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誘人的機會，也有強烈的文化衝突，去中國求發展並非一個可以輕鬆做下的決定——即使你生於中國。
Xiaolai Zhou暫時停止在國內找工作了。他生於中國，現在是美國佛羅里達州梅奧診所的一名助理教授。可是，在國內獲得教授職位沒有他想得那麼簡單，要不要回國，他還需要再想想。他說：「我已經出國7年了，一直很想家，很想回去。但是要考慮的個人因素有很多。」
和許多其他人一樣，Zhou認為國內的工作機會與國外相比，就算不是更勝一籌，也是旗鼓相當。但是因為競爭激烈，他一直沒能在一流大學找到一份工作，也不能保證可以得到和國外同等的工資和經費資助。現在，他開始重新思考回國的意義。他說：「回國意味著離家人朋友更近，但是美國依然是全球的科研領導者。」
現在，有成千上萬的海外中國學子考慮回國，Zhou只是其中之一。直到本世紀初，中國依然面臨著嚴重的人才淨流出問題。在1978年到2003年間，共有700,200名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其中只有172,800人回國發展。不過，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漸漸有所變化。在過去十年裡，70–80%的中國留學生在學成後回國。
鑑於中國的科研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海歸和海外科學家需要深思熟慮，確保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海外學子為何歸國情切？這背後的原因有家庭責任和文化差異帶來的挑戰等。密西根大學的細胞生物學家Guojun Shi表示，中國學者要與西方同行競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的職場講究謙讓服從，強調自身不足。但是在美國，想要獲得研究機會和資源，你必須積極表現自己的能力。」他說。
選擇回國
鄧巍巍之前是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副教授（終身職），後來於2017年初進入深圳南方科技大學。「我女兒7歲了，如果現在不回國，晚了她就很難適應中國的教育體系。」
另外一些人則迫切地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人身邊。靖湘峰在康納爾大學完成博士後研究後選擇回國，儘管會失去在美國的發展機會，但是他還是希望能長期陪在父母身邊。（見「或留或回」）。「如果你決定回國，那麼越早越好。中國不會一直有那麼多的空缺職位等著你。」靖湘峰說。
但是，文化轉變也是一種挑戰。物理學家延英之前在瑞典隆德大學工作，在那裡，研究人員可以把超過3個月大的孩子送到有公共補貼的日托中心。但是現在在蘇州大學工作的她享受不到這種待遇，這令她感到很沮喪。在中國的文化里，一般依靠家庭成員照顧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物理學家，在上海大學工作。因此，兩歲的兒子只能靠他奶奶照顧。「如果雇個保姆，就等於我們倆其中一個人的工資沒了。」她說。
海歸家庭經常碰到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公民無法持雙重國籍。在有些海歸家庭裡面，孩子在國外出生，持有兩個護照，每次要離開中國都得根據簽證規定，仔細做好打算。舉例來說，美國護照非常珍貴，不好輕易放棄：因為空氣品質、食品安全和教育等，美國是中國公民移民的首選目標。還有一些中國科學家曾在美國工作，並通過僱主獲得了永久居留權，他們擔心回到中國會導致他們喪失這份權利。如果喪失了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自由，那麼當他們在中國發展不順再想回美國的時候，麻煩就大了。
中國研究人員抱怨最多的另一個問題是一些僱主沒有信守諾言。由於擔心給自己的職業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科學家們不願意公開談論這一話題，但是私下提到的例子包括一些行政人員由於抵不住其他職工的阻力，而無法促成實驗室的建立。在中國這樣一個辦事講關係的國家，很少有人願意冒著影響個人職業發展的風險去得罪別人（見「中國生活須知」）。也有科學家說，中國科研競爭激烈的現狀可能產生一些不體面的行為。清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魯白表示，同事之間常常不願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因為擔心對方可能竊取或搶發相關內容。
中國體驗
在中國工作的外國科學家表示，融入中國文化雖然很難，卻大有益處。Richard de Grijs是來自荷蘭的一名天體物理學家，目前在北大科維理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工作，他說沒有強大的工作和個人關係，什麼事都辦不成。
「要付出大量精力才能構建一個關係網，才能受人尊重；而這不是你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我和許多中國同事都建立起了非常好的關係，私下也成了好朋友。」他說。
因為生活在北京，de Grijs對空氣污染已經習以為常。北京經常發生「空氣大災難」，或是嚴重的霧霾，尤其是在冬季。雖然中國政府通過限制工廠排放和嚴格把控檢查流程來改善空氣品質，但是中國仍是室外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每年造成百萬以上的死亡人數。北方地區工業化程度較高，氣候較冷，因此受影響最大。「中國的霧霾是一大問題，要很長時間才能好轉。」de Grijs說。
相比之下，南方的科學家受霧霾影響要小一些。但是仍有其它一些環境因素令他們感到擔憂。Joel Moser是蘇州大學的一名物理學教授，蘇州的水質毒性不斷上升，讓他很憂心。他於兩年前來到中國，之前在西班牙卡斯特利德費爾斯的光子科學研究所工作。他說自己是被教授職位和更高的研究經費資助吸引而來。蘇州以園林水鄉聞名，但是現在的古運河已經被嚴重污染。「學生們告訴我水裡密布的藻類只是近年來才出現的。有些學生仍然記得，在沒多久之前，附近的河水還是乾淨的，他們還在裡面游泳。」他說，「顯然，要在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並非易事。」
在外國科學家當中，對於生活環境的焦慮和對於未來的期許往往交織在一起。在他們看來，跟在西方相比，中國城市裡的學生積極熱情，富有才華，而且同事友好，生活成本適中。「早上，我常常會看到桌子上放著香蕉、柳橙和一張手寫的便簽，這讓我感受到了學生們對我的關懷。」Moser說。
目前在合肥中科大工作的美國光學專家Zach Smith（儲扎克）說，語言障礙自然是每天都繞不過的，但是總有辦法克服。他決定來中國的原因是中科大願意「雙聘」。他和他的中國妻子儲開芹研究的是相同領域，但是難以在美國的同一所機構裡面找到工作，而中科大願意為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談到撰寫經費申請的方法時，他是這樣說的：「我一般先用英文寫出來，然後學生和開芹幫我翻譯。當然了，這不容易做，因為經費申請非常專業，要在保持原意的同時，使它符合中國資助機構的口味要求是有難度的。」
不論是海歸，還是外國科學家，都在學習中國實驗室里的政治遊戲。由於大部分研究機構都是國有的，所有自上而下的決策都是為了保障執政黨的利益，這一點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對於科學家而言，很難公開指出體制缺陷，而不被視為在挑戰大環境。他們說如果說出來，那麼就有可能失去工作上的支持和事業晉升的機會。他們還抱怨關鍵決策常由政府官員決定，而非科學家，而且昂貴的設備採購都是由沒有資質的行政人員負責。
困擾外國科學家的問題還有中國嚴格的網際網路審查制度。中國屏蔽了包括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內的網站；科學家們如果要使用一些關鍵研究工具（如Google Scholar）來獲取研究論文，就得使用VPN翻牆。但是，VPN也不是萬無一失，因為審查者也在竭力屏蔽它們。「這也是我選擇不在中國全職工作的其中一個原因。」Olaf Wiest說。Wiest是北大的訪問教授，從2010年開始每年在中國工作3個月。他表示：「我們必須讓考慮去中國工作的人充分了解利與弊，這樣他們可以仔細衡量其中的得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