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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始人披露中共和日寇聯手 曾慶紅父遭曝光 周恩來保漢奸

隨著越來越多的秘密檔案被公開與揭露,一個更為驚人的事實浮出了水面:共產黨不但假抗日、藉助抗日的機會來壯大自己,而且還與日本人相勾結,圍剿國軍。而披露者之一是中共創始人。

1943年,新四軍領導人(左起)曾山、陳毅、賴傳珠、饒漱石在江蘇

共產黨的教科書中說: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消極抗日、借抗日之名打內戰、盜取共產黨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共產黨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隨著網路技術越來越發達,資訊越來越透明與公開,現在人們漸漸明白了誰才是抗日戰爭的主力軍,誰才是假抗日。現在讓我們看一組國、共雙方在抗日戰爭中的真實數據對比:

(一)中日之間的重要戰爭共22次,國民黨軍隊和日軍對每次參戰的時間、地點、指揮將官都記錄得非常清楚,中日記錄完全吻合。其中,中共參加的是0次,不僅國民軍記錄沒有,日軍記錄也沒有。也就是說22次最重要的中日戰爭全部是國民軍打的。

(二)中日雙方旅級以上的戰役有1,117次(旅級以上才稱為戰役),其中,中共只參與3次。

(三)中日之間有3萬8千至4萬次戰鬥,中共只參與了100至200次戰鬥,其餘都是國民軍參與的。

(四)在抗戰8年里,國民軍陣亡380萬人,其中高級少將以上死亡203人。

據共產黨自己的資料,8年抗戰中,共產黨共陣亡16萬603人,只有1名少將死亡(左權)。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與國民軍作戰中死亡的。

根據日本方公布的在華陣亡人數:其中死於國軍之手的31萬8883人,死於共軍之手的851人,死於蘇聯之手的12萬6607人。這些資料來自日本統計,日方在二戰中死亡的人員都有準確的姓名、年齡、家鄉,部隊、死亡地點等詳細紀錄,每個人都在靖國神社有位置。

隨著越來越多的秘密檔案被公開與揭露,一個更為驚人的事實浮出了水面:共產黨不但假抗日、藉助抗日的機會來壯大自己,而且還與日本人相勾結,圍剿國軍。而披露者之一是中共創始人。

國難當頭曾山奉命勾結日寇

前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是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大內總管”和軍師。曾慶紅之父曾山是中共的一個大特務,曾在1944年蔣中正國民政府最危難時期,奉中共中央之命勾結侵華日寇賣國,要求日寇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中共檔案館有曾山勾結日軍的原始檔案材料,這些賣國密檔,當年被紅衛兵翻出,指控曾山是日本特務和漢奸,最後周恩來出面力保曾山。

資料顯示,曾慶紅之父曾山(1899年~1972年),原是江西吉安永和鎮一個屠戶,乳名叫洛生,化名叫唐沽,1926年加入中共。1934年成為中共江西蘇區內務部長,,當上大特務。抗戰時期,曾山任中共東南分局副書記,在陳毅、粟裕新四軍活動的蘇北一帶從事特務活動,曾山即是在這個時期曾到上海和南京與日本人私下談判,要求日寇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7月17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

在日本侵華、民族危難當頭,中共躲到敵軍後方延安,大搞“根據地”,大力發展、壯大自己的兵力。1937年11月,曾山從蘇聯回到延安,被派江西協助項英、陳毅做南方各省游擊隊的改編工作。其所謂游擊戰根本就是“游而不擊”,而且中共還派八路軍和新四軍勾結日軍,屢次偷襲抗日國軍。

此時,曾山正好出任中共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併兼新四軍駐江西辦事處主任,從事特務活動。曾山曾到上海和南京與日本人私下談判,要求日寇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

中共文件曝光曾山是奉命勾結日寇賣國

1967年9月,造反派紅衛兵從時任中共國務院內務部部長曾山的家中,抄出其與日寇私下談判的機密檔案,曾山被指為大漢奸從而被“批鬥”。

曾山打電話向中共特工系統的最高頭子周恩來求救,周恩來當場手書中央文件保曾山,向造反派紅衛兵提出四點“批示”。“批示”稱,曾山的特務活動,是聽命於中共中央,造反派紅衛兵不能干涉;曾山的性質應由中共中央來定;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周恩來的“批示”表明,曾山充當漢奸賣國勾當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所為。

中共國務院內務辦公室聯絡員孫宇亭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查到有關電報四份,包括曾山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都有親筆簽字,證實了新四軍與日軍接觸是中共中央的決定。

上述這個中共不可見人的賣國密檔被紅衛兵曝光後,現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資料庫》里查閱。

陳公博證明中共勾結日本

陳公博是1921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也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抗戰爆發後,汪精衛公開叛國投敵,成立了南京偽政府,陳公博出任汪偽政府首任立法院長,後兼上海市長和行政院長,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大漢奸。

抗戰結束後,蔣介石國民政府從日本將汪偽大漢奸陳公博引渡回國,並以〝通謀敵國罪〞將其處以死刑。

陳公博死前在獄中遺作《危險的南京》中寫道:

“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面,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

陳公博舉例說:“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面為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

1943年,新四軍領導人(左起)曾山、陳毅、賴傳珠、饒漱石在江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阿波羅網章略綜合報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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