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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威脅推翻中共 周恩來人格分裂

毛澤東:辦了十件好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壞的,把壞的統統登在報上,假定這樣,國家就滅亡了,而且應該滅亡。我就贊成滅亡,我就跑到農村去,率領農民,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去),我另外組織,推翻這個政府。

原為糾“左”大家上廬山開“神仙會”,以至彭德懷的《意見書》出來之後,周恩來還直言說“彭總的信沒什麼問題”。毛澤東一番長篇講話,威脅“跑到農村去,率領農民,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去),我另外組織,推翻這個政府”後,廬山會議風雲突變。反“反冒進”的陰影再次籠罩在周恩來的心頭。既要反右,又要務實的矛盾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

1959年廬山會議舊址

周恩來重新獲得經濟工作的發言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政府工作的領導人覺察“左”的錯誤相對要容易一些,而要在全黨範圍內糾“左”,卻相當的艱難。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大前提是,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一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前一段的理論和總的錯誤實踐是不行的。這個道理,周恩來是在廬山會議上悟出來的。

廬山會議之前,周恩來批評“大躍進”時說:“否定了時間、空間、條件,打破了客觀規律,主觀主義大發展。造成另一種迷信。”毛澤東也坦言:“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會轉彎。”

1959年夏天,毛澤東選中了風景優美、氣候宜人的江西廬山,想在這裡一邊避暑,一邊開一個遠離喧囂都市的“神仙會”。目的原本很明確,主題是糾“左”,對“大躍進”以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進行研究、反思,以便提出對策。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周恩來有共識。

會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於6月11月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1959年的物資分配方案和基本建設的調整。周恩來在會上對“大躍進”以來國家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方針上的失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1958年的大躍進否定了時間、空間、條件,打破了客觀規律,主觀主義大發展。本來是客觀可能同主觀能動結合的,結果是客觀可能無限大,主觀能動也無限大,造成另一種迷信。

這裡的批評所指是很明顯的。“迷信”誰,“迷信”什麼,這種“迷信”是怎樣形成的,大家心中都有數。此時的周恩來知道毛澤東本人對“大躍進”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所以他才大膽地提出要打破那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迷信”,提醒人們重新回到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來。

他接著說:打破這種迷信之法,是允許樹立對立面,左點右點都可以允許,正常的生活,這種空氣不要怕,有些東西是不能一下搞成的。只要在桌面上,允許懷疑,發表不同意見,養成這種聽不同意見的習慣。不要造成這是保守、那是右傾的緊張狀態。

6月13日,毛澤東在京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工業、農業和市場等問題時,毛澤東、周恩來和李富春都持一致的意見,認為“大躍進”的主要問題,就是對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重視不夠。

周恩來說:“在躍進中間,綜合平衡抓得不夠,抓了這個方面,其他方面忽視了;企業內部的綜合平衡,幾個方面的綜合平衡都抓得不夠。”

毛澤東也說:“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橫直是一樣,就是高爐、平爐、小高爐、小轉爐,各個工業部門的聯繫,重、輕、農的聯繫,就沒有顧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會轉彎。”

毛澤東實際上也是在講他自己,他也是在碰了釘子後才轉彎的。

正是為了促進這種共同的“轉變”,毛澤東把核心領導層的人都召到江西廬山。

在北京開完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便動身南下,到長沙的當天,他便興緻勃勃地暢遊了老家的湘江,再次“中流擊水”於橘子洲。第二天回到了他闊別32年的故鄉韶山。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到韶山》。幾天以後,毛澤東又登上廬山,他詩興大發,寫下了《登廬山》一詩。

6月27日離京南下的周恩來,次日在武昌便接到毛澤東從長沙打來的電話,他們商量了廬山會議召開的具體問題,兩人都感到,現在人們頭腦還有些發熱,需要降一下溫,先冷靜下來學點政治經濟學。毛澤東提出,這次會議不要搞得太緊張,要適當注意休息。他還將自己為供會議討論而選的一些題目告訴周恩來。周恩來作了一些補充,兩人商量後,最後將討論題目確定為19個:讀書,形勢,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務,宣傳問題,綜合平衡問題,群眾路線問題,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體制問題,協作區關係問題,公社食堂問題,學會過日子問題,三定政策,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團結問題,國際問題。這19個問題,都是從總結經驗的角度提出來的。會前提出來,是為了讓大家早一點進行思考,以便開會之時能夠談得深、談得透一些。

原為糾“左”大家上廬山開“神仙會”,以至彭德懷的《意見書》出來之後,周恩來還直言說“彭總的信沒什麼問題”

由於會前毛澤東已經表示了對形勢估計的三句話,即“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所以會上大家在總結經驗時基本上是照著既講“偉大成績”又講“嚴重問題”這個路子去發表意見的。

後來周恩來在談到廬山會議初期的心情時,曾說過這樣的話:“那時候,是本著一年來黨的總路線的執行情況,躍進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廬山來,把經驗總結總結。主席說了,也帶一點休息的意思。這一年的大躍進成績偉大。有些問題,逐步在解決,已經解決了不少,剩下的還在解決中,在認識上前途是光明的。是這樣的心情,這樣的意思上山的。”

在這種心情下,周恩來自7月2日會議開始後,思想側重點便放在糾“左”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有關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託,正式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志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

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

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來還建議毛澤東將6月5日浙江省一生產隊長給毛澤東寫的一封反映農業生產中仍然存在的不實事實是、不因地制宜、不講真話、瞎指揮等錯誤作風問題的信,印發政治局到會人員。以便讓大家對“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有更清醒的認識。

此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面的一系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

7月16日,他在出席各協作區主任會議時,與劉少奇一起總結了建設經驗,他說:

在躍進的基礎上,尋找新的平衡,不會右傾,不是機會主義。躍進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樣高,但五年平均起來是很高的。鋼的生產,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均增長31%,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均增長35%,問題是一個一個發現的。

正在周恩來等人極力糾“左”的時候,毛澤東的想法卻發生了逆轉。

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定7月15日左右結束,參加會議的彭德懷對會議糾“左”不力的局面深感憂慮,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黨的“左”傾錯誤和經驗教訓的意見。彭德懷的信雖然也首先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但他把重點放在坦率地批評“大躍進”的缺點錯誤上,指出大鍊鋼鐵“有失有得”,存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是尖銳的,但這種批評無論從出發點、內容和方式上,並沒有出格,仍然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向黨的領導人提出的中肯的意見。至於他的信中在毛澤東看來語言上帶了一些刺激性,也是一種憂黨、憂國、憂民的表現。

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到會各同志,並親自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思想走向,已經由原來的反“左”,倒向對所謂右傾的反感。本來準備結束的會議也決定延期。

就在毛澤東批示印發彭德懷信的這天,他還寫了一封信給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意思是要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人叫上廬山,信的口氣是商量,實際上是通知。信中說:在北京的人,如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若干部長、三委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請他們來此參加最後一星期的會議?

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接到毛澤東的信後,立即進行了布置,當天就通知留守在京的彭真、薄一波、黃克誠、安子文等人,讓他們立即上山。

無論是先期上山還是剛剛上廬山的人們,除了毛澤東外,恐怕誰也沒有想到會議的變化會越來越大。剛剛印發彭德懷信的那幾天,周恩來認為彭德懷的信中所述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有一天晚上,針對會上人們對彭德懷信的各種議論,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李銳曾私下問周恩來:你看彭總的信怎麼樣?周恩來回答:那沒有什麼吧。

7月21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長彙報會,提到“大躍進”中的問題,他還說:

在去年大躍進的基礎上,今天繼續躍進,出現了相當緊張的情況,我想也是由於我們主觀上的工作沒有做好,我們綜合平衡未做好,……現在必須要落實指標。落實指標不是泄氣,就是到底能躍進多大,這個問題要回答,並不是對躍進懷疑。

7月23日,周恩來在同副總理們談話時,還與彭德懷持同樣的觀點,他說:

目前的情況有些緊張,要想辦法解決得更好,為什麼出現這個情況,這是大躍進中的緊張,勝利中的困難,出現這些困難的原因,主客觀都有,指標太高,超過了實際可能,綜合平衡沒有做好。

要鼓氣,但要把虛氣去掉,鼓氣必須跟落實同時並進。幹勁必須落實,才是腳踏實地的幹勁。

他還與彭德懷談了話,他向彭透露了毛澤東對彭德懷信的看法和自己的態度,他說:

主席說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有指名。要注意,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那個情況,有那麼一個趨勢。你停止了,認識了就是了。

而這個時候,毛澤東已經由批評“大躍進”的“左”,開始轉向對他所謂的“右傾”的嚴重關注。

毛澤東一番長篇講話,廬山會議風雲突變。反“反冒進”的陰影再次籠罩在周恩來的心頭。既要反右,又要務實的矛盾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

7月23日,經過再三思索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表了一通令風雲突變的長篇講話,講話的內容,幾乎都是針對彭德懷的信的。毛澤東說:

你們講了那麼多,也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吧,可以不可以呀?我沒有睡覺。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想講幾句。

他的話,越說越重:現在是黨內黨外夾攻:右派說,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因為大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根本搞得一塌糊塗,要垮台了。我們黨內,……比如廣東軍區有那麼一批人,當然不很多,也是講得相當一塌糊塗。……我看,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要聽,……要硬著頭皮頂住。

為什麼我們可以讓人家講,神州不會陸沉,天也不會跌下來!其原因,就是我們作了一些好事。……我希望同志們,多數派,把腰杆子硬起來。

我在少年時代、中年時代也是一股火,人家一講,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最近這多年我還有這個原則,現在這個原則我也還不放棄,但是我暫時不犯,我硬著頭皮聽,聽他幾個星期,然後再來犯你。

辦了十件好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壞的,把壞的統統登在報上,假定這樣,國家就滅亡了,而且應該滅亡。我就贊成滅亡,我就跑到農村去,率領農民,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去),我另外組織,推翻這個政府。

毛澤東不能接受彭德懷有關“大躍進”有“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批評,他說:“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麼多。”“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想早點搞共產主義。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已經將那些指出“大躍進”的錯誤的人歸到了“思想動搖”、“方向錯誤”一類上去了。他說:

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刻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浪中不堅定。

毛澤東話中有話,其中有些話一聽便知,有針對周恩來的成份: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要基本正確。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是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

他們重複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歡迎。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很顯然,毛澤東有些話是在敲山震虎。這些話,在引起與會者極大震動的同時,也深深地刺激著周恩來。反“反冒進”的陰影再次籠罩在周恩來的心頭。

毛澤東指責彭德懷犯了“右傾性質”的錯誤。判斷黨內外已經出現了“右派猖狂進攻”之勢。糾“左”的思路由此阻遏,毛澤東轉向了反右。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一場以批判彭德懷為主的反右氣氛,開始瀰漫廬山會議。接連幾天,各小組紛紛揭發批判彭德懷及支持彭德懷觀點的人,羅織出一條條的“罪狀”,甚至大算起歷史的舊賬來。

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埋頭於經濟降溫並期望廬山會議大力糾“左”的周恩來,也不得不花出一半的精力,去關注反右的問題。

7月26日上午,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開座談會,他告訴大家,廬山會議的嚴峻形勢,是突然發生的,連他也沒有料到的。既然發生了,就有個戰略和戰術的問題,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問題。他說:

在政治方向上,我們不能動搖和否定黨的總路線,這是第一位的問題。我們在戰略上藐視敵人,藐視右派,要跟他們鬥爭,還要跟黨內右傾思想鬥爭,我們相信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但是在戰術上,在工作上,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解決已經出現的問題。

他強調:

在工作中就應該採取積極態度,不是說空話,而是面對鐵的事實,然後找出辦法來解決,不能這樣疲疲沓沓、鬆鬆懈懈地過去。武昌會議,大家看出來了,高指標不行。但拿基本建設來說,我跟幾個部長交換意見,到最後大家都承認還是在今年3000萬噸、明年5000萬噸、1962年8000萬噸鋼的基本建設攤子上削一點,切一點,不是從戰略上重新設想、布局。怎麼能夠這樣安心下去呢?如果我們再這樣,這次廬山會議還不把這個問題講清楚的話,到年底就會出現更多的不平衡的現象,各種失調的現象。

迫不得已的批右,使周恩來也說了一些“彭總的信是右的代表”之類的話,但是,周恩來的落腳點,還是在經濟問題上,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在廬山,為了落實1959年、1960年的主要經濟指標,他與計委和工交部門的負責人逐項算細賬,“‘焦頭爛額’,‘精疲力竭’,算了四個禮拜的賬”。周恩來堅持認為,在工作態度上,要正確算賬,把賬算清楚。地平線上出現了右派進攻,但還不到猖狂的程度。

既要反右,又要務實,周恩來的內心顯然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繼續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展開對彭德懷等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幾次會議下來,彭德懷已經被定性為“野心家”、“偽君子”,組織“軍事俱樂部”;反對總路線、黨中央、毛主席,歷史上是同毛澤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彭德懷等人不得不作檢討,檢討的範圍,涉及到歷史上土地革命時期犯過的幾次“路線錯誤”以及這次在廬山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八屆八中全會最後取得了如下的“成果”:

通過《八屆八中全會公報》;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通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通過《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

接著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撤銷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軍委委員的職務;撤銷了黃克誠的軍委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的職務;撤銷了張聞天的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撤銷了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廬山會議後,黨內外在一片“反右派”氣氛的籠罩下,建設中的急躁冒進情緒再一次抬頭,計劃指標不僅沒有降下來,反而出現了新的一輪“躍進”風潮。到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准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再次提出趕上英國的口號,甚至把趕上的時間確定為5年,還提出用8年的時間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

主觀臆斷的趕超和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只能帶來慘痛的結局:

1960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產量下降了26.4%,棉花產量下降了35.2%(滑到1950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下降了54%……

農業生產的全面滑坡,使得人民生活受到嚴重的影響,吃、穿、用緊缺,市場供應相當緊張,而國庫里除了少量的倉底外,幾乎無糧可調。大面積的嚴重饑荒擺在人們面前,許多省區還出現了成批餓死人的嚴峻情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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