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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知青上山下鄉

一、文革期間再度出山,對於上山下鄉持支持態度

在1949年10月以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於上山下鄉一直是持支持態度的,並積極組織實施了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一直持續到1966年文革的爆發。

1966年文革爆發以後,鄧小平成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失去了繼續當政的權利和自由。1969年到1973年期間,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直到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鄧小平才再次重新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同年8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委員。1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975年1月,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周恩來病重以後,在毛澤東支持下,他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進行全面整頓,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在全面整頓的期間,知青上山下鄉問題同樣引起了鄧小平的重視。1975年10月2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12名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知青代表在10月20日寫的《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們表示要牢固樹立鐵心務農的思想,立志做新農民等等。

這封信發表的前一天,鄧小平批示:“建議全文或摘要在報紙上發表,以鼓勵下鄉知識青年。”

毛澤東也於同日批示:“應發表。可惜來的人太少,下次應多來一些。”

那時,鄧小平對於上山下鄉是持有積極支持的態度。這是不難理解的事情。鄧小平在文革前當政的時候,作為中共中央的總書記,一直是上山下鄉的積極支持者、倡導者、實施者。

1949年10月以後,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也出現了中小學畢業生的比例嚴重失調,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的升學壓力驟然增加的問題。為此,《人民日報》於1953年12月3日發表了題為《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社論,首次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動員組織一部分青年學生到農村務農的設想。這就是日後波瀾壯闊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源頭。

以後,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等等,造成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大滑坡。1962年6月,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干規定》,提出:對於精簡下來的無家可歸和城鎮無法安置、但具有下鄉條件的職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鎮就業的青年學生,可以安置到農場(包括牧場、林場、漁場)。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實際執行中遇到了極大的挑戰。農場能夠容納城市需要就業的學生有限,國家安置一個人需要國家財政支付1000元左右。到1963年5月底,原計劃安排到農林場的33.2萬人,只完成了15.4萬人。

1963年5月浙江省委批轉了嘉興縣委《關於動員城鎮人口下鄉插隊的報告》。這份文件在下達全省各地(市)縣委的同時,也上報到中央。嘉興縣的經驗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鄧小平把自己的想法先和譚震林副總理進行了交流。他說,一個隊安置兩個中學生是會搞好的。他們不僅在傳播文化科學知識上起作用,經過鍛煉,在政治上也會起作用的。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領導小組根據譚震林副總理指示,召開了各大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長會議。譚震林在會上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安置工作的新思路,並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32頁)

1964年1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的彙報,討論知青上山下鄉工作。鄧小平對搞好插隊問題再一次發表了重要講話: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麼得了,不能走這條路。鄧小平認為,應該集中安置,結合國民經濟發展規划進行。(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37頁)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動員知識青年下鄉,走插隊為主的這條路是可行的。因為它投入少,解決的人口數量大,為城鎮青年就業開通了一條新渠道,還對促進農村社會主義建設有著積極作用。這就是以後形成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1964年1月17日)。這是中國歷史上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指導知青下鄉的綱領性文件。鄧小平提出的“以插隊為主要方向”的安置辦法最終形成了中央文件。

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在以後的文革期間是上山下鄉的一種主要途徑。鄧小平是這種形式倡導者、支持者、推動者。

一切都是在探索中前行。可惜,好景不長。文革開始了,鄧小平下台了。那些在文革前輩安置的下鄉青年們“一些對於工作狀況和待遇不滿的臨時工和返鄉知識青年,以為這場運動的到來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機會,也紛紛組成各種名目的造反組織,要求轉正、回城和提高待遇。”(《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774頁)

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1日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場比文革前規模更大的上山下鄉運動興起。此時,鄧小平還在江西南昌的一家工廠里接受勞動改造。

如何看待文革前期的上山下鄉,至今還有分歧。

對於文革前的那段歷史,鄧小平說過一句話:“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二、文革後期再次被打倒,文革後再次出山,對於上山下鄉的看法有了轉變

1976年4月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再次被撤銷一切職務。直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原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鄧小平在為這次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

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期。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解決知青上山下鄉的問題是在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鎮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問題,現在是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四川1億人,平均1人不到1畝地。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我們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就是要開闢新的經濟領域,做到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其他領域也要這樣做。(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38頁)

開闢新的經濟領域,從解決就業角度來解決知青上山下鄉的問題。這是鄧小平在新的時期的新的想法。他沒有堅持自己在文革前對於安置城市青年下鄉的想法和做法。而是另闢蹊徑,在找尋一條事關上千萬家庭和青年“重生”的路徑。

在1978年,中國進入撥亂反正、轉型經濟建設。但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實現的。尤其是知青上山下鄉問題,因為是毛澤東生前發過指示的,很難在短時間裡形成一種共識:究竟對不對,到底要不要繼續下去。長時期來的傳統觀念以及害怕惹上“砍旗”罪名,在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上進展不大。最明顯的是當年12月的國務院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紀要》和《規定》。在這些文件里繼續肯定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方向,強調今後若干年內還要繼續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場知青轉為農墾工人安心邊疆、農村建設,插隊落戶的知青就地落實政策。

這次會議對於國營農場知青的安置辦法是導致雲南知青在當年10月要求回城寫信給鄧小平並開始大規模的請願活動以後,又一次激化矛盾的導火索。“雲南農場發生這場風波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而引發的近因則是,他們看到新下發的《全國國營農場工作會議紀要》上規定‘按國家計劃分配在農場工作的城鎮知識青年都是國家職工’,感到再按病退、困退辦法回城的路子被堵死了;又得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正在召開,企圖通過請願、罷工向上施加壓力,迫使中央開放農場知青回城的渠道。”(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50頁)

同樣是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被稱為與《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一書姐妹篇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一書,在講到“農場知青集體上訪、罷工、請願”的時候是這樣說的:“早在1978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之前,個別農場已經出現之前罷工、請願事件,但多數地區的農場知青還是穩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轉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文件中指出:‘要鼓勵和支持他們安心農場工作,為辦好農場貢獻自己的力量。’‘今後一般不辦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確有特殊困難,可以通過組織商調。’這樣做,原是想穩住200多萬農場知青,減輕城市就業壓力。不想文件下達後,事與願違,更加引起了農場知青的不安。許多知青後悔當初不該來農場。他們說,到農村插隊,還可以通過招工回城,而招工與農場知青無緣,現在連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無希望了。有人編成順口溜說:‘插隊插隊,越插越對;插場插場,越插越長;改變現狀,只有上訪。’於是罷工、請願之風在各地興起。”(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148頁)

一個中央的工作會議,涉及到千家萬戶的一項政策,由於沒有很好地推敲和研究,造成的結果是一場全體知青奮起的大返城。由雲南省革委會和國務院調查於1979年1月23日寫的《關於雲南省國營農場知青鬧事問題的調查報告》里也講到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對於雲南知青大返城的影響:“12月25日國務院下達了關於處理雲南知青請願問題的3條電話統通知,經過廣泛深入傳達,部分人開始復工。國務院調查組下去後,反覆宣傳黨的三中全會公報、中央(1978)74號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復工,但是仍有24000人繼續堅持罷工。他們說全國知青會議的兩個文件,沒有反映和解決雲南國營農場知青的問題,對於國營農場的知青不再辦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滿。丁惠民的復工電報於1月7日、8日傳到西雙版納各農場,沒有發生多大效果。只有兩個場(景洪、勐養)復了工,有三個場(勐臘、勐滿、勐棒)說是復了工,實際上並未復工;有兩個場(東風、橄欖壩)仍然堅持罷工;有一個場(黎明)原來沒有罷工,1月10日有400人宣布罷工。他們說,丁惠民代表不了他們,不聽他的。形勢還未穩定。現在,不少青年紛紛賣掉傢具、行李、自行離場,返回城市;在場青年,大多數也不出工;勐定農場青年給四川、上海市委發出電報,如不答覆返城時間,準備再次絕食,後經勸說未再絕食。知青請願、罷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這個要求普遍、堅決、強烈。東風農場的知青對調查組說:‘你們解決我們的問題,一是讓我們回去,二是派兵鎮壓,沒有其他辦法。’勐棒農場有的知青說:‘不回家是死路一條’‘寧可殺頭,也要回家’。勐滿農場二分場八隊一知青串連了5、6個人,準備好汽油,聲稱‘五一’節前不解決他們回家的問題,先離婚,然後到上海市最繁華的地方自焚。當調查組到勐臘、勐棒、勐滿、勐定、盈江等幾個農場時,都發生知青向調查組圍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在雲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的浪潮下,這次會議和制定的政策已經變成了一紙空文,毫無意義。這樣的結果是會議的參加者們所無法預計的。

在中央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10月31日)前的1978年10月18日,在雲南西雙版納農場的知青就貼出《給鄧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事件逐步升級,以至於發展到了遊行、罷工、絕食、卧軌、北上請願等激烈行動,在社會各界和各級領導中引起極大震動,也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

在中央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召開期間(10月31日——12月10日),11月25日,《中國青年報》社直接給鄧小平寫信反映雲南知青情況並將《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一齊呈送鄧小平。此信引起了鄧小平的極大關注。他敏銳地洞悉到,知青們鬧回城,一方面系知青政策的桎梏。另一方面,當地經濟不發達,讓絕大多數知青成為一個簡單的體力勞動者,無從發揮其知識的作用,限制了特長的發展,使知青難以在這樣的條件下長期工作。(《妥善處置知青返城開啟中國改革之門》·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卓人政·2008年5月8日、9日昆明《生活新報》)。

12月初的連續兩天時間裡,鄧小平對於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以及雲南知青的事情講了話。

12月1日,鄧小平專門就雲南搞好知青工作和關於西雙版納的開發利用問題說:西雙版納的自然條件好,發展潛力很大,對這一地區要搞一個發展經濟的規劃,可借鑒外國的經驗如用南斯拉夫“佩卡貝”的辦法搞。以發展經濟作物為主,首先是種橡膠,還可以種甘蔗建糖廠,這樣發展經濟、增加收入快。要用新的辦法來辦,不要對他們干涉太多。國家投資不足,就用貸款,經濟發展了,再還國家貸款。把國營農場經濟發展起來,帶動周圍農村社隊的各族群眾發展。發展經濟,增加收入,這就是當前的政治。要注意搞好與知識青年相關的各項工作。

12月2日,鄧小平在家中約見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于光遠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稿的起草問題。鄧小平審閱《中國青年報》寫給他的信,並作出:“轉雲南省委注意,應做工作,不應壓制”的批示。(《妥善處置知青返城開啟中國改革之門》,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卓人政,2008年5月8日、9日昆明《生活新報》)。

1978年10月雲南西雙版納地區國營農場的知青們起來“造反”了,動用一下專政的工具來解決一下不是不可能的。(據記載是有這樣的打算的)區區幾個知青,在當時領導人的眼中是不足掛齒的。難怪在給鄧小平的公開信發表以後,關於信的起草者被抓的消息立即傳遍了整個農場。“不應壓制”!憑著鄧小平在當時國內的崇高威望,這樣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誰敢違抗!這能夠解釋知青們為什麼從一開始就會寫信給鄧小平的原因,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的原因。也能夠解釋雲南知青最終沒有被“鎮壓”的原因之一。歷經半年的抗爭及中央和滇、川、滬、京四省市領導上下的溝通、協商後作出的決定,同意知青回城。在不經意間改變了一代知青的命運。

現在回顧總結看來,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是由於廣大知青為了正義和公平的抗爭結果和以趙凡為首的有良知幹部體察民情及黨中央在時代轉型時期需要凝聚人心而實事求是的決策。其中鄧小平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三、文革結束,鄧小平推動上山下鄉運動的終結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的歷史功績之一是鄧小平強調了處理遺留問題的原則是“有錯必糾”,“要儘快實事求是地解決,乾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

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成為隨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會會的主題報告。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對於中國未來的走向起到了歷史性的、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由此開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在召開這次歷史性的全會前,12月12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運籌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上就知青問題作了重要講話。

鄧小平指出:知青問題是一個全局問題。“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積重難返的問題很多,國家又很窮,徹底解決知青問題要有一個過程,這要向知青們講清楚。知青要求回城,關鍵是當地經濟不發達,農場沒有辦好,限制了知青特長的發揮,人家不安心。西雙版納面積大于海南島,而且自然條件非常好,自然資源很豐富,氣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產。要多給西雙版納一些政策,多給他們一些主意,把那個地方建設好,成為有志青年的創業基地,國家要投入資金,沒有錢,外匯也要用。國家不調撥,不交利潤。發展生產資金困難,可由國家貸款,還款期長到20年或15年,到時再歸還。

鄧小平同志對西雙版納農場知青起事的問題是關注的,是了解的,不是一般的重視。這些話對於最終解決雲南知青問題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此時,雲南農場的知青為了要回家發展到了請願遊行、絕食抗議的嚴重事件,引起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關注。12月25日農林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趙凡率國務院調查組抵達昆明,隨即深入到邊疆各農場安撫知青。

12月31日,鄧小平同志找王震副總理等同志商量,指示說知青問題事關國家安定團結大局,要把西雙版納的生產搞好。

1979年1月4日,王震副總理、程子華部長在中南海辦公室接見了雲南知青赴京請願團十位代表,傳達了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並說你們提出的重要意見,我負責轉達給黨中央及小平同志。互動對話進行了1小時40分。

王震送走了雲南知青代表,即向華國鋒、鄧小平彙報了剛才接見雲南農場上訪知青代表的情況,他們表示同意王震與知青們的談話。同時,王震還把知青代表寫給鄧小平的請願書送交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對王震講,西雙版納這個地方一定要搞好,要搞一個規劃,國家可以不收稅,可以貸款。鄧小平又指出,這個地區還可以用聯合企業的辦法搞農場。農場不要只注意發展橡膠,還可以發展多種經營,種一些咖啡、可可、胡椒、腰果等,一方面可以供出口換外匯,另外,將來國內旅遊業發展了也需要。總之,國家可投入大一點,但是要搞好。

此時,在雲南的國務院調查組面對天怨人怒的邊疆知青狀況,在國務院的首肯下審時度勢及時召集滇、川、滬、京四方會議。根據鄧小平等中央首長的指示精神,雲南省委與四川省委及上海、北京市委就如何妥善解決雲南知青回原籍的問題進行了緊急磋商。在雲南、四川兩省“一放一接”的意向下提出6條意見報請國務院。

1月23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由余秋里主持,王震、陳慕華、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等出席同意上報意見,隨後達成了雲革發[1979]22號文件。(《關於貫徹執行中央[1978]74號文件,統籌解決我省國營農場知青及有關問題的通知》)開啟了雲南知青回家的大冂,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知青的命運。

1月28日,鄧小平在啟程赴美國進行對中美兩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訪問前幾個小時,仍圈閱了雲南知青代表寫給王震的信。全國各大報刊登載,達到皆大喜歡的局面。

鄧小平在關註解決雲南農場知青問題的同時,對全國的知青問題也十分關注。1979年2月17日,在我國發起南疆邊境對越自衛反擊作戰的當天,他批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全國安定團結的通知》。《通知》強調:為了促進社會政治安定,必須繼續抓緊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解決好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其中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統籌安排問題。

10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討論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座談會的講話中再次強調知青工作。鄧小平指出:“落實政策問題、就業問題、上山下鄉知青回城市問題,這些都是社會、政治問題,但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經濟不發展,這些問題永遠也不能解決。所謂政策也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識青年問題,不從經濟角度解決不行,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要想寬一點。”他還針對回城知青的安置問題提出:知青過去一個人由財政部一次給500元,現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業,不下鄉了,是否可以把這筆錢用來扶助城市安排知識青年就業。用經濟手段解決這樣的政治問題,該花的錢還是要花的,不解決不行。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為解決回城知青的安置問題指明了方向。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務院知青辦很快提出了具體落實措施:將每年的3億多元知青工作經費由主要用於安排上山下鄉的知青轉而逐步用於安置知青返城就業問題。

1979年過年後,雲南知青根據云革發22號文件合理合法大規模返城。到1979年5月有61515人返城,占農墾知青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四。1979年8月,在全國農場160多萬知青基本回城(不包括新疆知青)。

1981年年底,隨著知青上山下鄉問題的有效解決,國務院將國務院知青辦併入勞動總局繼續做剩餘知青的工作。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也仿照此辦理。至此,歷時20多年的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退出了歷史舞台。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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