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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潔琪:四則難忘的採訪故事

在不可多見的法庭上,我旁觀了人類的某些終極情感。部分故事的主角已經不在人世,有的至今還在大牆之內。冗長的庭審過程,我早已忘記,留在記憶里的,是一些被告的眼神。

1、門

 

 

來正午之前,我在《財經》雜誌和財新傳媒做了八年的‌‌“法治‌‌”記者,報道重大案件和社會衝突,做對抗性採訪,奔跑在新聞現場。後來,報道尺度收緊,這種機會越來越少了。

重要的社會矛盾,都會體現為各種刑事案件,以審判來收場。在我看來,法庭是非常重要的新聞現場。可惜,司法不夠公開,我偶爾才能以非記者身份混進去。各種混法院的方法,現在不想再說了,都是各種各樣的奇葩故事。當時,不能拿紙筆,害怕暴露記者身份,又想記錄案情,只好把錄音筆放在胸罩里。開庭前,神經緊張,反覆跑去廁所檢查,確認錄音筆在正常運作;庭審時間很長,錄音筆就在胸前發熱,發燙,心跳隨之加速。我像做賊一樣採訪,坐立不安,左右旁顧,一直害怕被哪個攝像頭髮現。

2008年,我剛當記者。那年冬天,我要去旁聽新華人壽前董事長關某的案子。被拒絕後,我想辦法進入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法庭的門口,跪在地上,用耳朵貼著門縫聽。

突然,一個年輕男子朝我走來。我仍然記得,他身材很高大,是圓臉,皮膚看上去很好,像唐僧。他自稱是研究室工作人員,那是和記者對接的宣傳部門。他很客氣地請我離開。我求情:‌‌“再聽一會兒,就一會兒。‌‌”他微微一笑,離開了。

我繼續趴著聽。突然,一股妖風吹來,門開了。我惶恐抬頭,看見了法官嚴肅的眼睛。很快,那個年輕男子再次走來,身邊多了一個領導和法警。法警吆喝著說:‌‌“我把她押出去!‌‌”他嚴肅地制止:‌‌“放開她,讓她自己走。‌‌”那一刻,我很狼狽。

後來,我總覺得欠他一句謝謝。幾個月之後,終於鼓起勇氣,給法院打了電話。對方問我找誰,我面紅耳赤地說:‌‌“一個身高大概1米8,圓臉的,皮膚很白凈的小夥子。‌‌”

‌‌“這樣的人,我們有很多,你找哪一個?‌‌”我沒有繼續,掛了電話。

2、紅裙子

 

 

在不可多見的法庭上,我旁觀了人類的某些終極情感。部分故事的主角已經不在人世,有的至今還在大牆之內。冗長的庭審過程,我早已忘記,留在記憶里的,是一些被告的眼神。

帶著鐐銬進入或者離開法庭的時候,絕大部分被告都會轉身,睜大眼睛,在旁聽席上搜尋他最想見到的人,潸然淚下,或者強裝平靜地回首凝望,也有哭喊著掙扎的;也有在法庭上暈倒的。剎那間,好像人世間所有的感情都湧進了那雙眼睛,痛苦、悔恨、留戀、恐懼、絕望或者熱望。

現在,我想談的是一個男人的眼睛,當他回眸的時候,充滿冷靜、溫存、絕望和眷戀,同時,那目光還讓我感到一股寒意。他是一個被指控貪污罪的高官,犯罪金額約500萬,買了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套公寓。

宣判那天,旁聽席上稀稀落落地坐著幾個人。一名中年婦女,坐在旁聽席右邊的角落,一聲不吭地注視著審判席。在她臉上,有我平生沒見過的靜默的憂傷。我就在她附近,但是,沒敢多看她。由始至終,幾乎感覺不到她的呼吸。

宣判前,一個年輕艷麗的女子走來,一襲紅色的裙子,蹬著高跟鞋,戴著閃亮的銀色的耳線,猶如出席婚禮。她坐在我後排的左方,和那個中年婦女,隔著法庭的過道。

被告50多歲,是一個局級技術型官僚。從農村讀書奮鬥出來,前期仕途並不順,和城市人出身的妻子始終有隔閡。他管新疆的項目,經常出差,同一路線,長途飛行,愛上了一個空姐。他想離婚,可是妻子不同意,三角局面持續很多年。也許是愧疚,他想用一套房子安頓那個空姐。買房子之後,不知道哪個線索被發現,他案發了。偵查人員找空姐訊問,她沒說。檢察院以包庇罪批捕,把她也抓了。後來法院判了緩刑,不用收監。

法警押著他穿過旁聽席進入法庭。他轉身扭頭,眼睛在飛快地尋覓著,最後看著我身後的左方。

法官宣讀的判決書,是出乎意料的重判——無期徒刑。就算減刑出獄,他也白髮蒼蒼了。我斜眼偷偷看了一下那個中年婦女,她一動不動,還是很沉默。法警把被告押出去時,他又轉身,看著那個紅衣女子。

過了幾秒鐘,她才如夢初醒般猛然站起來,奔跑著追隨出去,對著她同來的女伴大聲說:‌‌“快,快,去問問家屬能不能見面?!‌‌”

那個中年女人,仍然默不作聲,走出法庭門口,無力地靠著牆。我是記者,但是沒敢上去問,她對這個判決持什麼看法。

交稿後,編輯說我,沒有在文章中註明他和某個女人的情人關係。也有好朋友拿著雜誌挑剔說,別的報紙把他和那個女人邂逅的情形寫得很生動,包括見了幾次面才上床。我想說,如果你看到活生生的人,就會不忍心下筆了。

某一個夜晚,我和被告的律師在北京海淀的某個露天廣場喝啤酒。正如我所料,他說那個中年女人就是被告的妻子,紅衣女子是情人。妻子一直不願意離婚,可是鬱結於心,患上了乳腺癌。宣判後,律師去看守所會見,被告請律師轉告妻子,所有屬於她的,他都不會拿走;告訴那個空姐,找個好人家,嫁了。

見到律師,妻子落淚了,說婚姻有名無實,把一個女人最美好的青春都耗掉了。

3、冰淇淋

 

 

2011年3月,某個夜晚,天很黑,風很大。和朋友告別後,我獨自走進大望路地鐵口。隧道里傳來流浪歌手的歌聲和吉他音樂。我隨手掏出手機一看,有未讀簡訊,‌‌“你好嗎?羅記者,我很想念你,XXX‌‌”簡訊有落款,可是,我完全想不出那是誰。

我毫不遲疑地給對方回了電話。

電話的另一端是女人,我喊了一聲她的名字,然後:‌‌“我很好,你呢?‌‌”

她說:‌‌“你那邊有人在唱歌,是嗎?‌‌”停頓了一下,她接著說,‌‌“我開始工作了。單位讓我繼續上班了。‌‌”

我終於想起來了,是她,那個精神病患者,曾多次被家人強制送進精神病院。

幾年前,她害怕家人再送她去治療,就從單位不辭而別,從東北逃到北京,向律師和媒體求救。我一直關注‌‌“強制送治精神病院‌‌”的話題,有律師幫她約了我,所以我就去西單見了她。

那是寒冬的下午,我們約了在君太百貨門口見面。未見面時,我在電話里喊她李小姐。可是,見到她的時候,我怔住了。那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啊,頭髮是自然卷的,既粗又硬。臉上皮膚很粗糙,有明顯的斑痕。她時刻保持警覺地四周掃視,緊張地抱著一個袋子,好像很多東西,滿滿一懷抱。我有點忘了,不過,仍然記得我和她握手了。

我帶她去了馬路對面的肯德基,都點了一杯飲料。她坐下後,用很小的聲音和我說話,仍然保持警覺,提防著鄰座的人。

她說是大專畢業的,在司法機關工作,但是,屬於非業務崗位。她這幾年來被父母送進精神病院很多次了。每次進去,一關就好幾個月,可是得不到合適的治療,經常是電療。據說,電療會磨損人的神經,讓記憶力漸退。

我問她被送精神病院的原因。她說,她覺得她的父親不是她的親生父親。所以,她一直要求DNA鑒定。

我問她,為什麼懷疑他不是真正的父親呢?

她說,從懂事開始,她父親就開始窺視她洗澡,換衣服,想得到她。

‌‌“他對你有語言還是行為方面的表示?‌‌”

‌‌“是行為。‌‌”因為工作後,父親不讓她在外面租房子,非要在家裡和父母一起住。她認為,這表明他想長期佔有她。

‌‌“你和母親說過嗎?‌‌”

‌‌“說過了,可是她也很壞。她經常把我騙回家,然後她就去廚房幹活,讓我單獨和父親呆在一起。‌‌”

‌‌“那他欺負過你了嗎?‌‌”

‌‌“沒有,因為他知道我會反抗。‌‌”

她又說:‌‌“他們買通了省里的公安局,做出DNA鑒定結果說我是他的親生女兒。我還想偷他的頭髮,再去做一次鑒定。我覺得,他們肯定是謀殺了我的親生父親,我不是他生的。‌‌”

聽到那裡,我再也喝不下飲料了,很想離開,她的邏輯很強大,很固執。我對那個奇異的世界忽然感到害怕。

但是,她還在訴說,她說她很難過。我繼續聽著,注視著她,她像一個剛從黑房子走出的人,敏感、膽小、多疑和警覺。她一邊說話,嘴角一邊冒出白唾沫。

她說很害怕回到家鄉那個城市,一輩子就被他控制了。但是,她身上沒什麼錢了。逃來北京很多天,錢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勸她趕緊回去,一定不能丟了工作,必須獨立謀生。另外,以後不要四處說她父親的事,那樣會促使她再次入院。我裝出一副很有見地的樣子,堅定地說,你一定要回去,他們肯定不會再送你進精神病院的。

她像個怯弱的孩子,無助地看著我:‌‌“真的嗎?他們萬一再強迫我進去怎麼辦?我害怕吃藥,也害怕被電療。你說,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嗎?我聽新聞說,桑蘭和她保姆不好了。我去找桑蘭,說給她做保姆,可以嗎?‌‌”

我看著她,重複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留在北京,回家吧,我讓律師給你父親打電話,告訴他,如果送你進去,會有法律後果的。

她忽然站起來,要去買冰淇琳。她說,每當胸口悶,心情不好的時候,吃個冰的東西就能喘過氣來。她堅持要請我吃。

她說話的時候,眼神有點渙散,嘴角也始終有白唾沫。我吞不下冰淇琳,一直握在手裡。她大口地吃,問我,你為什麼不吃啊?

我抿了一口,可是覺得胃都頂在心頭了。我突然想起我和她握過手,想去洗一下,卻為那一刻不自覺的噁心感到自責。

後來,我們是在地鐵站里分手的。我著急去另一個地方赴約。地鐵人潮洶湧,我回頭搜尋了一下,她的身影很快就被擁擠的人流沖走。我想,也許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她了,很多採訪對象都是這樣。

可是,那一夜,突然收到她的簡訊,聽到她的聲音。我彷彿又看到她那雙怯怯的、對我充滿信任的眼睛。她又問我,羅記者,你說,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嗎?

我忽然激動起來,站在地鐵口的扶梯旁邊,大聲說,‌‌“你不要來,千萬不要來北京,就在家鄉好好工作,會好起來的。你要相信我,我們在北京都過得很艱難的,不容易。‌‌”

‌‌“真的嗎?‌‌”

我再次堅定地對她說,‌‌“真的,你相信我。‌‌”

不記得我是如何掛了那個電話。夜裡的地鐵,除了我,只有流浪歌手在寂寞地唱歌。風很大,把我裹住了。我恍惚了,往隧道里走了幾步,發現走錯了,又走出來。

我過去問歌手,‌‌“你唱的歌叫什麼名字?‌‌”他翻開琴譜說,‌‌“《女人的選擇》。‌‌”我往地上的吉他袋子里放了五元錢。那是我給流浪歌手最慷慨的一次。

4、羊肉

 

 

2011年的寒冬,我在寧夏海原縣採訪政府行政中心搬遷一事。政府為了征地建樓,幾千個村民幾乎在一夜之間失去了家園,寒冬也只能睡在羊圈裡。當地一個叫馬忠琦的人認為,‌‌“縣城大事,匹夫有責‌‌”,在2010年發表了20多篇批判性博文。當年9月,被國保大隊調查,然後被檢察院以逃稅罪批捕。2011年3月,馬忠琦被一審法院判決三年半有期徒刑,罰金10萬元。

冰天雪地里,我坐車進村採訪,打開車門,想拍照片,手被凍硬了,按不下快門。積雪很厚,靴子濕了,雙腳冷得疼痛難忍。我敲門採訪,回民的農婦用體溫溫暖我凍僵的手腳,給我做了酸菜土豆麵條,讓我坐上熱炕,蓋上毯子。儘管有很多虱子,咬得我渾身發癢。但是,我沒說。

農婦問:‌‌“麵條好吃嗎?‌‌”

‌‌“只能吃一頓。太餓了,想吃肉。‌‌”

‌‌“你真老實,沒說假話。我們幾個月才能吃一頓肉。地被征了,屋子被拆了,出去打工,人家嫌我老。明年連酸菜面都沒得吃了。‌‌”

回到縣城,海原賓館的餐廳喜氣洋洋,檢察長西裝革履,等候電視台的採訪,採訪主題是該院的精神文明成果。我躋身席間。餐桌上,氣氛愉快,笑容綻放。我思量良久,鼓足勇氣,抓住機會側身提問:‌‌“請問檢察長,馬忠琦的案件進展怎麼樣了?‌‌”笑聲頓時消失,我只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檢察長拉下臉,沒正眼看我,抬手一擺。旁邊的官員也低頭搖手,叫我住口。不過,很快,檢察長笑容重現,其他人的談笑附和聲也像漸漸漲潮的海水。

一個回落之後,我深呼吸了一下,再次注視檢察長,接著問:‌‌“馬忠琦已經補繳了稅款,為什麼還要批捕,追究刑事責任?好像不符合刑法第201條的規定?‌‌”

檢察長生氣了,抬頭盯著我:‌‌“飯桌上,不談工作。‌‌”

我追著問:‌‌“我是覺得批捕不正常,另外為什麼逃稅罪不是由經偵的人來偵查,而是國保大隊?‌‌”

‌‌“你是記者,我尊重你,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職業道德。案件的信息不能公開。‌‌”

‌‌“我覺得我的職業道德沒問題,案件的程序性信息是可以公開的。‌‌”

‌‌“對於這個案件,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我只說一句,我是依法辦案。‌‌”

‌‌“可是,刑法第201條明明規定,補繳了稅款的人,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檢察長臉露怒氣。

旁邊的副檢察長幫忙圓場:‌‌“不同情況可以不同處理。‌‌”

‌‌“法律明文規定的事情,怎麼可以不同處理?‌‌”

終於沒人理我了。席間重新響起海原方言的談笑聲。

過了十幾分鐘,旁邊一個年輕的檢察官輕聲問我:‌‌“羅記者,你也是學法律的?我西北政法大學畢業的,在西安。‌‌”

都是學法律的!一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油然而生,我連忙笑著把名片遞給他。

檢察長突然嚴厲地用手指對著那個檢察官:‌‌“你什麼都不許說!‌‌”

年輕的臉龐低下來,後來,再也沒抬起過。拿著名片的手懸了片刻,最後,把名片放在餐桌上。過了一會,又拿起來,又放下。

我多麼希望他勇敢地,裝出一副正義凜然的模樣,把名片扔在地上,這樣我的心會好受點。

接下來的幾天,我一直在村裡採訪,一天下午,回到縣城。一下車,就被幾輛警車圍住了,閃爍的藍光照耀得我睜不開眼睛。有人叫了我一聲‌‌“小羅‌‌”。當時,我覺得那個聲音無比陰森,像來自地獄。

我拉著行李箱下車,箱子是空的。回縣城前,接到官員邀請回賓館吃飯的電話,就預感會出事。我把所有的採訪資料藏在一個農民家裡了,而且給正在國外的丈夫打了電話,說有可能遇到麻煩。

警察下車,要強行拉我的行李箱。我不願意,一路拉著走回賓館。大堂沙發上,坐了幾個宣傳部的官員。他們盤問我,要求刪掉手機里的採訪照片。在操作的過程中,手機沒電了。折騰到半夜12點左右,我鼓起勇氣,用很堅定的姿態走回房間。他們沒攔截我。

關門後,從窗戶看下去,發現了幾輛警車仍然駐守著。我很害怕,渾身發抖,抖得身體不能舒展,躺不下來。我只能坐在床上,雙手抱膝。手機充上電了,很多朋友打電話進來,問我情況。我才知道,我老公聯繫不上我,就著急地找我國內的好朋友幫忙。朋友把這個事情發到微博上,我的讀者和媒體同行都很仗義地轉發了。一個《中國青年報》‌‌“冰點‌‌”的記者把寧夏自治區新聞發言人的手機號碼公布在微博上。

凌晨2點左右,窗外的警車突然陸續開走。我打電話給雜誌社的領導,問應該怎麼辦?他說趕緊撤退。我打電話給一個採訪對象求助。凌晨5點,他開車過來,我馬上跳進車裡。我們在環城高速跑了幾圈,確定沒有人跟蹤,就去那個農民家裡取採訪筆記,然後飛奔去另外一個縣城,我再坐大巴去銀川。那個縣叫同心,盛產優質羊羔肉。

我透過車窗,看著天色慢慢變亮,太陽緩緩地升起來,大地被金燦燦的陽光籠罩。我心情好了,去到農貿市場,看到羊肉都是一整隻一整隻倒掛著賣。我讓賣肉的人切了半隻,用蛇皮袋把肉捆起來,抗在背上,坐上一個農用拖拉機去車站。黃土高原的西北風很凜冽,在拖拉機上迎風站著,臉真的像被刀子割著一樣疼。

到達北京後,羊肉的血水融化了,流淌出來了。我發完稿子,就邀請了曾經仗義相助的網友來家裡喝酒吃肉。那時候,我住在北京通州的一居室。好像來了十幾個人,有財新傳媒的同事,也有剛認識的媒體同行。家太小,就盤腿坐在地上吃,喝了啤酒和白酒,吃了我做的手抓羊肉。

‌‌“冰點‌‌”的記者也來了,他長得很好看,又黑又大的眼睛,言談舉止都透露著才氣。他喝得滿臉通紅,讓我用粵語和他合唱《鐵血丹心》。我唱了,歌聲跑調了,大夥笑了。幾年後,那伙人都散了,有些人不再做新聞了,聯繫也少了。此刻,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想念那個晚上,想念得想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正午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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