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造反派批鬥王光美
當毛澤東決意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的本意是對現有的政治格局進行重新洗牌。那麼，他最終想達到的政治目標是什麼呢？首先，必須徹底結束自七大以來黨的核心層業已形成的權力分配格局。２０年來，曾經作為他的最佳搭檔、他的忠實信徒、黨內的二號人物、被他欽定的接班人的劉少奇，已經籠絡群臣，自成一體，開始和他分庭抗禮了。因此，在黨的核心層徹底剷除劉少奇的勢力，重新打造黨內核心層內以毛澤東絕對權威為中心的政治平衡，已是當務之急。那麼，用什麼政治力量來填補劉少奇及其追隨者在黨的核心層中留下的權力空白呢？有兩支力量，一支，是近年來越來越緊地追隨著他的林彪，另一支是他在意識形態、文化藝術領域內發動的一系列批判運動中產生出來的新銳。其次，要對全國黨、政、軍內各級領導幹部及其黨、政、軍各級組織的權力構成進行重新洗牌。這些高層、中層、基層的領導幹部的中堅，基本上仍然是從戰爭年代跟隨毛澤東走過來的，他們對毛澤東本人的忠誠，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他們的常規思維和長期養成的政治行為規範，是絕不可能理解毛澤東那些超常規的理論思想和政治路線的，尤其不會贊成、理解、支持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一大批黨政軍領導的做法。因此，讓這些人以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把持黨、政、軍各級組織的大權，將對文化大革命產生巨大的阻力，甚至使他毛澤東寸步難行。要想徹底改變這些人的立場和思維方式，轉而擁護他毛澤東的一切做法，是不可能的。但讓他們在大規模的衝擊中乖乖就範，不敢造次，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與此同時，要對各級政府、軍隊和地方各級黨組織內大量摻「沙子」，把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湧現出來的政治積極分子送進各級政權組織，以改換成分，形成新的向心力，從而為黨中央新的領導班子奠定牢靠的政權基礎，這也是重中之重。第三，通過對全黨、全軍乃至全國人民大規模的「洗腦」運動，構建一個高度集中、獨一無二、定於一尊的社會意識形態。其標誌為：１、將毛澤東本人關於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思想路線、理論方針打造成一個完備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不僅要在全黨的精神活動空間和社會實踐空間永遠占據核心地位，而且要在整個社會意識形態中長期占據核心地位，且神聖不可侵犯，永遠不被顛覆。２、建立一支在政治信仰上永遠忠於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路線的幹部隊伍。３、在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打造一支完整的、無產階級的、從精神活動到政治立場都完全聽命於中共、聽命於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理論的知識分子隊伍。當然，對於這個多年的夢想，毛澤東本人並不相信真的能實現，但他仍然堅持要去做。
既然第三個目標不可能通過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達到，那麼前兩個目標是否能夠達到呢？以毛澤東在黨內的威望和權勢，他相信是可以達到的。但是，在這個巨大的權力「洗牌」工程中，有許多難以想像的障礙，其中有些障礙是根本無法逾越的。最大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是來自文化大革命直接的對立面——劉少奇及其追隨者。這個被毛澤東稱之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黨內核心群體遠不只是一種覬覦權力的政治勢力，它代表著１、中共建國以來黨內常規工作與正常思維的規範、準則和心理習慣力量；２、黨、政、軍絕大部分幹部在常規社會工作中的利益（包括政治的、精神的、物質的）構成；３、糾正「三面紅旗」的重大失誤、牽引國民經濟擺脫嚴重困難、納入正常運行軌道的「思想路線」；４、社會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正常欲望、以及廣大民眾數千年來避亂求穩的心理積澱。而毛澤東與之對立的「抗擊軸心」所代表的社會歷史因素，除了「君權至上」、「愚忠」狂熱以及「暴民政治」尚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外，其他基本上都是超常規的、虛妄的、脫離社會政治實際的、缺乏社會經濟和社會心理基礎的主觀願望或荒唐夢想。因此，兩者較量的必然結局是：１、你可以打倒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或使整個群體暫時屈服，但你不可能打倒他們的全部，不可能使他們永遠屈服；２、你根本無法扭轉這個群體的政治利益的總體構成，你必須向這種利益構成作相應的讓步；３、政治暴力根本無法摧毀這個群體所代表的社會習慣力量和社會生活的常規，你必須在否定的同時不斷作出肯定；４、無論「革命」如何轟轟烈烈，它都無法燒掉全體社會成員對正常生活秩序的強烈訴求。惟有對這種訴求不斷作出讓步和妥協，社會才不至於全面崩潰。而這種訴求會不斷在政權的核心層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你如果不想自我毀滅，就必須為他們留出一定的席位。５、這個群落所代表的歷史力量，其內在的邏輯對其對立面——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全部依據——所形成的顛覆作用，是深遠的，強大的，不可遏止的。
關於上述種種障礙，毛澤東有想到的，也有沒想到的。但至少有一點他做得是非常聰明和到位的，那就是找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在他和自己的對立面之間進行巧妙的斡旋、協調乃至於妥協。這說明他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他的對手代表了一種強大的歷史慣性，徹底剷除，根本不可能，生死搏鬥中難免要作妥協和讓步。而這個重量級人物的最好人選，就是胸無野心、德高望重、心思機巧、八面玲瓏的周恩來。
另外，在這場精心設計的大規模的權力博弈中，還有許多根本不能預知的未知因素。比如，在填補中央核心層中劉少奇勢力留下的權力空白的新生政治力量中，是否有能夠承擔起黨內「二號人物」、毛澤東「接班人」重任的「壓軸人選」？要知道，劉少奇之所以能「壓軸」，是通過他在黨內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工作經驗、政治威望所實現的，他必須具備統攝全盤工作、並使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和黨員幹部由衷信服的資歷和帥才，他的威望和親和力必須超然於黨內的派系紛爭和權力傾軋之上，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這一點。而毛澤東依仗的新生力量恰恰就是從黨內派系紛爭和權力傾軋中發達的，很難說能在他們中間找到這樣的人選。再比如，在對付劉少奇的「司令部」的過程中，毛澤東既然要依靠多支政治力量，就不可能迴避這些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不可能迴避在這些政治力量之間進行權力再分配的問題，尤其是不能迴避這些政治力量參與黨內核心權力、包括黨內最高權力的再分配問題。這是一個錯綜複雜、變幻莫測、險象環生的過程，誰能保證不會節外生枝、變生肘腋？下面我們不妨從十年文革中近十個回合的政治較量中，看看毛澤東是怎樣汲取中國數千年皇權時代「宮廷」政治鬥爭的精髓和營養，在波瀾起伏的權力紛爭以及在和障礙物反覆的碰撞、反彈中時而駕馭自如，胸有成竹，處變不驚，時而顧此失彼、左支右絀、心力交瘁的。
第一個回合——設下陷阱，攻占「橋頭堡」。上面已經說過，要想借四清運動對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集團」發難，毛澤東已無處下手。第一，劉少奇等人在運動中的「錯誤」一經他批評，便立即檢討改正，隨後對他步步緊跟；第二，整個運動的實際操作都在他們手裡，並按照毛澤東本人的意圖有條不紊地進行，毛澤東無可挑剔，無法扭轉；第三，沒有發現劉少奇等人有任何背著他的「非組織行為」或「陰謀活動」，他實在找不出什麼藉口。既如此，毛澤東只得另闢蹊徑，另找藉口了。在這裡，關鍵是要找到一個突破口，而這個突破口必須能通到劉氏「一線領導集團」的「腹地」，以攻破他們的防線，深入他們的心臟，以便一擊「斃命」。從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前後開始，毛澤東就著手重燃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火，作為他打造「主戰場」的第二條戰線。能不能從這條戰線尋找突破口呢？對毛澤東來說，這實際上是一個頗費周章的事。思想文化、學術藝術領域裡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涉及的主要是中宣部和文化部，很難和劉氏「一線領導」掛上鉤，同時對那些電影、戲劇、小說的批判也很難和七千人大會前後颳起的「三風」聯繫起來。惟一的「炮彈」，就是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了。但上面已經說過，其一，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在毛澤東本人的號召下，經人勸說寫的；其二，《海瑞罷官》的劇本和演出，毛澤東本人都讚賞和鼓勵過；其三，《海瑞罷官》的創作，是在廬山會議彭德懷罷官之前進行的，事實上和廬山會議沾不上邊。可見，如果把《海瑞罷官》和１９６２年的「三風」、尤其是其中的「翻案風」聯繫起來，實在有些荒唐，也實在有悖事實，有違良知。因此，當江青興致勃勃把這顆她親手製造的炮彈向毛澤東推薦時，毛澤東一開始是猶豫的，舉棋不定的。但毛澤東很快就發現，批判《海瑞罷官》，是惟一一顆能夠炸開突破口、並引領已方攻擊力量深入敵人「腹地」的炸彈。但是，用什麼方式、在什麼時候引爆這顆炸彈，卻是頗有講究的。毛澤東深知，如果他公開支持這篇批判文章的出籠，劉氏「一線領導集團」很可能馬上會表態緊跟，違心地附和他，迎合他，甚至像四清運動一樣成為批判運動的實際操作者，到頭來他依然是空忙一場，為他人作了嫁衣。因此，這顆炸彈的引爆，必須是一個「引蛇出洞」的陷阱。如何設置這個陷阱？「幕後操縱，易地炮製，秘而不宣，突然襲擊」，就是設置陷阱的成功策略。毛澤東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策略？姚文元文章的炮製為什麼保密達七八個月之久？文章發表之後，毛澤東為什麼仍然躲在幕後一步一步引蛇出洞？現在看來，恐怕有如下幾種考慮。１、從建國初期起，毛澤東在國內思想文化領域發動的一次一次批判運動就從來沒有得到他的絕大多數同僚們的真正理解和真心擁護，幾乎都是被動地、被迫地、違心地亦步亦趨地跟進。這些同僚當然包括當今劉氏「一線領導成員」的幾乎所有成員。而姚氏的批判文章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掛起鉤來，只要他毛澤東不公開出面支持，就必然引起「一線領導成員」的反對，這已是預料中的事。江青在北京組織人寫批判《李慧娘》和《海瑞罷官》的文章連連碰壁，就是明證。而只要他們反對，就不愁找不到整人的藉口。２、《海瑞罷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長，批《海瑞罷官》，就等於批北京副市長，這必然驚動北京市委。而彭真一手操持下的北京市委早已是「劉氏一線領導」們開展工作的「橋頭堡」。只要北京市委出面保吳晗，為他的《海瑞罷官》辯護，就難免「犯錯誤」，就不愁找不到攻破這個橋頭堡的突破口。３、早在１９６４年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的頭就是彭真。而彭真不僅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而且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直通中央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央常委、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姚氏批判文章一出籠，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必然要表態，而彭真如何表態，必然要請示鄧小平、劉少奇和在京中央常委。只要「劉氏一線領導成員」對姚氏批判文章作具體表態，就不難找到向其「腹地」進攻的路徑和炮彈。可見，如果毛澤東事前真是如此縝密地設置陷阱的話，那麼事態的發展正是按照毛澤東的預計一步步進行的。
１９６５年８月，毛澤東審定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不出所料，反應異常冷落。《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七省區報紙轉載該文，還是事先有人打了招呼。而北京和全國其他大多數省區報紙和新華社因為沒有中宣部的通知，在１８天內都沒有轉載。但這篇文章顯然觸動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經。因《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不同意姚文的觀點，他不同意該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吳晗本人當然不服，他在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那裡得到了同情、理解和支持。而反應最強烈地當數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他在電話里得知姚文元發表的文章，氣憤地拍著桌子說，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真是豈有此理！這不是對同志搞突然襲擊嗎？而這些反應正好為江青向毛澤東告狀提供了口實：「各地報上來的材料充分說明，他們封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壓左派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組織、有預謀、有步驟的陰謀。北京各報刊，幾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的反應當然是震怒。然而，這也正中他引蛇出洞的下懷。他告訴江青，這個時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時機，你告訴張春橋、姚文元不要怕。右派要跳，就讓他們先表演嘛。北京的報紙不發表文章，就讓上海先出單行本，向全國征訂。讓上海的同志下決心，一定要把這把火點起來。其實真的要把這把火點向全國很容易，毛澤東此刻公開支持姚文就是了。但毛澤東不，他還要釣出更大的魚，他還要繼續在幕後遙控。果然，北京對這個單行本根本不買帳。彭真惱火地說：一本也不訂！劉仁則把上海新華書店的征訂單撕了個粉碎，聲言連電報也不回。直到１１月２７日周恩來由上海回北京，才向彭真打招呼，毛澤東指示北京各報要刊登姚文。而此時彭真等人的牴觸情緒絲毫不減。１１月２９日，《北京日報》全文轉載了姚文，並加了按語。《解放軍報》搶先於同一天刊出姚文，並在編者按中公開提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和《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按語大唱反調。就是說，儘管彭真等人已經知道姚文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但在北京的報紙上仍然想竭力挽回局勢，否認《海瑞罷官》和現實政治的聯繫，把爭論扭轉到學術討論的領域來。《人民日報》的按語，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圍繞姚文的大爭論。當１２月６日《文匯報》和《解放軍報》同時報導了全國各報轉載姚文的情況、《文匯報》並把《解放軍報》的按語《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忍無可忍的彭真果然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當即表態，支持彭真關於政治和學術一定要分開、不能毫無根據就給吳晗亂下結論的意見。接著兩人又去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感到迷惘，他不知毛澤東為什麼不在這個問題上和他這個黨內的二把手通氣，但他表示贊成彭真、鄧小平的意見。這一切，都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下旬，毛澤東開始通過各種信息渠道，表明自己的立場。但他親自動筆修改審定姚文、以及姚文整個出籠過程都在他一手操縱之下的內幕仍沒有披露。他要進一步試探在京常委們的態度。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在杭州約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關鋒等５人，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態度鮮明地把此文和彭德懷掛起鉤來。與此同時，毛澤東接見彭真時，彭真據理力爭，竭力為吳晗開脫，堅持《海瑞罷官》和彭德懷翻案沒有任何關係，對姚文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徑極為不滿，引起了毛澤東強烈的反感。他是否認為彭真的強硬態度有後台支撐，不得而知。但彭真的態度使他深感事態嚴重，他的話，確實有人不聽了，而且開始公然和他分庭抗禮。１２月２６日，彭真隨毛澤東來上海，和張春橋就姚文一事發生公開衝突。而在毛澤東７２歲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把張春橋拉到自己身旁，公開讚賞他組織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以表明對張春橋的支持。然而，從１２月底到次年２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二月提綱》出台前後，毛澤東儘管多次表明自己的態度，但他的基調並非張揚，而是隱忍，一方面讓文化界和學術界更多的「學術權威」在批判《海瑞罷官》這個問題上暴露出真實面目，一方面等待「一線」的中央常委們最後攤牌，以尋求最佳戰機。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彭真以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身份召集五人小組開會，討論由批判《海瑞罷官》引起的問題。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並和康生發生爭執。會後，彭真不顧康生反對，讓人連夜突擊，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提綱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彭真的意見，康生沒有表示公開反對。２月５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聽取了彭真對《提綱》的匯報。劉少奇在向彭真核實吳晗確和彭德懷沒有組織聯繫後，和鄧小平一起贊同《提綱》觀點，並通過了提綱，準備向毛澤東匯報。２月８日，彭真率領五人小組的康生、陸定一、吳冷西、以及胡繩、許立群、田家英等，赴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毛澤東的態度耐人尋味。他對提綱不置可否，沒有表示任何贊同或反對的意見。但是，在和彭真等人的談話中放出的幾個試探性的氣球，卻是大有深意的。第一，他像劉少奇一樣提出：《海瑞罷官》的問題是不是和彭德懷有聯繫？吳晗這個人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第二，他再次表明自己的態度：《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但是，他把這兩者聯繫的發明權推給了康生。第三，在對吳晗的組織處理上，毛澤東明確表態可以不罷他的官。並指出「不同的意見可以放出來，可以比較鑑別。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可見，避開對《二月提綱》的正面表態，一方面從側面表明自己的立場，似乎自己此刻仍然是一個旁觀者，另一方面又對人的組織處理和「不同意見的」爭論表示某種寬容，從而使對手產生可以「得寸進尺」的錯覺，這正是毛澤東誘使對手犯更大錯誤的策略。
果然，彭真提議寫個中央批語將提綱發到全黨得到毛澤東同意後，立即行動起來，於２月１１日就在武漢組織人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批語》。２月１２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央常委開會討論並通過了《二月提綱》，經鄧小平簽發，當天就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發到全國。《二月提綱》作為中央精神發到全黨，對挫敗「左派」的批判鋒芒，扭轉整個批判運動的方向，將討論拉回到學術領域來，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一切跡象表明，這很快就要成為眼前的事實。但一個月以後，毛澤東找到了突破口，開始反擊。突破口並非起緣於「罷官」事件本身，而是有關當時國際共運中的兩件事。一件，是蘇共二十三大召開，中共派不派代表團參加。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在京常委會議通過討論傾向於參加。另一件，日共代表團來京訪問。兩黨在聯合公報的起草中就是否公開點蘇共的名的問題產生分歧。在京常委會議認為，應該照顧日共的困難，最好在聯合公報中不公開點蘇共的名，只提聯合反對修正主義。這兩件事，中央決定由康生去上海向毛澤東匯報。孰料毛澤東均不同意在京中央常委會的意見，並嚴厲批評了劉少奇。在派不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上，他針對劉少奇說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批評道：「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針對同日共會談的公報草稿，毛澤東批評：「……是無頭告示，不指名批評蘇修，怕鬼，旗幟不鮮明，不痛不癢。」也正是在這次康生的匯報中，毛澤東藉機對《二月提綱》發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行反擊，而且志在必得，一舉摧毀中央「一線領導」的「橋頭堡」——由彭真掛帥的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請看，當康生在匯報中藉機提到《二月提綱》時，毛澤東嚴厲地說：「《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是非不分。」兩天以後，即３月３０日，毛澤東主動找康生、江青、張春橋談話，把投向「橋頭堡」的重型炸彈放了出去：「……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他還說：去年九月，我問一些同志，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接著又說，要支持左派，建立隊伍，走群眾路線。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要保護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
現有的官方資料都普遍傾向於為毛澤東遮羞，似乎在這次匯報中因毛澤東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挑唆和蒙蔽，才犯了糊塗，鑄下大錯。如此說來，毛澤東是被權臣玩於股掌之中的昏君了。這種愚蠢之極的昏話出於歷史學家們之口，真是中國文人的奇恥大辱。毛澤東是駕馭群臣的高手，並且心狠手辣，老謀深算，栽倒在他精心設下的陷阱的「權臣」們不知凡幾，而他每次都能勝出。這足以說明，他雖不像朱元璋那樣明火執仗地誅殺大臣，但其心機、謀略、殘忍、無情絕不亞於朱元璋。「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這才是插進和他合作多年的臣僚們心臟的三把刀子。就這三個「解散」，不知有多少臣屬要蒙冤打入冷宮，不知有多少家庭將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然而，這三把刀子真的是毛澤東被人挑唆而一怒之下隨手拋出的嗎？真要這樣想，不是有意撒謊，就是太天真了。三把刀子中的每一把，毛澤東都是精心打造，蓄謀已久，什麼時候拋出才能一擊斃命，他也是老謀深算，捕捉時機。《二月提綱》初次向他匯報，他不置可否，含糊其詞，不予表態。待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把《二月提綱》弄成了，經中央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下發了，他卻突然襲擊，說《二月提綱》是錯誤的，還為當初不表態找了一個藉口：「當時沒有明確指出，以為是常委討論的。」（以上資料均摘自《塵封歲月》第２１頁至４６頁）找這樣拙劣的藉口，真是天大的笑話。其一，這個草案本來就是在京常委討論同意的；其二，匯報期間，彭真反覆為吳晗、鄧拓辯護，陸定一也極力附和彭真，難道毛澤東還看不出《二月提綱》草稿是彭真等五人小組搞的？其三，毛澤東當真是對「常委意見」聽之任之、或曲意服從的人？非也，恰恰相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正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對大多數常委的意見，只要違背毛澤東的意願，他不僅不買帳，還非要扳過來不可。尤其是在他所認為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毛澤東更是寸土必爭，絕不讓步。四清運動中制定《二十三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了「糾正」劉少奇等人的「錯誤」意見，結束了的中央工作會議可以拉回人員重開，已經經中央會議通過、並經毛澤東本人批准下發的中央文件《十七條》可以停發、收回、推倒重來，難道《二月提綱》所犯的足以導致「三個解散」的嚴重錯誤，就因為「常委討論」通過了就會被毛澤東容忍，並聽之任之地由其下發全黨？
所謂解散機構，那是假的，換人奪權，才是真的。北京市委、五人領導小組、中宣部，都是「一線領導」們的屏障，但主要屏障，卻是京畿要害的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作為掌管首都黨政大權的最高權力機構，不僅是中央一線工作的前沿陣地和橋頭堡，而且是影響中央核心權力變數的重要因素之一。更要命的是北京市委的第一「掌權大臣」恰恰是七千人大會上就斗膽直言毛澤東錯誤、繼而在批判《海瑞罷官》問題上又和毛澤東死扛的彭真！拿下北京市委，粉碎北京市委的全班人馬，掃清下一步進攻的障礙，是毛澤東志在必得的一步關鍵殺著！
毛澤東的全面反擊，就此開始。在由鄧小平主持的４月９日到１２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３月底在上海的談話。彭真這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得不承認在吳晗的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但又聲明他不會反對毛主席。這已經晚了。難道毛澤東不知道吳晗是冤枉的？他心裡清楚得很。但不犧牲吳晗，突破口又何以打開？心腹之患又何以根除？含冤受屈的吳晗尚且值得犧牲，何況他敢公然和毛澤東唱對台戲的彭真！
既然《二月提綱》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當然要像四清運動中的《十七條》那樣取消、收回了。為此，王力奉命起草一個中共中央通知。正是在這個通知的起草問題上，劉、鄧又疏忽了一步。通知極其簡單，只通知《二月提綱》予以撤銷，既不提提綱的錯誤所在，又不提撤銷的原因。顯然這是極其勉強的應付，甚至是一種極不情願的軟抵抗。毛澤東當然不滿意。毛澤東的本意恰恰相反，他要借《通知》的起草再做一篇更大的文章，這篇文章燃起的戰火要直接燒到劉、鄧二人頭上。請看，王力的第一稿《通知》被毛澤東以「沒觸及實質問題」否定後，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重新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陳伯達和王力起草好《通知》第二稿，康生還特意加一句：《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即使這樣，毛澤東仍不滿意。毛澤東再次提議，成立《通知》起草小組，由陳伯達當組長，到上海起草《通知》。這一次，陳伯達手下的小組成員有１０名，而且起草小組起草的每一段文字，都必須由張春橋負責派專人送杭州給毛澤東過目、修改。
毛澤東一方面緊鑼密鼓地準備《通知》，另一方面爭分奪秒地解決彭真和北京市委問題。並藉此擴大戰果，向「縱深」進攻。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真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會上，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直屬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同時，《北京日報》發表了長達三版的《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線》、《北京日報》「按語」，新華社未經請示播發全國，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他認為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車馬、保將帥」，企圖以犧牲吳晗、鄧拓來換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安然過關。毛澤東立即指示通報全國，明令禁止轉載《北京日報》材料和按語。４月２１日，毛澤東把批評揭發彭真的七個文件，批給北京市委全體常委，明確指示要市委揭發彭真的所謂「罪行」。但此時，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原班人馬能否「改弦易轍」，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他的目標是徹底改組北京市委，正愁找不到藉口整垮北京市委原班人馬。因此，當北京市委於４月２４日至２６日連日召開會議討論彭真問題，會議卻被定性為庇護彭真的「四月黑會」。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批判彭真。為了借批彭真而把火燒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頭上，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說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話來：「不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中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評一二個。」
毛澤東說出這番話，已表明了他發動這次運動的目的遠遠不是解決彭真和北京市委問題，而是要把戰火燒到中央的更高層次，燒到全國了。五月上旬，經過精心策劃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擦亮眼睛、識別真偽》、《評三家村的反動實質》等「左派」文章相繼出籠，這是毛澤東發動更大規模進攻前的「炮擊」，至此，身受重創的北京市委已形同癱瘓，彭真這個「屏障」已被搬掉，劉少奇等「一線領導」直接暴露在毛澤東的炮火之下。６月初，中共北京市委改組，這個「絆腳石」終於搬掉。至於新北京市委會聽誰的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