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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風祥: 毛左指名叫陣 黨媽希望爭論?

黨刊《求是》旗下的《察網》,日前發表人民大學馬列教授周新城的一篇洋洋大作,題目是“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在海內外掀起波瀾,值得密切關注。

文章的觀點並不新奇,凡上過大學公共政治課的人都熟悉,無非把《共產黨宣言》的金科玉律拿出來炒冷飯。新奇的是,文章公開叫板,指名道姓攻擊經濟學家吳敬璉和張五常。沒點名的企業家、理論家和領導幹部應該更多,比如厲以寧、茅於軾等。凡主張深化市場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大約被一網打盡。文章貼標籤,打棍子,上綱上線。且不說有理沒理,就憑來勢洶洶,讓人想起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北京副市長吳晗,點燃文革烈火。莫非周教授的大作,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指標含義?

老鄧的“不爭論”訓令,是否已經過時?

記得七八十年代,圍繞“姓資姓社”有過一番爭論。改革派要放棄毛路線,重回市場經濟,引發原教旨派的恐慌,迫使老鄧祭出“真理標準”討論,最後採用蘇紹智等人建議,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遮掩搪塞。不過形勢比人強,川皖兩省率先解散公社,農民喊出“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多年頭疼的吃飯問題迅速解決,鐵的事實終於平息了爭論。

六四屠城後,江澤民錯估形式,誓言“讓資本家傾家蕩產”,再次挑起“姓資姓社”爭論。老鄧南行撂狠話“誰不改革誰下台”,用“不爭論”“不當頭”“韜光養晦”等鐵腕口訣,硬把爭論壓制下來。打左燈往右拐,政治上收緊,經濟上放開,快速釋放市場威力,撈取全球化好處。一條腿(半截子)“改革”的結果,既實現了經濟起飛,也積累了諸多問題。權錢勾結髮揮到極致,積制度性腐敗難以收拾,包括產品積壓、產能過剩、環境污染、治安惡化在內的綜合社會危機,病入膏肓。“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疑問,再次凸顯出來。

如今,無論對於左派還是右派,“姓資姓社”問題,都到了難以迴避的地步。認真說來,爭論的實質其實不是“姓資姓社”,而是“姓資姓共”。因為從北歐模式看,資本主義(私有制)跟社會主義福利制沒有矛盾,甚至並行不悖,互為補充。但資本主義(私有制)跟共產主義國有(公有)制,的確水火不容,冰炭不能同爐。周教授大作的出籠,預示中國已經處於社會轉折臨界點,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繼續“摸石頭”搞矇騙的好日子難以為繼。接下來我們要問:黨媽立場如何?應對策略又是什麼?真要開放一場大辯論嗎?

如果繼續執行老鄧“不爭論”的訓令,顯然面臨雙重困難。第一,有沒有老鄧當年強壓陣腳的威望和能力?看看高層權斗的激烈程度,再看看媒體呼籲“絕對權威”的聲嘶力竭,這個問題不言自明。如果真有什麼“絕對權威”在,還需要媒體天天喊嗎?第二,權威弱化到近乎失靈,爭論必然隨之而起,強壓是壓不住的。就算不讓公開,內部和私下的爭論也會逐漸白熱化。

相反,如果開放爭論,允許“姓資姓共”來一場公開較量,“要文斗不要武鬥”,也許有助於打破輿論的沉悶,釋放一點百家爭鳴的春天氣息。果如此,可證明“自信”實實在在。吳敬璉也好,張五常也罷,擁護私有和市場的經濟學家高手如雲,肯定會對公開叫陣精彩回擊。讓我們期待雙方不斷拿出得意之作,經受一次“兩條道路”的再教育。

但從各方信息看,黨媽似乎並沒有開放辯論的雅量。就算學者出身的新科常委王滬寧,有意開創意識形態新局,在當前敏感時刻,也未必能獲得習核心和其他常委的支持。

恰恰相反,從周新城的大批判調門看,不像要給批評對象平等回應的機會。此文若僅僅是周教授的個人心血來潮,註定不會有什麼吸引力。要是周文的背景跟姚文元當年評海瑞罷官類似,是精心策劃的結果,那問題就比較嚴重。說它實質上發出一個動員令,要再刮一次新的“共產風”,恐怕也不為過。這不是我個人多心,周圍一幫退休教職工,都有類似擔憂。

新一輪“共產風”,莫非正在醞釀?

聯繫最近大規模驅趕城郊“低端人口”,據說那不僅局限在北京郊區,而是全國性的行政指令。絕大部分打工仔,要在春運期間迴流農村,對於今後外流,要嚴加控制。這個現象背後,應該有全局性的體制性原因。

為什麼驅趕他們?當局有不便言說的苦衷。表面看,似乎是十九大新班子“新官上任三把火”,要讓首都更加光鮮亮麗。深層次看,是這些人已經失去原有利用價值。反過來看,如果外貿形勢依然利好,生產線人手緊缺,當局無論如何不會驅趕,只會更歡迎他們。如今由歡迎變排斥,根本上說還是經濟形勢不妙,加工企業拿不到訂單,紛紛破產關門。既然城市不再提供那麼多就業崗位,與其讓千百萬失業人口窩在城郊(無事生非?),構成潛在威脅,當然還不如把他們趕回原籍,在家鄉自生自滅。

要知道,流動人口的很大比例,特別第二三代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成為城市整體運作的一部分。就算暴力驅離,他們也難以在農村紮根。千方百計迴流城市只是遲早的事情。按黨國慣性思維,唯一有效的辦法,是恢復農業集體,或者改頭換面的集體化,用強制把他們捆綁在一畝三分地上,既讓你吃不飽(並非大饑荒年代的吃不飽,而是掙不到想要的報酬),也讓你餓不死,窩窩囊囊待在農村算了。當然,各地不是正在推動新農村建設嗎,你可以在家鄉周邊的中小城鎮尋找機會,只要別去大城市,別讓“高端人口”看著不舒服就行。消滅私產、恢復“集體所有制”的美夢,在鄉鎮村幹部頭腦中根深蒂固。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永保他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壟斷永續不絕,換成冠冕堂皇的話,就是“紅色江山不變色”。

反正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並沒有真正地權,只不過有張多少年承包的合同紙。在我黨歷史上,何曾重視過合同?村委會和黨支部未動毫髮,好吃懶做的基層幹部,隨時都準備擼起袖子,搶奪村民私產。即便偷偷摸摸,還要貪污腐敗呢,何況官方下令再來個集體化?那不等於天賜良機嗎?政府找個說詞,“深化承包,集體聯營”什麼的,類似有些地方大力提倡的“公司加農戶”,料想農民也不會造反作亂。看來,消滅私產,重歸集體,在農村不會有太大阻力。至於長遠後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城市私產又應該如何“消滅”呢?這個問題,也難不倒黨內“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前不是有過“公私合營”、“拿定息”,讓資本家敲鑼打鼓、高高興興“捐獻”私有產權的“成功經驗”嗎?基本上照搬就行。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要製造戰爭氣氛,把愛國主義跟捐獻私產聯繫在一起,看誰好意思抵制?!政府號令一出,哪個膽敢頑抗,“賣國通敵”的大帽子就會扣到頭上,根本不用政府出面,下面的“愛國群眾”就會一窩蜂把你收拾乾淨。當年榮毅仁家族,不但乖乖交出全部工廠,還外加五噸黃金,不就是這麼辦的嗎。我黨這方面駕輕就熟,經驗老道,絕不會書生氣十足,在什麼“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上跟你們玩文字遊戲。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

順著這個邏輯往下想,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近來“準備打仗”的口號越來越響。先不說跟誰打?為什麼打?是速決?持久?局部?還是全面核大戰?那些細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一個城鄉同步的“消滅私有制”運動(不叫運動的運動)定會隨之出現,迅速見效。別說私企會派政府官員進駐(當年叫公方代表),實行公方、資方和工會三方聯合管理,也就是全面奪權,就連個人的銀行存款,也會實行有條件凍結。表面上,國家給民企某種補償(厲以寧就說過,共產黨沒有剝奪過資本家,因為給了定息),對私人存款也不說沒收不給,只是“非常時期”的一種“臨時過渡”措施。不讓你擠提,更不讓你兌換外幣出逃,只讓你提取一點點,維持溫飽,你能怎麼樣?至於隨著時間變化,定息少到聊勝於無,存款和債券貶值成擦屁股紙,那就不是黨國所關心的了。

真要消滅私有產權,中國將成人間地獄

前天跟同事老李聊天,我問他,如果新一輪“興無滅資”搶奪私產在中國重演,後果會是什麼?他回答:“北韓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個危險人盡皆知。”我又問,黨國高層明知惡果,為什麼還要這麼干?他說“為了保權。保住政權就是一切。百姓福祉無關緊要”。

老李的話一針見血,讓我想起大躍進跟大饑荒。五八年的浮誇風導致過量徵購,五九年冬天農戶開始斷糧,逃荒要飯被強制遣返,人們只好眼睜睜餓死。僥倖活下來的青壯年,下地幹活的時候,都是混工分,沒人賣力,所以形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惡性循環。張五常教授說人性“自私”,所以公有制無法戰勝私有制。其實並不全面,從兒童行為看,人性有“自私”的一面,同時也有“分享”的另一面。作為群體動物,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居,魯濱遜飄流記僅是暫短特例,並非社會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集體經營,互助合作都沒錯,只要自願就好。

問題是,互助合作不能以侵犯私有財產權為前提。產權越明晰,法制越嚴明,合作才能越公平自願,效率才能越高。為何如此?源自人的聰明才智永遠有差別,只有平等自願,相互交換勞動,按同一個價值尺度,獲得不同的相應報酬,才能最大限度激發人的創造力。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證明,除了商品交換和市場貨幣這些手段之外,其它方法都不靈。除了歷史經驗,再看邏輯推導。

周新城等原教旨馬克思派,無不祈靈於共產主義的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產品極大豐富;另一個是人的覺悟極大提高。似乎這兩個條件,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然成熟。但近兩百年的歷史證明,所謂條件成熟根本是痴人說夢。第一,產品永遠不會極大豐富。因為人的需求分兩類,第一類是生理需求,這個容易滿足,許多發達國家,已經達到或者接近達到這個水平。另一類是心理需求,永遠無法滿足。追求新奇和攀比,來自人的天生慾望,沒有這種慾望,社會將停止發展。而心理追求的無限性,與產能及資源的有限性之間,永遠存在矛盾。

第二,人的覺悟也與此相關。覺悟再高,也不會達到放棄競爭的程度。而公平競爭,也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之一。競爭就有優勝劣汰,否者不是真競爭。這個問題,馬克思未能重新思考,這正是《共產黨宣言》的敗筆之一。

除此之外,《共產黨宣言》還有敗筆之二,那就是對剩餘價值的論述。老馬認為,剩餘價值完全被資本家(地主、銀行家等)無償佔有,自己只有相對和絕對貧困化。不錯,工人階級(包括藍領白領和管理階層)的活勞動,的確是創造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但老馬忽略了另一點,如果無產階級只能獲得勞動力價值補償,不能分享剩餘價值,那作為消費者,必然無力購買他生產的全部商品。而如果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家如何賺到利潤?如何拿到剩餘價值?其實,老馬在《資本論》中分析社會必要勞動的兩條標準(即生理標準和道德標準)時,那條所謂“道德標準”(水漲船高),已經包含了剩餘價值分享的意思。遺憾的是,他沒有展開論述,稀里糊塗引導出消滅私有制的錯誤結論。

在老關的隧道眼看來,無論從歷史經驗看,還是從邏輯推導看,消滅私有制的結論都荒腔走板。相反,只有規範化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加上群策群力的民主政治,也就是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農民企業家孫大午所說的“勞資共和”,“水漲船高”,“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有人稱之為“資本社會主義”,這個提法好不好,可以商榷。但其中的真知灼見,難以駁倒。如果採用周新城的餿主意,霸王硬上弓,用暴力消滅私有,必將把中國引向災難。毛式公有制,把中國人搞怕了,創痛猶在,殷鑒不遠。鬧好了,也就是另一個北朝鮮,定量供應,營養不良。鬧得不好,生產隊、工分制、大鍋飯這些老花樣,也會死灰復燃,還有可能重演六十年代的大饑荒。

總之,中共十九大新班子任重道遠,舉什麼旗走什麼路,需要當機立斷。繼續在意識形態上模稜兩可,方針大計上左右搖擺,只能讓中國的困境積重難返,尾大不掉。

歸根結底,處在社會轉型的十字路口,中國的確需要一場“姓資姓共”的大辯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把理論的徹底性和路線的明確性統一起來,不再繼續“摸石頭過河”。石頭摸了三十年啦,已經走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懸崖峭壁,再往前走,很可能萬劫不覆。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周新城的宏文,或許有某種進步意義。如果能把路線問題的大辯論引向深入,那可真是功德無量。能否如此,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8年元月18日晨於北京家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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