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一部「所有資料均源於國內的公開出版物，沒有引用任何海外資料和內部資料」的重要黨史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在大陸未能公開出版，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南京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高華教授。
書中，高華教授在黨史界首次觸及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件—1938年，經過5個月浴血奮戰、失敗後有幸回到延安的一些西路軍幹部，慘遭康生及其保衛機關秘密殺害。
書中披露：
「據陳湖生揭露,1938年後,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審查的原西路軍幹部慘遭康生及其保衛機關秘密殺害。這些歷經千辛萬苦返回延安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因與張國燾有較多的工作關係,遭到了與李特、黃超同樣悲慘的命運。
這悲慘的一頁，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軍領導人都不忍重新揭開，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見該書第十二章：1、康生機關與1937年後延安的「肅托」)
高華所依據的，是曾任陝甘寧邊區保全處偵察部長的陳湖生同志(後改名陳復生)，在「文革」後寫的自傳體回憶錄《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劉宏春整理文化藝朮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一版。)。
在書中，陳湖生敘述了他因審判托派分子張醒，得知時任中央社會部長的康生，1930年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後曾經加入托派的問題。他按照組織原則將此情況向上級匯報後,受到康生報復,被誣陷逮捕後準備秘密處決。他寫道:「想到康生他們秘密殺害西路軍回來的紅軍幹部的情景時,我又徹底泄氣了,生存的希望似乎立即破滅了。」(《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第28頁)
這是第一次在公開發行的出籍中，泄露出中共黨史上的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件——兵敗後千辛萬苦回到延安繼續為革命奮鬥的西路軍幹部,竟然被「秘密殺害」！
高華教授嚴肅問道:「陳湖生之說是否屬實？如果是假話，為何沒有人出面澄清？」
陳湖生同志是忠誠的共產黨員,雖然一生坎坷,但絕對沒有必要、更沒有膽量揑造出這種黨史上駭人聽聞的驚天亊實,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革命榮譽開玩笑。1990年7月29日80歲生日那天,在為首版回憶錄寫的前言中,陳湖生聲明:「本書無半句虛言，……都是真人、真亊、真話,決無虛構和誇張,也無掩飾和修補。」
我們理所當然地相信陳湖生同志回憶錄所述事件的真實性。
此一事件的發生，是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一、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從蘇共販來「肅托」的「經驗」。自1938年初開始，便將「肅托」與原先已經進行的批判「張國燾路線」和「肅反鋤奸」工作相銜接。就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康生把持中央社會部，製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和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不少革命同志。1937年後的延安「肅反鋤奸」、「肅托」處置對象，一是被懷疑與中國托派組織有聯繫的來延人員；二是曾經在蘇聯學習工作過的人員；三就是與托派毫無牽連，但被強加以「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軍幹部(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二、從１９３8年4月張國燾參加清明節黃陵祭奠活動，藉機投向國民黨後，延安掀起了又一輪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高潮。被認為是執行「張國燾路線」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特別是「受張國燾指揮」、「執行張國燾逃跑路線」的紅西路軍幹部，成為鬥爭與迫害的重點。由於黨內鬥爭「左」的傳統影響，在清査與「張國燾路線」有牽連的人和事時，打擊面過寬，株連不少無辜同志。同時，極左的鬥爭方式：劃線站隊，人人過關，偏信舉報，互相攻奸，強加罪名，疑罪從有，以及逼、供、信等等，成為挑動人們互鬥以達到「批張」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
陳湖生在他的回憶彔中雖然曝光了此事，但因為僅僅用了43個字一帶而過，語焉不詳，蛛絲馬跡。雖然高華教授以他史家的敏銳，捕捉到這一重要信息，並且進行了追問，卻無法引起讀者包括諸多紅西路軍史研究專家和學者們的足夠重視。
2006年，央視重大題材製片人在採訪陳湖生後，對年已九十六歲仍有驚人記憶力的他讚嘆不已，鼓勵其子女將老人的回憶「錄下來」，認為「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大亊，讓那些久遠的歷史從禁錮中解放出來，讓老人家全部傾吐出來，講述那黑白之間的往事，對黨真實地口述，尊重歷史，負責任地告慰先烈。」
老人反問兒子陳戩：「那別人早已講過、寫過，我與他們講的不一樣怎麼辦？」
兒子答：「不管別人怎樣寫，怎樣講，只要是從您口裡吐露出來的，是真的，就行了。講出來供搞那段歷史的人，去研究、去考證！」
2010年3月，在陳湖生同志百歲生日之前，兒子陳戩終於將他從1998年以來「進行搶救性拍攝」及錄音所留存的大量資料，同陶冶同志合作，整理寫成《九死復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幾經修改，於2010年3月31日印成「(第五稿)」。
第五稿第十三章在「相聚土地廟」一節中，不但保留了1992年出版的自傳體回憶錄《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中「想到康生他們秘密殺害西路軍回來的紅軍幹部的情景時，我又徹底泄氣了，生存的希望似乎立即破滅了。」這一段敘述，而且在前一節「厄運的開始—托派亊件」中，陳復生同志第一次俱實揭露了一些回延安的西路軍幹部被集體秘密殺害的駭人事實：
「1937年，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長，直接管理我們保衛部門。
1938年6月的一個下午，夕陽西下，陽光照在清涼山的山坡上，而那裡的高等法院上下來30多個人，頭上都戴著黒布套，身上都穿著四方面軍(西路軍)的服裝，因為跟我們的服裝明顯不一樣，一看便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推開辦公室的門，發現幾具屍體，都穿著四方面軍的服裝。恐怕因為擱了一晚上，屍體已經發味兒了。我當場就明白了，因為我們保衛部只有一頭騾子，而南門外又有衛兵，所以昨晚上他們恐怕來不及運送這些屍體，就堆在我這兒了。
實在是太快了，昨天下午才看見從山上下來的。
太快了。…………
因為只有一頭騾子，所以八具屍體運了三個晚上才好不容易運到南門外荒地埋了的。
他們也發現這樣處理不方便，所以後來的幾個都是深夜押到南門外直接殺害並掩埋。
沒有康生他們的直接指示，□□□恐怕也不會擅自行動吧。
我很害怕,那一剎那,我真的動了想調走的念頭—動了這個念頭的有很多人，只要目睹了這件亊情的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摘自陶冶陳戩整理《九死復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第五稿，第69頁)。
據陳湖生回憶的說法，他在幾天內就親眼見到將近40名左右西路軍回延安幹部被秘密殺害，簡直就是成批處決！那麼這是由誰來決定的？這個事關重大責任的機密什麼時候才能公開於世？抑或成為永世之謎？
高華教授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書中考問歷史:「西路軍幹部被秘密處決，究竟是康生私自所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無第一手檔案資料證明，但綜合各方面情況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沒有得到明確的指令前，似乎還無膽量向紅軍幹部動刀。」
對黨史上這一驚天大親，高華教授在書中追問：
「如果屬實，在延安被秘密殺害的西路軍幹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詳。」
總共有多少西路軍回延安幹部被秘密殺害？不得而知！
被秘密殺害的西路軍回延安幹部的姓名都叫什麼?不得而知！
回延安的西路軍幹部被秘密殺害同西路軍高級幹部李特、黃超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被秘密殺害有無關聯？不得而知！
到現在為止，這件黨史上的驚天機密，僅僅由陳湖生同志和高華先生揭開了籠罩其上的重幕的一角，至於能否完全大白於天下，筆者更不得而知，因為2010年6月，《九死復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整理者陶冶、劉宏春)正式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時，上述在「第五稿」中所有關於西路軍回延安幹部被秘密殺害的內容、包括1992年首版回憶錄《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中透露出來的那43個字的內容，皆被全部刪去，回憶錄中沒有了任何關於西路軍的痕跡。
原因？「你懂的！」……
高華教授英年早逝於2011年12月，要麼他未見到《九死復生…》第五稿，要麼來不及在他的《紅太陽…》一書再版中收入並論述這新的驚天內容。
2017-9-18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