經濟機體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

計劃經濟就是命令經濟。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為了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要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一律。

二,毛澤東的政治遺產

在王權專制時代,由於交通、通訊、武器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皇家的願望,皇權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還有荒蠻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靠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來實現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黨內不同意見很難表達,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和監督力量很微弱。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一個工廠的車間、班組和廣大農村的田頭、地角,深入到所有的機關、學校和一切單位。在每一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而各級黨組織,第一把手又凌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俯首聽命。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由於對各級領導人缺乏監督,特權就不斷發展。官僚特權造就了嚴重的官民矛盾。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之一,是想解決官僚特權問題。然而,他不是建立權力制衡制度來阻止特權,而是用沒有制衡的最高權力來制止官僚的特權,當然不會有好的結果。“文化大革命”以後官僚特權進一步發展。

政治遺產的靈魂是理論遺產。毛澤東的理論遺產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之後、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消滅了階級以後,還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開展階級鬥爭,甚至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的理論遺產構成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多年來,為了將意識形態灌輸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就施行嚴密的輿論控制。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最高權力中心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集中智慧,全力論證黨政策、路線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極盡才華,歌誦黨和領袖;一切新聞機構,都夜以繼日地發布證實黨英明、正確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任務。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力。通過組織手段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人們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黨的意識形態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國人的思想“一體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文革結束後中國的政治光譜

文革結束後,人們期待改變極度貧困和極端嚴酷的政治,期待一場大的變革。

然而,變革的方向和深度,要由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來決定。文革結束以後,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左右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力量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經濟上堅持計劃經濟體制。

粉碎“四人幫”,使得這股力量大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一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不一定都反對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毛晚年的路線在幹部和群眾中還有一定的基礎。

第二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在政治上鬆動一些,經濟上回到五十年代。他們認為,計劃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五十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所以,他們主張,在計劃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是這一主張的代表。

第三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

持這種看法的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文革結束之後,還沒有人敢說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要求“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是這種力量的代表。

第四種力量是,在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一種主張徹底的改革的力量。這就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剛結束時,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主流社會,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只是在民間和少數知識分子有這種主張。

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餘力量和堅持毛晚年路線的人們,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力量和陳雲代表的第二種力量。中國的前途不是由每一種力量單獨決定的,是由四種力量角逐中形成的合力來決定。

前三種力量,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堅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只有第四種力量主張建立民主制度。在第四種力量比較弱的時候,前三種力量圍繞經濟改革的目標相互鬥爭。一旦第四種政治力量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時,前三種政治力量就聯合起來共同打壓。

◇如何擺脫歷史慣性

如何處理毛澤東的遺產,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

繼毛澤東之後,作為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對解決這個難題沒有大的建樹。1976年10月26日,他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談揭批“四人幫”時說:“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顯然體現了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意圖。華國鋒還發表文章,提出“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8〕。

儘管華國鋒下台時加在他頭上的幾條“罪狀”十分牽強,儘管在他主政的兩年多時間裡,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深圳經濟特區已經在醞釀,但是,“兩個凡是”的負作用還是不能否認的。

“兩個凡是”的提出無疑有歷史慣性的作用。多年灌輸的意識形態為毛的體製作出了合法性的注釋。多年靠這種意識形態維持權力的官員,不少人支持毛的體制。大批對這種意識形態深信不疑的政治愚民,也是毛體制的盲目支持者。對毛澤東的迷信已經深入到很多人的細胞和血液之中,誰敢說毛主席的話不是真理?誰敢對“最高指示”有半點遲疑?當時,挑戰毛澤東的體制就會危及身家性命。華國鋒雖然有抓捕毛夫人江青的勇氣,卻沒有擺脫歷史慣性力量。

在“兩個凡是”的約束下,華國鋒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方針。抓綱,就是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當時階級鬥爭的具體內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幫”運動和“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治國,就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華國鋒要求各地建設“大寨縣”,堅持農業集體化,反對農村包產到戶。

揭、批“四人幫”還是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展開。揭、批“四人幫”的主要內容是,揭“四人幫”如何“陰謀奪取權力”。細分析一下,“陰謀奪權”並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在於,掌握權力以後把中國引向何處。也就是說,當時需要揭批的是“四人幫”的政治路線。這對華國鋒來說,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為“四人幫”的政治路線,正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既要表示他是毛澤東的忠實繼承者,他不僅不可能(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批判這一政治路線,還要高舉這一旗幟。於是,在揭批“四人幫”時出現了奇特的扭曲現象:說“四人幫”背叛了他們自己所極力堅持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晚年的路線。這種批判在政治和理論上形成了無比尷尬的局面。

當時的報刊的宣傳邏輯混亂,牽強附會。說“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9〕說“揭出‘四人幫’反黨集團,又一次證明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修正主義上台,法西斯上台,資本主義復辟,我們黨就要變修,國家就要變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就會喪失”〔10〕。說“‘四人幫’干擾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新的冤案又不斷被製造出來。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長安街貼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即“四五運動”)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並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在遼寧旅大市,出現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吉林省長春市青年史雲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兩年以後,於1976年12月9日被處以死刑,立即槍斃。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被槍決。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攻擊林彪、同情劉少奇,關押了幾年,1977年12月4日被槍斃。華國鋒主政期間,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這些被殺的人,多數是思想解放的先鋒。

“兩個凡是”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固定下來了。華國鋒作繭自縛,他很難有所作為;“兩個凡是”像一根繩索,它捆住了人們的手腳,中國不能前進。

當時很多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和撤銷鄧小平職務都是毛澤東欽定的。要堅持“兩個凡是”,這兩個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必須向“兩個凡是”挑戰。在高層,鄧小平是向“兩個凡是”挑戰的代表人物。

當時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鄧小平用政治智慧規避了風險。他用抬高毛澤東思想的話語來降低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11〕。他在“必須世世代代地”這個豪華的包裝中,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漂亮的卻伸縮性很大的詞語,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他解釋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12〕

然而,怎樣鑒別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呢?由誰來鑒別呢?如果沒有客觀標準,那隻能靠新的超級權威作為最高裁決。這新的超級權威也可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裁決。送走了一個毛澤東,又再造一個“毛澤東”。這顯然是不行的。於是,就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幾十年來,都把毛澤東的話當做最高標準。判斷一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準則。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是用社會實踐標準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標準。這場大討論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引發的。文章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是孫長江、胡福明,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在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中起了關鍵作用。

社會實踐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短期找到結論,它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才能夠明辨是非。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包含著一個重要任務——真實地還原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客觀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這就要顛覆幾十年來官方按照意識形態的需要編定的歷史教科書。執政者不允許這樣做。這為進一步解放思想設置了障礙。

不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是破除了對毛澤東迷信。這個“現代迷信”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二十多年。現在終於要砸碎精神枷鎖!

◇一股洶湧的民主浪潮

枷鎖一旦鬆動,就出現了勢不可擋的洶湧浪潮。這浪潮猛烈衝擊著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思想堤防。其標誌就是“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西單牆是民間的,理論務虛會是官方的。什麼是慣性?牛頓慣性定律:如果沒有外力的作用,物體會一直保持原來的運動或靜止狀態。對毛的體制和意識形態來說,民主浪潮就是扭轉歷史慣性的外力。

“西單牆”,是從北京電報大樓到西單路口的兩三百米的一段臨街牆。毛澤東時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文革結束後,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從1978年春天開始,長安街北側的這段牆,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求救文字的園地,後來很多人貼出小字報、大字報,發表自己的政治訴求。小字報、大字報越貼越多,幾百米的牆全被貼滿,每天都是新的覆蓋舊的。看大字報的人常常是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站在裡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有的聽,有的記錄。通宵達旦,人流不息。這段牆就被人稱為“民主牆”。北京的“民主牆”的影響到全國,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類似的“民主牆”。

“西單牆”的大字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比較集中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冤假錯案的申訴。除了個人的申訴以外,還有泛泛地傾訴冤案無處申訴的怨忿。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開始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有的大字報呼籲為劉少奇平反。三是對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報控訴中國沒有民主,呼籲建立民主制度。四是對毛澤東的評價。開始有人批評毛澤東。貴州的《啟蒙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貼的大字報用寓言詩的形式,暗示毛澤東是封建專制。黃翔的《火神交響詩》,提出“把暴力和極權交給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搗亂和拆毀”。五是對“凡是派”的批評。

“西單牆”繼續發展。出現了各種民間報刊。又由地下報刊發展為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北京的民間報刊有:《四五論壇》、《今天》、《群眾參考消息》、《民主牆》、《求是報》、《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啟蒙》、《人民論壇》等數十種。上海的民間報刊有《民主之聲》、《未名》、《青年筆記》等。民間政治組織有“啟蒙社”、“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天津“覺悟社”,等等。

“西單牆”繼續發展,單純用文字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眾多的人發表意見的需要了。於是,就出現了“民主牆”討論會。討論會的聲勢越來越大。在討論會上演講者措辭激烈,富有煽動性。

與民間民主浪潮相呼應,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也發出了強烈的民主呼聲。這就是理論務虛會。理論務虛會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

理論務虛會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間過年休息了5天)。這一階段強調撥亂反正的主題。第二階段計劃從3月開到4月。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鬍耀邦代表黨中央講話,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他號召大家,“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13〕鄧小平也指示這個會“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討論者的發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問題;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問題;個人崇拜問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問題;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論證反封建主義的任務,等。……一些理論工作者發言尖銳,對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全面、比較深刻的檢討,過去不敢想、不敢說的問題都提了出來進行討論。

理論務虛會是上層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力量的衝擊波,“西單牆”是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受舊體制之害最深的底層群眾的衝擊波。二者合流,構成了中國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瀾壯闊的民主浪潮。

鄧小平開始是支持“西單牆”的。1978年11月26日,他對前來中國訪問的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14〕葉劍英12月13日的講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典範。”

12月初,鄧小平出席了中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之後,對法國記者也說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話。在同“凡是派”作鬥爭中,鄧小平還要藉助民間的力量,還要借用黨內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蘇學為體”“西學為用”

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對毛時代的激烈批判,“西單牆”引發的群眾請願,上海下鄉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使高層感到,這些將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高層一些人對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很不滿意。鄧力群說:“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說:“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15〕鄧小平感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擔心局勢失去控制,他也受到了來自黨內多方面的壓力。

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2月22日結束。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作報告,聽眾不僅僅是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幾百人,在首都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滿了整個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人感到,這是向全黨、全國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動員大會。他的話音剛落,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中說: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大家都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16〕

鄧小平當時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是為了穩定社會,為了穩固政權,如果國家出現亂局,不僅不可能改革開放,局面也難以收拾。“四項基本原則”最關鍵的是“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一切資源都掌握在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力量,中國的問題還得由共產黨來解決,即由共產黨領導的改革來解決。這是當時中國的現實狀況,也是當時中央高層的共識。然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可以理解為堅持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如果真的全盤繼承毛澤東體制和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改革開放了。為此,鄧小平對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詮釋。共產黨的教科書上將社會主義定為幾個特徵: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鄧小平不提這些,卻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7〕

為了維持穩定,三四月間,北京抓了幾個人,剎住了“西單牆”引起的民主浪潮。各地也逮捕了一些人。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自12月8日起,禁止在“西單牆”和其它地方張貼大字報。與“民主牆”同時出現的民間刊物和民間組織也消失了。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建議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第45條,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同年8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這一建議。從此,在中國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報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就必須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明快、乾脆地回答:“永遠保留下去。”他接著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問題以後,鄧小平主持起草一個重要文件,為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一個結論。這個文件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

從1979年11月開始,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這個文件。在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發表過10次談話。詳盡地談了他的看法。初稿形成後交給黨內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又在不同範圍內徵求意見。經過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高級幹部的討論過程,是達成妥協、取得共識的過程。

《決議》把毛澤東分為兩個階段:晚年的毛澤東和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時期。晚年的毛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是光輝的。《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說《決議》是一部歷史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黨內高層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歷史活劇。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遺產,在經濟體制上,推行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87年,趙紫陽將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一種形式表達:堅持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發展經濟的經驗。這類似清朝末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思想。〔18〕“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體制,“西學為用”,就是引進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層面的經驗,強化晚清的政治體制,鞏固晚清的政權。在鄧小平時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學為體”,改革開放就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制度。由於這個制度來自蘇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蘇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就是引進和利用西方的經驗,發展經濟,以此來鞏固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幕,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改革開放,使得多年被壓制的社會活力一下子迸發出來,再加上吸收西方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使經濟持續三十多年快速增長,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超過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的趨勢。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鄉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和歐、美髮達國家相比,中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是舉世公認的成績。這是將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製造就的奇蹟,這是多年禁錮的勞動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後,必然出現的奇蹟。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擺脫多年極度貧困的應有之義,在這一點上,各種政治力量都有共識。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旦作為最高的共識,就取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取代,就出現了社會寬鬆的效果: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賤民及其家屬上億人取得了政治平等的地位,這是一次了不起的人道主義壯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對外開放。這就對世界局勢的評估發生了變化:用“和平發展的時代”取代“革命和戰爭的時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的自由帶動了政治體制有所改善: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實行任期制;最高領導集團中由一個人說了算到集體負責制;地方政府有相對獨立的事權和財權,地方有相對獨立的利益;雖然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但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所鬆動,輿論一律的情況有所改變。以上這些,使中國人的自由度也比過去大大地提高了。

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有巨大進步。但是,毛澤東遺留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在繁榮背後還隱藏著危機。

◇權力市場經濟

毛澤東提出“當權派”這一概念,就包含著官民對立的意思。對中國來說,這有著強烈的針對性。掌握國家大權的官僚們,控制著全國的一切資源,普通民眾只能接受官僚的支配。這種體制很容易產生官僚特權。毛澤東動員群眾揭露和批判官僚制的弊端,企圖通過“繼續革命”來克服。然而,毛澤東不可能承認,官僚特權的形成,是政治壟斷、經濟壟斷和思想壟斷的結果,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文革不僅不能觸動“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個制度,反而還要強化這個制度,這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

中國的官僚體系是一種縱向命令、層層授權的等級制度,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將這種制度稱為科層制,也叫官僚制。中國社會學家孫越生指出國家有三重性:階級國家;官僚國家;公共國家〔19〕。作為公共國家,官僚體系承擔著管理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任務。只有從制度上、法律上不斷完善、加強對權力的制衡,才能防止“社會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才能克服官僚制的弊端。文革初期,毛澤東號召群眾按巴黎公社原則“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砸爛以後靠誰來管理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最後還得把官僚們請回來。所以,文革最後勝利者必然是官僚集團。

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體系的過程,是中國的官僚制度迅速發展和急劇膨脹的過程,形成了1949年以來最龐大、最強壯、最細密的官僚體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全面強化了官僚制度。官員隊伍的膨脹就是一個明顯的指標。官員隊伍的膨脹從1970年重建政權機構時就開始了,到改革開放時期更加嚴重。

官員過多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太大的壓力,又使得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效率低下。多少年來,當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精簡機構,壓縮人員。但是,官員人數還是越來越多,形成了膨脹—壓縮—再膨脹的螺旋式擴張。

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就業人數〔20〕(年底數)單位:萬人

=================================

年代人數

1965287

1975357.6

1979451

1980477.1

1981506.7

1985799

1986872

1987925

1988971

19891022

19951248

文革初期,黨政機關受到衝擊,上述財政供養的非事業單位的人數降到240萬以下。恢復秩序以後,官員人數迅速膨脹,1975年達357.6萬人。以後經過多次精簡和多次擴張。1996年為了精簡政府機構,將一些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屬單位劃為事業單位(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事業單位的費用不在“國家行政管理費用”中開支,因此公務員人數有所減少。但是,1996年公務員還有1096萬人。〔21〕

在公務員數量螺旋式擴張的鏈條中,後一次擴張比前一次擴張數量更大,勢頭更猛;後一次壓縮比前一次壓縮更為困難,更為無力。1996年以後的數據我沒有拿到,從國家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的膨脹也大體可以看到官僚體制的膨脹狀況:

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22〕單位:億元

===================

年代數量

197849.1

1985143.6

1990303.1

1993535.8

1994729.4

1995872.7

19961040.8

20001787.6

20052883.5

20063355.8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是1978年的68.35倍!從2007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的沒有“國家行政管理費用”這一項,而有“一般公共服務”,這應當是和“國家行政管理費用”相當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數據是:2007年8514.2億元;2008年9795.9億元;2009年9164.2億元;2010年9337.2億元,2011年10987.8億元;2012年為12890.8億元;2014年為13876.2億元。〔23〕7年增長了63%。

值得注意的是,在幹部隊伍的擴張中,領導幹部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一般幹部的增長速度。有些單位領導人過多,常為排位子、分物資、坐車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為排列副職的先後順序大傷腦筋,只好列名單時把老張排在前,開會時讓老李坐在前,作報告時讓老王講在前。

在官僚隊伍膨脹的同時,警察隊伍也大加膨脹。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時,說“警力不夠”,就調動了幾十萬軍隊,後來就加快擴充警察隊伍。1992年擴充到130萬人。到新世紀,擴充到數百萬人。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摘要》中,有幾個年度在“各地財政支出分項數”中公布了“武裝警察部隊支出”,現摘其數字列表如下:

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單位:萬元

====================

年代數量

199756,111

1998104,632

2002208,522

2003242,441

2004309,307

2005410,708

2006626,459

資料來源:從歷年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中摘取。

上表中的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不包括中央一級武裝警察的支出。從上表中可看出“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增速度之快。在2006年以後,國家統計局沒有公布這個數字。2006以後更加強調維穩,維穩費用超過了國防費用,這個數據一定增長更快。

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互動:改革開放為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創造了物質條件,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扭曲了改革進程。

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結果,就造成了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所謂權力市場經濟,即國家行政權力主導和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而這種權力,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沒有經過大的改革的權力體系,是不受制衡的權力體系。有人將權力市場經濟稱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政府的管理範圍和政府行為又不受憲法的約束。政府主導實際是官僚集團主導。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官僚集團用行政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規則被官僚集團的意志嚴重扭曲。

權力市場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是失去社會公正。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的成本的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為了減輕國有企業負擔、扭轉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的局面,幾千萬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在城市化過程中,一些農民失去了土地;兩億多農民在城市做工,卻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經濟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權貴們佔有了蛋糕最大、最有營養的部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條件之一。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者和無權者進行交易,必定前者勝,後者敗。這樣,財富就向有權的人和與權力有關係的人集中。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權力,具有強大的吸金優勢,一些權力中心成了填不滿的吸金黑洞。因此,在大量沒有權力背景的人當中,就產生了“仇官”和“仇富”情緒。

由於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權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權力控制市場、操縱交易、權力本身也進入了市場。權力操縱資本,資本收買權力。一旦權力進入了市場交易,由於“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萬家企業不得不“購買”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貴的“商品”。權力越大,控制的社會資源越多,越容易發財。

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能把一件事情辦成功,不在於你有多少才能,而在於你是否和掌權的關鍵人物有關係。同掌權的人關係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在賣官鬻爵的選官過程中,建立起上下級關係,形成了人身依附、團團伙伙,是一張人事關係網。權力進入市場以後,同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上級和下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聯結成了利益關係網。無論是幹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網,還是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網,都是偏離社會正義的黑網。這樣的“互聯網”是產生腐敗的溫床、保護腐敗的同盟。

在權力不受制衡的同時,資本的貪婪也沒有受到節制。資本是一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裡,哪裡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其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表達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批判資本貪婪的著作汗牛充棟。馬克思說過“資本的每個毛孔中都充滿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人們今天在利用資本的時候,卻忘了資本貪婪的這一面。黑磚窯事件〔24〕、毒奶事件〔25〕等種種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們,資本的貪婪性是不會改變的。資本報酬擠壓勞動報酬。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53.4%,2007年為39.74%。7年間,勞動報酬佔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和勞動報酬比重下降相對應的是資本報酬所佔的比重上升。〔26〕

資本的貪婪和權力的濫用惡性結合,是當今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是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超級富豪的隊伍逐漸壯大。中國的超級富豪中很多是權力和資本幕後交媾的產物。

與富可敵國的權貴集團相對應的是龐大貧困群體。如果採用世界銀行用每天人均消費低於1美元作為國際貧困標準算,中國貧困人口遠遠超過1億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27〕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敗,而且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這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只要權力市場經濟這個制度存在,腐敗分子就會像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制度性腐敗的土壤滋生了權貴階層。由於權力市場經濟體製為權貴階層造就了巨大的利益,還在繼續造就利益,權貴階層就力圖保持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更加堅持“蘇學為體”,千方百計地阻礙政治體制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用“權貴資本主義”來描述這個制度。他這個說法有相當的現實性和尖銳性。但是,這一說法誤讀了資本主義,也迴避了權力的責任。所以,我一直堅持用“權力市場經濟”來描述這個制度。

◇第五個現代化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體系”和“制度”在英語中是一個詞(system),這說明,中共中央要著手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制度。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制度,決不是沿襲兩千年的專制制度,決不是已經被俄國和東歐廢除的蘇式制度,也決不是製造不平等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那是什麼制度呢?只能是憲政民主制度,就是中國仁人志士渴望了百年的制度。“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第五個現代化”。中國早就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這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即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防止權力和資本成為統治民眾的暴君,讓權力和資本成為廣大民眾的福祉。如果真正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為目標,中國就要走出“蘇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死胡同,就要走出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的陷阱,就會實現現代制度文明。

當然,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以問題為導向,解決一個問題就前進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向目的地。問題導向,步步前進,必須是主動的,自覺的。如果沒有自覺的、主動的和平漸進,矛盾不斷積累,就可能發生突變。突變的前景是不可知的,是危險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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