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遺產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了。在他逝世２７天以後，他的夫人江青和其他三位文革領導骨幹被捕。持續十年的文革隨之結束。
文革結束以後，毛澤東留下了的遺產很豐富，他主要的遺產是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高度集中的政權。在這一點上，他超過了秦始皇和漢武帝。他的遺產中有兩大問題，一是貧窮；二是專制。這兩大問題都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識形態背景。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人在短時期內很難解決這兩個問題。然而，三十多年後，中國的變化超出任何人的想像。中國是怎樣從文革困境中走出來的？毛留下的問題是不是真正解決了？今天我就這個問題試作探討。
一，毛澤東的經濟遺產
１９４９年以後，結束了長期的戰亂，在和平環境下，基數很低的國民經濟，自然有一個快速的增長〔１〕。但是，和已開發國家相比，綜合國力的差距越來越大。１９５５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４.７％，１９８０年這個比重下降到２.５％。１９７６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１３４.４億美元（按當年匯率折算），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０.７％。〔２〕
物資極度匱乏。糧、布、糖、肉、蛋、自行車、手錶、縫紉機等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各種票證成了比人民幣更為重要的「特種貨幣」。
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３〕從農民身上積累工業建設的資金，從而把農村推向貧困。農業集體化運動及隨後的人民公社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的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全國人均糧食產量１９５６年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直到１９７８年才達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從１９５３年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國農民基本上沒有吃飽過。
七十年代末，中國的農村一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一無所有，連村子周圍的樹木都被砍光，成了光禿禿的「和尚村」。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１９７８年，全國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僅有７６元（按當年匯價１美元１.７２元人民幣計算，合４４.２美元，平均每天０.１２美元〔４〕），其中兩億農民的平均年收入低於５０元。１９７８年，中國農民中，有１.１２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１.９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２.７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另有一些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５〕１９７８年，生活水平不如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即農業集體化以前）的農民約占農民總數的三分之二，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１９３６年。〔６〕
在毛澤東時代，城鄉差別很大。那麼，處於城鄉差別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５年，我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生產第一線７０％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４１.５元（按當年匯率１.９７計算，為２１美元），再沒有其它收入。居民家庭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在天津，我走訪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擠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破舊平房裡的情況十分普遍。１９５０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３平方米。五十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寮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
工人工作環境很惡劣。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天津勞動衛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個調查材料證明，工人勞動保護很差，職業病很普遍，不少工人因工中毒。天津化工廠電解車間８５人中有７６人汞吸收，占總人數的７９％。
幾十年來，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辛勤勞動、節衣縮食，為什麼還這麼窮呢？
這是因為：消滅了私有經濟，實行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由國家政權直接組織經濟活動。
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活動，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
計劃經濟體制在技術上缺乏可行性〔７〕。在資源配置上用人們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計劃決策失誤不斷地造成巨額浪費。更重要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懶惰之風盛行。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創新精神被壓抑。經濟機體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
計劃經濟就是命令經濟。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為了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要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一律。
二，毛澤東的政治遺產
在王權專制時代，由於交通、通訊、武器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皇家的願望，皇權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還有荒蠻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靠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來實現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黨內不同意見很難表達，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和監督力量很微弱。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一個工廠的車間、班組和廣大農村的田頭、地角，深入到所有的機關、學校和一切單位。在每一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而各級黨組織，第一把手又凌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俯首聽命。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由於對各級領導人缺乏監督，特權就不斷發展。官僚特權造就了嚴重的官民矛盾。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之一，是想解決官僚特權問題。然而，他不是建立權力制衡制度來阻止特權，而是用沒有制衡的最高權力來制止官僚的特權，當然不會有好的結果。「文化大革命」以後官僚特權進一步發展。
政治遺產的靈魂是理論遺產。毛澤東的理論遺產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之後、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消滅了階級以後，還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開展階級鬥爭，甚至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的理論遺產構成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多年來，為了將意識形態灌輸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就施行嚴密的輿論控制。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最高權力中心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集中智慧，全力論證黨政策、路線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極盡才華，歌誦黨和領袖；一切新聞機構，都夜以繼日地發布證實黨英明、正確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任務。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力。通過組織手段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人們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黨的意識形態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國人的思想「一體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文革結束後中國的政治光譜
文革結束後，人們期待改變極度貧困和極端嚴酷的政治，期待一場大的變革。
然而，變革的方向和深度，要由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來決定。文革結束以後，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左右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力量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經濟上堅持計劃經濟體制。
粉碎「四人幫」，使得這股力量大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一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不一定都反對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毛晚年的路線在幹部和群眾中還有一定的基礎。
第二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在政治上鬆動一些，經濟上回到五十年代。他們認為，計劃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五十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所以，他們主張，在計劃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是這一主張的代表。
第三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
持這種看法的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文革結束之後，還沒有人敢說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要求「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是這種力量的代表。
第四種力量是，在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一種主張徹底的改革的力量。這就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剛結束時，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主流社會，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只是在民間和少數知識分子有這種主張。
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餘力量和堅持毛晚年路線的人們，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力量和陳雲代表的第二種力量。中國的前途不是由每一種力量單獨決定的，是由四種力量角逐中形成的合力來決定。
前三種力量，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堅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只有第四種力量主張建立民主制度。在第四種力量比較弱的時候，前三種力量圍繞經濟改革的目標相互鬥爭。一旦第四種政治力量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時，前三種政治力量就聯合起來共同打壓。
◇如何擺脫歷史慣性
如何處理毛澤東的遺產，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
繼毛澤東之後，作為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對解決這個難題沒有大的建樹。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他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談揭批「四人幫」時說：「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４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顯然體現了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意圖。華國鋒還發表文章，提出「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８〕。
儘管華國鋒下台時加在他頭上的幾條「罪狀」十分牽強，儘管在他主政的兩年多時間裡，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深圳經濟特區已經在醞釀，但是，「兩個凡是」的負作用還是不能否認的。
「兩個凡是」的提出無疑有歷史慣性的作用。多年灌輸的意識形態為毛的體製作出了合法性的注釋。多年靠這種意識形態維持權力的官員，不少人支持毛的體制。大批對這種意識形態深信不疑的政治愚民，也是毛體制的盲目支持者。對毛澤東的迷信已經深入到很多人的細胞和血液之中，誰敢說毛主席的話不是真理？誰敢對「最高指示」有半點遲疑？當時，挑戰毛澤東的體制就會危及身家性命。華國鋒雖然有抓捕毛夫人江青的勇氣，卻沒有擺脫歷史慣性力量。
在「兩個凡是」的約束下，華國鋒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方針。抓綱，就是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當時階級鬥爭的具體內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幫」運動和「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治國，就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華國鋒要求各地建設「大寨縣」，堅持農業集體化，反對農村包產到戶。
揭、批「四人幫」還是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展開。揭、批「四人幫」的主要內容是，揭「四人幫」如何「陰謀奪取權力」。細分析一下，「陰謀奪權」並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在於，掌握權力以後把中國引向何處。也就是說，當時需要揭批的是「四人幫」的政治路線。這對華國鋒來說，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為「四人幫」的政治路線，正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既要表示他是毛澤東的忠實繼承者，他不僅不可能（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批判這一政治路線，還要高舉這一旗幟。於是，在揭批「四人幫」時出現了奇特的扭曲現象：說「四人幫」背叛了他們自己所極力堅持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晚年的路線。這種批判在政治和理論上形成了無比尷尬的局面。
當時的報刊的宣傳邏輯混亂，牽強附會。說「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９〕說「揭出『四人幫』反黨集團，又一次證明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修正主義上台，法西斯上台，資本主義復辟，我們黨就要變修，國家就要變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就會喪失」〔１０〕。說「『四人幫』干擾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新的冤案又不斷被製造出來。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長安街貼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即「四五運動」）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並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在遼寧旅大市，出現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吉林省長春市青年史雲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兩年以後，於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被處以死刑，立即槍斃。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被槍決。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攻擊林彪、同情劉少奇，關押了幾年，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被槍斃。華國鋒主政期間，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這些被殺的人，多數是思想解放的先鋒。
「兩個凡是」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固定下來了。華國鋒作繭自縛，他很難有所作為；「兩個凡是」像一根繩索，它捆住了人們的手腳，中國不能前進。
當時很多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為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和撤銷鄧小平職務都是毛澤東欽定的。要堅持「兩個凡是」，這兩個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必須向「兩個凡是」挑戰。在高層，鄧小平是向「兩個凡是」挑戰的代表人物。
當時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鄧小平用政治智慧規避了風險。他用抬高毛澤東思想的話語來降低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１１〕。他在「必須世世代代地」這個豪華的包裝中，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漂亮的卻伸縮性很大的詞語，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他解釋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１２〕
然而，怎樣鑑別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呢？由誰來鑑別呢？如果沒有客觀標準，那只能靠新的超級權威作為最高裁決。這新的超級權威也可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裁決。送走了一個毛澤東，又再造一個「毛澤東」。這顯然是不行的。於是，就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幾十年來，都把毛澤東的話當做最高標準。判斷一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準則。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是用社會實踐標準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標準。這場大討論是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引發的。文章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是孫長江、胡福明，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在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中起了關鍵作用。
社會實踐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短期找到結論，它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才能夠明辨是非。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包含著一個重要任務——真實地還原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客觀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這就要顛覆幾十年來官方按照意識形態的需要編定的歷史教科書。執政者不允許這樣做。這為進一步解放思想設置了障礙。
不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是破除了對毛澤東迷信。這個「現代迷信」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二十多年。現在終於要砸碎精神枷鎖！
◇一股洶湧的民主浪潮
枷鎖一旦鬆動，就出現了勢不可擋的洶湧浪潮。這浪潮猛烈衝擊著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思想堤防。其標誌就是「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西單牆是民間的，理論務虛會是官方的。什麼是慣性？牛頓慣性定律：如果沒有外力的作用，物體會一直保持原來的運動或靜止狀態。對毛的體制和意識形態來說，民主浪潮就是扭轉歷史慣性的外力。
「西單牆」，是從北京電報大樓到西單路口的兩三百米的一段臨街牆。毛澤東時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文革結束後，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從１９７８年春天開始，長安街北側的這段牆，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求救文字的園地，後來很多人貼出小字報、大字報，發表自己的政治訴求。小字報、大字報越貼越多，幾百米的牆全被貼滿，每天都是新的覆蓋舊的。看大字報的人常常是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站在裡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有的聽，有的記錄。通宵達旦，墮胎不息。這段牆就被人稱為「民主牆」。北京的「民主牆」的影響到全國，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類似的「民主牆」。
「西單牆」的大字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比較集中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冤假錯案的申訴。除了個人的申訴以外，還有泛泛地傾訴冤案無處申訴的怨忿。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開始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有的大字報呼籲為劉少奇平反。三是對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報控訴中國沒有民主，呼籲建立民主制度。四是對毛澤東的評價。開始有人批評毛澤東。貴州的《啟蒙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貼的大字報用寓言詩的形式，暗示毛澤東是封建專制。黃翔的《火神交響詩》，提出「把暴力和極權交給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搗亂和拆毀」。五是對「凡是派」的批評。
「西單牆」繼續發展。出現了各種民間報刊。又由地下報刊發展為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北京的民間報刊有：《四五論壇》、《今天》、《群眾參考消息》、《民主牆》、《求是報》、《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啟蒙》、《人民論壇》等數十種。上海的民間報刊有《民主之聲》、《未名》、《青年筆記》等。民間政治組織有「啟蒙社」、「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天津「覺悟社」，等等。
「西單牆」繼續發展，單純用文字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眾多的人發表意見的需要了。於是，就出現了「民主牆」討論會。討論會的聲勢越來越大。在討論會上演講者措辭激烈，富有煽動性。
與民間民主浪潮相呼應，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也發出了強烈的民主呼聲。這就是理論務虛會。理論務虛會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
理論務虛會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２日（中間過年休息了５天）。這一階段強調撥亂反正的主題。第二階段計劃從３月開到４月。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代表黨中央講話，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他號召大家，「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１３〕鄧小平也指示這個會「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討論者的發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問題；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問題；個人崇拜問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問題；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論證反封建主義的任務，等。……一些理論工作者發言尖銳，對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全面、比較深刻的檢討，過去不敢想、不敢說的問題都提了出來進行討論。
理論務虛會是上層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力量的衝擊波，「西單牆」是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受舊體制之害最深的底層群眾的衝擊波。二者合流，構成了中國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瀾壯闊的民主浪潮。
鄧小平開始是支持「西單牆」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６日，他對前來中國訪問的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１４〕葉劍英１２月１３日的講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典範。」
１２月初，鄧小平出席了中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之後，對法國記者也說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話。在同「凡是派」作鬥爭中，鄧小平還要藉助民間的力量，還要借用黨內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蘇學為體」「西學為用」
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對毛時代的激烈批判，「西單牆」引發的群眾請願，上海下鄉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使高層感到，這些將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高層一些人對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很不滿意。鄧力群說：「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說：「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１５〕鄧小平感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擔心局勢失去控制，他也受到了來自黨內多方面的壓力。
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２月２２日結束。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鄧小平作報告，聽眾不僅僅是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幾百人，在首都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滿了整個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人感到，這是向全黨、全國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動員大會。他的話音剛落，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中說：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大家都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１６〕
鄧小平當時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是為了穩定社會，為了穩固政權，如果國家出現亂局，不僅不可能改革開放，局面也難以收拾。「四項基本原則」最關鍵的是「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一切資源都掌握在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力量，中國的問題還得由共產黨來解決，即由共產黨領導的改革來解決。這是當時中國的現實狀況，也是當時中央高層的共識。然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可以理解為堅持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如果真的全盤繼承毛澤東體制和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改革開放了。為此，鄧小平對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詮釋。共產黨的教科書上將社會主義定為幾個特徵：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鄧小平不提這些，卻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１７〕
為了維持穩定，三四月間，北京抓了幾個人，剎住了「西單牆」引起的民主浪潮。各地也逮捕了一些人。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６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自１２月８日起，禁止在「西單牆」和其它地方張貼大字報。與「民主牆」同時出現的民間刊物和民間組織也消失了。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建議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第４５條，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同年８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這一建議。從此，在中國盛行了近３０年的大字報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就必須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鄧小平接受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明快、乾脆地回答：「永遠保留下去。」他接著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問題以後，鄧小平主持起草一個重要文件，為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一個結論。這個文件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
從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開始，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這個文件。在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發表過１０次談話。詳盡地談了他的看法。初稿形成後交給黨內４０００名高級幹部討論，又在不同範圍內徵求意見。經過７次修改才定稿。１９８１年６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高級幹部的討論過程，是達成妥協、取得共識的過程。
《決議》把毛澤東分為兩個階段：晚年的毛澤東和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時期。晚年的毛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是光輝的。《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說《決議》是一部歷史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黨內高層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歷史活劇。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遺產，在經濟體制上，推行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１９８７年，趙紫陽將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一種形式表達：堅持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發展經濟的經驗。這類似清朝末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思想。〔１８〕「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體制，「西學為用」，就是引進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層面的經驗，強化晚清的政治體制，鞏固晚清的政權。在鄧小平時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學為體」，改革開放就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制度。由於這個制度來自蘇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蘇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就是引進和利用西方的經驗，發展經濟，以此來鞏固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幕，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改革開放，使得多年被壓制的社會活力一下子迸發出來，再加上吸收西方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使經濟持續三十多年快速增長，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超過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的趨勢。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鄉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和歐、美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是舉世公認的成績。這是將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製造就的奇蹟，這是多年禁錮的勞動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後，必然出現的奇蹟。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擺脫多年極度貧困的應有之義，在這一點上，各種政治力量都有共識。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旦作為最高的共識，就取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取代，就出現了社會寬鬆的效果：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賤民及其家屬上億人取得了政治平等的地位，這是一次了不起的人道主義壯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對外開放。這就對世界局勢的評估發生了變化：用「和平發展的時代」取代「革命和戰爭的時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的自由帶動了政治體制有所改善：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實行任期制；最高領導集團中由一個人說了算到集體負責制；地方政府有相對獨立的事權和財權，地方有相對獨立的利益；雖然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但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所鬆動，輿論一律的情況有所改變。以上這些，使中國人的自由度也比過去大大地提高了。
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有巨大進步。但是，毛澤東遺留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在繁榮背後還隱藏著危機。
◇權力市場經濟
毛澤東提出「當權派」這一概念，就包含著官民對立的意思。對中國來說，這有著強烈的針對性。掌握國家大權的官僚們，控制著全國的一切資源，普通民眾只能接受官僚的支配。這種體制很容易產生官僚特權。毛澤東動員群眾揭露和批判官僚制的弊端，企圖通過「繼續革命」來克服。然而，毛澤東不可能承認，官僚特權的形成，是政治壟斷、經濟壟斷和思想壟斷的結果，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文革不僅不能觸動「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個制度，反而還要強化這個制度，這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
中國的官僚體系是一種縱向命令、層層授權的等級制度，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將這種制度稱為科層制，也叫官僚制。中國社會學家孫越生指出國家有三重性：階級國家；官僚國家；公共國家〔１９〕。作為公共國家，官僚體系承擔著管理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任務。只有從制度上、法律上不斷完善、加強對權力的制衡，才能防止「社會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才能克服官僚制的弊端。文革初期，毛澤東號召群眾按巴黎公社原則「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砸爛以後靠誰來管理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最後還得把官僚們請回來。所以，文革最後勝利者必然是官僚集團。
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體系的過程，是中國的官僚制度迅速發展和急劇膨脹的過程，形成了１９４９年以來最龐大、最強壯、最細密的官僚體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全面強化了官僚制度。官員隊伍的膨脹就是一個明顯的指標。官員隊伍的膨脹從１９７０年重建政權機構時就開始了，到改革開放時期更加嚴重。
官員過多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太大的壓力，又使得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效率低下。多少年來，當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精簡機構，壓縮人員。但是，官員人數還是越來越多，形成了膨脹—壓縮—再膨脹的螺旋式擴張。
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就業人數〔２０〕（年底數）單位：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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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人數
１９６５２８７
１９７５３５７.６
１９７９４５１
１９８０４７７.１
１９８１５０６.７
１９８５７９９
１９８６８７２
１９８７９２５
１９８８９７１
１９８９１０２２
１９９５１２４８
文革初期，黨政機關受到衝擊，上述財政供養的非事業單位的人數降到２４０萬以下。恢復秩序以後，官員人數迅速膨脹，１９７５年達３５７.６萬人。以後經過多次精簡和多次擴張。１９９６年為了精簡政府機構，將一些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屬單位劃為事業單位（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事業單位的費用不在「國家行政管理費用」中開支，因此公務員人數有所減少。但是，１９９６年公務員還有１０９６萬人。〔２１〕
在公務員數量螺旋式擴張的鏈條中，後一次擴張比前一次擴張數量更大，勢頭更猛；後一次壓縮比前一次壓縮更為困難，更為無力。１９９６年以後的數據我沒有拿到，從國家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的膨脹也大體可以看到官僚體制的膨脹狀況：
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２２〕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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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數量
１９７８４９.１
１９８５１４３.６
１９９０３０３.１
１９９３５３５.８
１９９４７２９.４
１９９５８７２.７
１９９６１０４０.８
２０００１７８７.６
２００５２８８３.５
２００６３３５５.８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２００６年的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８.３５倍！從２００７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的沒有「國家行政管理費用」這一項，而有「一般公共服務」，這應當是和「國家行政管理費用」相當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數據是：２００７年８５１４.２億元；２００８年９７９５.９億元；２００９年９１６４.２億元；２０１０年９３３７.２億元，２０１１年１０９８７.８億元；２０１２年為１２８９０.８億元；２０１４年為１３８７６.２億元。〔２３〕７年增長了６３％。
值得注意的是，在幹部隊伍的擴張中，領導幹部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一般幹部的增長速度。有些單位領導人過多，常為排位子、分物資、坐車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為排列副職的先後順序大傷腦筋，只好列名單時把老張排在前，開會時讓老李坐在前，作報告時讓老王講在前。
在官僚隊伍膨脹的同時，警察隊伍也大加膨脹。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風波時，說「警力不夠」，就調動了幾十萬軍隊，後來就加快擴充警察隊伍。１９９２年擴充到１３０萬人。到新世紀，擴充到數百萬人。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摘要》中，有幾個年度在「各地財政支出分項數」中公布了「武裝警察部隊支出」，現摘其數字列表如下：
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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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數量
１９９７５６，１１１
１９９８１０４，６３２
２００２２０８，５２２
２００３２４２，４４１
２００４３０９，３０７
２００５４１０，７０８
２００６６２６，４５９
資料來源：從歷年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中摘取。
上表中的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不包括中央一級武裝警察的支出。從上表中可看出「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增速度之快。在２００６年以後，國家統計局沒有公布這個數字。２００６以後更加強調維穩，維穩費用超過了國防費用，這個數據一定增長更快。
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互動：改革開放為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創造了物質條件，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扭曲了改革進程。
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結果，就造成了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所謂權力市場經濟，即國家行政權力主導和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而這種權力，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沒有經過大的改革的權力體系，是不受制衡的權力體系。有人將權力市場經濟稱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政府的管理範圍和政府行為又不受憲法的約束。政府主導實際是官僚集團主導。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官僚集團用行政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規則被官僚集團的意志嚴重扭曲。
權力市場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是失去社會公正。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的成本的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為了減輕國有企業負擔、扭轉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的局面，幾千萬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在城市化過程中，一些農民失去了土地；兩億多農民在城市做工，卻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經濟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權貴們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營養的部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條件之一。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者和無權者進行交易，必定前者勝，後者敗。這樣，財富就向有權的人和與權力有關係的人集中。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權力，具有強大的吸金優勢，一些權力中心成了填不滿的吸金黑洞。因此，在大量沒有權力背景的人當中，就產生了「仇官」和「仇富」情緒。
由於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權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權力控制市場、操縱交易、權力本身也進入了市場。權力操縱資本，資本收買權力。一旦權力進入了市場交易，由於「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萬家企業不得不「購買」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貴的「商品」。權力越大，控制的社會資源越多，越容易發財。
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能把一件事情辦成功，不在於你有多少才能，而在於你是否和掌權的關鍵人物有關係。同掌權的人關係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在賣官鬻爵的選官過程中，建立起上下級關係，形成了人身依附、團團伙伙，是一張人事關係網。權力進入市場以後，同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上級和下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聯結成了利益關係網。無論是幹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網，還是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網，都是偏離社會正義的黑網。這樣的「網際網路」是產生腐敗的溫床、保護腐敗的同盟。
在權力不受制衡的同時，資本的貪婪也沒有受到節制。資本是一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裡，哪裡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其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表達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批判資本貪婪的著作汗牛充棟。馬克思說過「資本的每個毛孔中都充滿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人們今天在利用資本的時候，卻忘了資本貪婪的這一面。黑磚窯事件〔２４〕、毒奶事件〔２５〕等種種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們，資本的貪婪性是不會改變的。資本報酬擠壓勞動報酬。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１９９０年５３.４％，２００７年為３９.７４％。７年間，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１１.６６個百分點，和勞動報酬比重下降相對應的是資本報酬所占的比重上升。〔２６〕
資本的貪婪和權力的濫用惡性結合，是當今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是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超級富豪的隊伍逐漸壯大。中國的超級富豪中很多是權力和資本幕後交媾的產物。
與富可敵國的權貴集團相對應的是龐大貧困群體。如果採用世界銀行用每天人均消費低於１美元作為國際貧困標準算，中國貧困人口遠遠超過１億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２７〕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敗，而且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這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只要權力市場經濟這個制度存在，腐敗分子就會像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制度性腐敗的土壤滋生了權貴階層。由於權力市場經濟體制為權貴階層造就了巨大的利益，還在繼續造就利益，權貴階層就力圖保持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更加堅持「蘇學為體」，千方百計地阻礙政治體制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用「權貴資本主義」來描述這個制度。他這個說法有相當的現實性和尖銳性。但是，這一說法誤讀了資本主義，也迴避了權力的責任。所以，我一直堅持用「權力市場經濟」來描述這個制度。
◇第五個現代化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體系」和「制度」在英語中是一個詞（system），這說明，中共中央要著手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制度。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制度，決不是沿襲兩千年的專制制度，決不是已經被俄國和東歐廢除的蘇式制度，也決不是製造不平等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那是什麼制度呢？只能是憲政民主制度，就是中國仁人志士渴望了百年的制度。「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第五個現代化」。中國早就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這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即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防止權力和資本成為統治民眾的暴君，讓權力和資本成為廣大民眾的福祉。如果真正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為目標，中國就要走出「蘇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死胡同，就要走出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的陷阱，就會實現現代制度文明。
當然，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以問題為導向，解決一個問題就前進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向目的地。問題導向，步步前進，必須是主動的，自覺的。如果沒有自覺的、主動的和平漸進，矛盾不斷積累，就可能發生突變。突變的前景是不可知的，是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