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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特權是「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

—— ——《進出中組部》前言

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幹部寫的數據,說薄一波對山西用人的強力干預,薄不喜歡的人不可能到山西當一把手,山西幾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當時很不理解,讀了閻淮的這段話後就理解了。閻淮的書中寫了很多選拔幹部的情況。他們在選拔時是很認真的,也選了一些好乾部。但是「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思想在多處體現。對薄熙成的任命最終還是他老子說了算。青年幹部局只能「啞又莫言」。「大佬」說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大佬」們「舉賢不避親」。有「大佬」們的堅持,哪裡還有「伯樂」說話的機會?

閻淮是我清華大學的校友,是“紅二代”。不過,他不僅早就放棄了“紅二代”的特權,也早就放棄了“紅二代”的思想,站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思考問題、觀察社會。他的回憶錄就是證明。這本書信息量大,有很多“乾貨”。這些“乾貨”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閻淮的文字樸實,不雕琢,不粉飾,從而增強了這些“乾貨”的可信度。他讓我為這本書寫篇前言,誠意難卻,只能從命。

這本書記錄了作者在東北、在北京的中學生活、在清華的經歷、在煤炭系統的經歷,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狀況,讀起來饒有興味。書中對境外民運活動的介紹、他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的學術活動的記錄,也很有價值。蘇聯解體、東歐易幟時,在眾多的人認為中共政權也要崩潰的時候,他卻認為“中國不會隨著蘇聯東歐的變遷,而在民主化上有絲毫鬆動。”殘酷的歷史證實了他的這個預言,也驗證了作者的眼光。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是作者在中組部的那一段經歷。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幹部選拔制度、選拔程序、選拔標準的基本情況,暴露了這種幹部制度的弊端。

“伯樂不常有”

多年以來,中國的官員採用委任制。委任制,是指任免機關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直接委派幹部擔任領導職務的一種制度。委任制是任人唯親和排斥異己的制度條件,是吹牛拍馬之輩向上爬的便捷信道。那些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強、質量好,也難被委任。沒有權力制衡的委任制是劣者上、良者下的逆向淘汰制度。這種制使得下級對上級層層依附、上級對下級層層控制。山頭、派系由此而生。宋慶齡給他的美國朋友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中國現在形勢不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政府正在改革;二,中國如果不解決官員委任制,不把國民教育搞上去,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將付諸東流。”

韓愈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不是千里馬,不是在賽馬場上一比高低,而是由“伯樂”“相”出。顯然,“伯樂”必須是大公無私且有識人慧眼,多數選官者是不具備這些條件的。除了不具慧眼以外,他們有利害計算、有親疏遠近。他可能任人唯親,可能嫉賢妒能。所以,“伯樂不常有”。因此,“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閑,不以千里稱也。”

閻淮曾工作過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應當是出“伯樂”的地方。青年幹部局的任務就是挑選“千里馬”。可惜的是,中組部和其他地方一樣:“伯樂不常有”。

1981年5月8日,陳雲在杭州撰寫《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陳雲文選》第3卷第292-297頁),首次提出“中央組織部要成立青年幹部局”。1982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正式成立,局長李銳是陳雲指定的,首批局員也由陳雲辦公室審定。建立這個機構的目的是解決文革後幹部隊伍“青黃不接”的問題。這當然是從革命事業的大局考慮。但陳雲也有他的選拔標準。他曾說過:“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持這種選拔標準的人就不可能是“伯樂”。

閻淮是青年幹部局的重要成員,說重要,因為陳雲長子陳元是他的“鐵哥們”,是陳元極力把他拉進來的,準備讓他當李銳和陳雲的聯絡員。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寫入了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標準。當時全國縣處以上幹部,(軍隊幹部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管理,中組部不管理不統計。)共計81萬人;大學教育程度只佔6%,高中22%,初中以下72%;領導幹部絕大多數50歲以上。幹部“四化”是當務之急。

選拔“四化”幹部由誰來執行?青年幹部局。青年幹部局要按“大佬”的意志行事。

閻淮書中談到中組部調換省一級領導人時寫道:“調換省級班子在北京有兩項功課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長簽字,到中組部檔案室查閱該省領導的個人檔案。空手進去、空手出來,不許抄錄、只准記憶。二是拜訪大佬。組織工作的潛規則:每個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請示有關的中央首長。如北京——彭真和萬里(二人意見相左),上海——陳雲,廣東——葉帥,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應該是黃克誠,但他不願管。”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幹部寫的數據,說薄一波對山西用人的強力干預,薄不喜歡的人不可能到山西當一把手,山西幾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當時很不理解,讀了閻淮的這段話後就理解了。閻淮的書中寫了很多選拔幹部的情況。他們在選拔時是很認真的,也選了一些好乾部。但是“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思想在多處體現。抄錄書中的兩件事:

陳元,西城區委書記,我近20年的鐵哥們,市委把他列為候選第一名。我和其妹陳偉蘭(北京青干處副處長)當然迴避,由趙龍飛小組直接考察。考察組全體最後討論名單時,都認為陳元仍應列為頭號後備。我是私心極重的組長,特愛惜羽毛,拍板陳元在第四名,其妹陳偉蘭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組與市委交換意見時,市委書記段君毅、市長陳希同、人大主任趙鵬飛等諸常委悉數參加。······當我依次介紹後備幹部的建議培養方向時,對高幹子弟素有好感的段書記(1982年段就把國家計委陳元工程師、市委組織部劉延東幹事和陳昊蘇等三人越級提拔為北京三個重要區的副書記)發話:“我們最優秀的陳元,年內就要提到市裡,還是排在頭裡吧!”我只能送個順水人情。2月9日我向中組部領導彙報北京考察結果時,李銳對我“壞笑”:“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們說閑話,把陳元放在狀元、榜眼和探花之後的第四名。老段堅持,我沒辦法!”(陳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開發銀行行長,2013年在鄧朴方卸任後,陳任政協副主席達副國級,終於修成正果。)

需要補充一點: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堅持把陳元列為最優秀的第一號選拔對象,後來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組部說項,準備安排為北京市委副書記。但是,在黨代會的差額選舉中,陳元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大佬”就將陳元安排到不需要選舉的中國人民銀行當副行長,接著調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還有一例:

旅遊局下屬的工藝品公司經理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勇於改革敢於創新,我們一致同意提拔薄為副局長。5月底,考察組與市委討論重要局長人選。北京書記段君毅說:“我看小薄可以當旅遊局正局長。”我說:“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齣頭,副局長鍛煉幾年再轉正,對他和薄老都有益無害、對改善老幹部和幹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開會時,段書記對我說:“小閻,我問一波同志了,他說熙成當正局長好。”我啞又莫言。

對薄熙成的任命最終還是他老子說了算。青年幹部局只能“啞又莫言”。“大佬”說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大佬”們“舉賢不避親”。有“大佬”們的堅持,哪裡還有“伯樂”說話的機會?

青年幹部局的幾件事

“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這是陳元多次對閻淮講的。陳元還說:“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青年幹部局發生的幾件事體現了這個思想。

第一件事:“記錄在案”的雙重標準。

1983年4月23日,中央組織部下發“中組發[1983]6號文件”:《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文件說:“對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大學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其現在單位和有關省委組織部,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革的大學生中選拔領導和選派出國,必須與他們原大學聯繫,取得其當時的表現材料。”“記錄在案”工作由青年幹部局負責。閻淮寫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組部在北京大學“留學生賓館”,主持北京各高校黨委副書記和組織部長參加的“記錄在案座談會”。在開場白中我說:“我理解‘記錄在案’就是去年社會上清理文革中有問題的‘三種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在大學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對面,定性後嚴肅處理;‘記錄’是背對背,青年學生就不處分了,記下來以後留神就行了。”三天會議,就是貫徹“6號文件”。······但會上不乏“雜音”,北大書記提出:“高幹子弟當頭頭,是否記錄?”北工大跟著“敲邊鼓”:“鼓吹血統論的譚立夫呢?”清華組織部長與我熟悉,也將一軍:“老閻,你們清華紅衛兵推倒二校門,你朋友賀鵬飛記不記?”我公開保證:如實向上級反映,一周內明確答覆。私下向清華領導交底:“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鬥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子弟開刀!成立青干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

會議結束次日,我回中組部向李銳彙報會議情況,並請示“高幹子弟問題”。李銳:“你對清華領導說得好,就是那麼回事!”隨後,李銳向秘書又述一份電話稿,讓部辦公廳立即通知北京組織部,轉告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頭頭,不在“記錄在案”範圍。

第二件事:讓陳楚三寫紅衛兵的情況。

1983年,在中組部青干局的清華校友李志民找到陳楚三,說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這些幹部多年關監獄、住牛棚,與世隔絕,對“文革”中的紅衛兵怎麼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陳楚三寫個東西,介紹紅衛兵的起源和發展。陳楚三推脫不過,花了大約半個月時間,用稿紙寫了一萬字左右。當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公布。陳在信中認為,毛主席確應對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但中央其他負責人也有左傾錯誤,例如,蔣南翔就是被劉少奇打倒的;紅衛兵正是左傾錯誤的產物。信中簡述了中學紅衛兵產生的背景是左傾錯誤的影響,以及他們後來成立“聯動”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簡述了大學紅衛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舉了地質學院朱成昭以及報紙上報道的韓愛民等例子。

陳楚三的信中對紅衛兵是跟著林彪四人幫“受騙上當”的說法提出異議:“我是共產黨員,應當聽黨的話。葉帥在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林彪同志只有59歲,身體非常健康,這是我們革命事業勝利的重要保證,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周總理則不止一次說過,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不聽林彪的、江青的,那麼總理的話、葉帥的話我們聽不聽?信不信?要是都不聽,還能當黨員嗎?如果一定要說我們受騙上當,那就是受黨中央的騙,上黨中央的當了。”

陳在信中特別提出“八旗子弟”問題:“許多幹部子弟運動初期敢於造反,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但當自己的父母受到衝擊、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麼‘緊跟’了,有些人逍遙了,有的還因此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產生懷疑。比較起來,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和普通幹部子弟反而無私無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陳楚三寫的材料寄給青年幹部局李志民,後被送到陳雲那裡,1984年2月27日,陳雲作了如下批示: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批示中說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給陳雲的信,信中說: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布一種輿論,說什麼‘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志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一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作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陳雲的批示以《“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1984]2號”,84年2月27日》發給有關部門。此後,孔丹和陳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前者代表高幹子弟的命運,後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運。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時趕上文革(是“西糾”的頭頭),文革後直接考上社科院吳敬璉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任張勁夫秘書,以後調光大集團任部門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中信集團總經理、董事長等職。

陳楚三,父親陳潭秋是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之一,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陳楚三1960—1967年在清華大學上學,文革中是溫和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貴州水電部第九工程局當工人,1985年到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當教師,1992年到實創總公司擔任部門經理、總經濟師,1995年到一家民營企業擔任副總經濟師、董事、監事會主席直到退休。陳楚三的父親陳潭秋雖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犧牲,陳楚三沒有權力的庇護。

閻淮的書中寫了選拔“第三梯隊”的情況,“文革中的表現”是最重要的選拔標準,但這個標準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平民子弟和“紅二代”不一樣;保過文革後得勢高級領導人的紅衛兵青雲直上,反對過文革後得勢的高級領導人的學生終生不用。

第三件事:管教幹部子女的文件被否定。

閻淮在書中寫道:

儘管幹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歷史劣跡”不被“記錄”,但在1983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一些子弟的“現實罪行”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體諒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書記處第101次會議提出,中央應該下發《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讓全社會共同監督子弟們。此文件應該由中組部青干局起草,但我們局內意見分歧,一時無法下筆。幹部子弟反對發文件:“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都摘帽平反了,這不又搞出一個‘幹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贊成:“有些幹部子弟太不象話了,該好好管管!”一向觀點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馬,又怕發文件傷及無辜。於是我向李銳建議:“開個子弟座談會,聽聽大家意見。”

1984年3月3日,由青干局召集,李銳主持的“幹部子女座談會”在中組部召開,主要討論“幹部子女文件”發不發,若發寫什麼。先後發言的有:陳雲之子陳元、崔月犁之子張曉彬、于光遠之女於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飆之子耿志遠、鄧拓之子鄧壯、秦邦憲之子秦鋼、王其梅之子王昌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陳毅之子陳昊蘇和李大釗外孫女李虹。陳元多次對我說過“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這次他又“首發”,高屋建瓴地提出問題:“如果一個階級對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他就不配稱為統治階級。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發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發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為難。現在這麼多大事,發這個文件是添亂!”最後李銳總結:“你們一致不同意發,確實不好發。我們對幹部子女是關心的,大家要爭氣。”胎死腹中此文件,李銳與我皆欣慰。十年後,我們又談起此事,共同反思:“當時真應該有個管束幹部子弟的文件!”

青年幹部局發生的這幾件事清楚地表明:“統治階級”在保衛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對子女的安排是一個家庭最大的利益,“統治階級”一直維護和爭取這個利益。

“統治階級”的階級自覺性

陳元校友說:“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統治階級”、“統治意識”,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導意識形態》中提出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1卷第52頁),時間是1846年,指的是德國社會。100多年以後,陳元校友重提這個概念指的是什麼呢?這時的中國,什麼是統治階級呢?

階級本來是屬經濟範疇。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28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10頁)怎樣佔有呢?通過佔有生產數據。經過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後,生產數據的私人佔有已經消滅。也就是說,1956年以後,中國經濟上的階級已經沒有了,舊的生產關係被消滅了。

《共產黨宣言》說:“如果說它(指無產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無產階級)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3頁)。按照這段話,陳元校友說的“統治階級”不可能是革命成功以後的“無產階級”。

那麼,陳元校友說的“統治階級”指的是什麼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按這個說法,“統治階級”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或者說是“全體人民”。然而,這個1954年憲法中確定、以後多次修憲時沒有改動的說法,解釋不了當今的社會。這也違背陳元校友的意思,他說的不是“全體人民”的利益,而是說“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從陳元校友強調“階級利益”是“幹部子女”的利益,他說的“階級政策”,是維護“幹部子女”利益的政策——從邏輯上分析,他說的“統治階級”是不是特權階級?是不是權貴階級?是不是網上說的“趙家”?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學家們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時,通常用“階層”、而少用“階級”。“沒有階級意識的階級是不存在的。階級與‘層次’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階級意識。”(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楊祖功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頁)如果處於同一階層的人們有一種認同感和歸屬感,並且願意為這個階層的共同利益而採取自覺的行動,那麼,這個階層就有了一種共同的意識——階級意識。一個階層產生了共同的階級意識以後,就成為一個階級。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急劇分化,成為不同利益的階層。說“階層”,而不用“階級”,是因為各個階層的人們還沒有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一個開放社會,社會階層流動通暢,今天處於底層,明天可能向上流動,從而緩和階層矛盾。開放社會還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階層和諧。如果社會階層固化,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信道被堵死,底層社會就容易形成階級意識,就會為共同的利益採取自覺地的行動,就可能發展為階級鬥爭了。這樣,中國社會就無寧日。

過去一直認為,“趙家”只是“悶聲發大財”,拿不出或不願拿出什麼理論依據。陳元校友的話表明,他們不僅是“悶聲發大財”,還有明確的“階級意識”。有了這個“階級意識”,搞階級特權就可以理直氣壯、肆無忌憚。所以,自文革後期以來,幹部子弟佔有了一切有利的先機:參軍、保送上大學、提拔當官、公費出國留學、下海經商······凡是好的機會,幹部子女都首先佔有。下海經商以後,他們又利用父兄掌握的公權或餘威輕而易舉地成為巨富。這麼多一連串不公平事件為什麼無法阻止?是因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強烈地維護其“階級利益”。

如果說,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第二號領導人陳雲的長子的話帶有理論色彩的話,那麼,中國第一號領導人鄧小平長子的話就有實踐的操作性。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長陳一諮曾有一段對話:

鄧問:“一諮,你說說看,改革是什麼?”

陳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鄧笑著說:“你說的是原則。現實地說,我覺得改革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一塊!”鄧朴方接著說:“過去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了,現在國家要鬆綁,要放權,就是要利益共享,誰能撈一塊,就讓他撈一塊。”

陳說:“照你這個說法,那誰離權力近不就可以撈得多,還是一般老百姓吃虧嗎?”

鄧說:“你看歷朝歷代,總是能人先得利嘛!”

陳說:“不然,現代社會的實現,是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

鄧說:“你說的不錯,但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開始能做到的。總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來,再達到共同富裕。”(《陳一諮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頁)

“從國家那兒撈一塊”,“離權力近的人撈得多”,這正是中國改革中發生的真實情況。中國的巨富多半是離權力近的人。離權力遠的人不僅撈不著,還會被剝奪。“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就是“趙家人”搞特權的意識,就是“從國家那裡撈一塊”意識。特權階層其所發能“撈一塊”,是因為有制度條件。這個制度就是“權力市場經濟”(也可稱為“權控市場經濟”),即權力操縱和控制下的市場經濟。由於對公權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權者利用手中公權進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一個個權力中心成為吸金“黑洞”,財富快速地向有權者和買權者集中。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宣揚,會召喚出“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所以,我對陳元校友的“階級自覺性”十分震撼。近年來中國民間的“仇官”“仇富”情緒就是“被統治階級”“階級意識”的萌發。如果“統治階級”還繼續以“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大搞特權,就會逼出“被統治階級”為保護“階級利益”採取“自覺的行動”。試想一下,這時的中國將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2017年6月2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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