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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組部內部文件:中央領導每家一人接班做高幹

——中共政治家族化 老同學看薄熙來

按著兩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個規矩:高層領導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安排做高幹,家裡的其他人就「下海」斂財。中共中央組織部為此發過一個文件,把內部規矩正式變成官方政策。文件規定本來僅僅適用於高層領導幹部的子女,但實踐起來各級領導都仿效這個做法,變成舉國上下的不成文規定。

近日薄熙來同學魏亞南網上刊文,披露了薄熙來在香港參加招商活動時,公開否認自己參政是得益於父親薄一波的影響。魏亞南表示,中共內部曾形成一個規矩並以文件形式下發,高層領導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安排做高幹,家裡的其他人就“下海”斂財。上行下效,中國縣級政治權力同樣存在家族化的問題。學者何清漣分析了其中幾個原因。

大陸人民日報原駐香港辦事處主任、首席記者魏亞南,是薄熙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讀研究生時的學長。

近日魏亞南在網上發表了《薄熙來二三事》一文中提到,1993年是他被派駐香港的第二年。以《人民日報》駐香港記者的身份,應邀前往香港貿發局,參加大連市在那裡舉辦的93大連(香港)經貿合作洽談會。這是大連新任市長薄熙來在香港舉辦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動。

在會場他遇到了薄熙來。當時薄接過旁邊人遞上的一個口袋給魏亞南,裡面裝著厚厚一疊宣傳資料,順便又遞過來一件包裝精美的T恤衫:“這是我們與韓國合資生產的服裝,品質不錯!”

魏亞南見距離開會還有點時間,就低聲好奇地向他求證,近期港澳台報刊輿論的一個熱點問題。

他問薄熙來:“我問你個事,這裡的報刊風傳中組部內部有文件規定,每位中央高級領導的子女,每家有一名可以作為從政培養物件,而且只能有一名。聽說你們家裡曾為此開會,認為你可堪造就,報上去的是你。你哥薄熙成自感仕途無望,為此近日辭官下海,不當北京旅遊局長,去北京工藝美術品總公司當老闆了……”

沒等魏亞南說完,薄熙來的臉色便陰沉了下來,答道:“我84年下到地方,從中央機關到金縣當的是小宣傳部長,哪是什麼中央安排的呀,是我自己去的。後來當大連副市長、市長,我自認為是靠自己本事干出來的!勸你在香港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話不投機,正好主持人宣布開會了,薄熙來不辭而別,起身走上主席台。

新聞發布會主要由他主講,介紹大連的高速發展、投資政策和環境條件……輪到答記者問了,不料一些提問幾乎跑了題,海外記者變著法兒問道:

“可否談談你的兄弟薄熙成為什麼棄官不做,旅遊局長不當,下海去當工藝美術品公司總經理?”

“中央是否有內部規定,中央領導人每家要培養一位當接班人?”

“您是中央內定培養的接班人嗎?”

一位記者提的更直接:“薄先生,你的父親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長,是不是並非主要因為政績,而是沾了老子光?”

面對這些刁鑽的提問,薄熙來微微一笑,來了個先承後轉,借題發揮。他先承認自己確實“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終身受益”,繼而巧妙地引申、發揮,說自己所沾之光是惡運和磨難,而正因為如此,才鍛煉了自己的意志,學會了思考,認識了社會和人生,逐漸成熟起來。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財富,使自己受益非淺。

薄熙來對“沾老子光”的妙解,使得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對台上這位來自大陸的年輕市長刮目相看,但這不等於人們都認可了他的回答,因為他沒有說實話。

據魏亞南回憶,後來證實,記者們的提問並非空穴來風:“六四”之後,中共大佬陳雲有言:“看來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並據此向鄧小平建議:“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他提出中央領導人一個家庭至少出一個人,意思是出一個人掌握大權。鄧小平默許了這個提議,忘記了自己曾高調錶示過“高幹子弟要退出權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響”。

就這樣,按著兩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個規矩:高層領導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安排做高幹,家裡的其他人就“下海”斂財。中共中央組織部為此發過一個文件,把內部規矩正式變成官方政策。文件規定本來僅僅適用於高層領導幹部的子女,但實踐起來各級領導都仿效這個做法,變成舉國上下的不成文規定。

魏亞南在文中寫道:“現在看來,薄熙來就是這一政策的受益者,但他卻對我和當眾矢口否認,這種撒謊不臉紅的政客作風,早已將他的人格墮落顯現無疑。”

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中縣‘家族政治’現象調查”》一文。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南陽新野縣,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與縣長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在中縣之內,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級幹部),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現代政治中,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60餘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之外,從未脫離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

在《中國為何容易出現“政治家族”?》一文中,著名學者何清漣指出,中國家族政治產生的幾個原因:

A.家族政治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殷周兩朝,中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權力按等級分配,世襲罔替;

B.中共執政時期從未真正建立過合理的精英選拔機制。在毛時代,這一時期的精英選拔以血統原則為主。與以前的血統原則重視精英相比,毛則是逆向而行重視草根與邊緣人的“出身論”。在毛的所謂“紅色接班人”的選拔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統原則。

從1998年高等教育產業化開始至今,社會呈現向“身份型社會”復歸的跡象。黨政事業機關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血統原則在競爭中的作用日顯重要,“二代”現象表明中國精英階層的素質嚴重退化。

那麼“曾經的風雲人物”薄熙來為何後來卻落敗了呢?對於很多人都感興趣的這個問題,魏亞南在文末也進行了反思。

他認為,在專制制度下,無法監督的權力,極易使人變成極權人物。推行權力意志,讓治下的國民、居民都整天為著自己的想法轉,唱紅打黑說一不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眥必報,毫不含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覬覦最高權力。薄熙來就是這種體制下“由人變成鬼的例子”。

魏亞南最後總結道:“薄熙來意外失敗帶有偶然性,如不真正落實自由、民主、法治,不徹底剷除極權人物產生的土壤,就難免還有薄熙來似的人物出現!”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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