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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給中國留下了什麼?

趙紫陽

趙紫陽先生逝世十三周年了。

回顧1989年12月28至29日,當備受21年磨難的“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杜布切克,終於贏得遲到的正義,當選為捷克的聯邦議會主席時,當年,剛抵美國、剛剛經歷六四慘案的我,心中頓時升起一個巨大的懸念:失去自由的“中國杜布切克”──趙紫陽先生,能否有幸像喚起“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一樣,在有生之年贏得自由,親眼目睹自己呼喚的“民主與法治”蒞臨神州?之後整整16年,上述懸念一直伴隨並折磨著我。

然而,我的期待破滅了!2005年1月17日,懸念揭曉,紫陽去了!他沒有等到他的理念實現那一天。

是的,2005年,趙紫陽終於獲得了自由。但這個自由,是死亡賦予他的。而他曾任總書記的那個黨,他曾任總理的那個政權,對他實行了終身軟禁。

這是何等樣的──“中國特色的殘忍”!

然而,這一死,這一堅持人道底線,堅持不讓步出山,堅決拒絕檢討,拒絕自貶、自罪、自虐之死,這一不惜失去自身權位和自由而堅守尊嚴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傳統,升華了趙先生的政治人格。

從此,在國際共運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納吉一起,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價拒絕實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在中國近代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光緒、蔣經國等中國政治家一起,以現代中國歷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趙紫陽已不復是1978年以前的趙紫陽,甚至也不復是1989年之前的趙紫陽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後的杜布切克已經不復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變法之後的光緒已經不復是戊戌之前的光緒,正如晚年蔣經國已經不復是1986年解除黨禁報禁以前的蔣經國一樣。經此一變,他們已經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趙紫陽的名字,是與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八十年代後期萌動中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連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遺產,自然也與之緊密相關。

趙紫陽對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已是有口皆碑。其中,尤以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溫州私營企業試驗,經濟特區的試驗,以及沿海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最為引人注目。它成為中國二十多年來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及其經濟起飛的基地。他的遺著證明,正如麥克法誇爾先生正確指出的,趙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只是教父。這是趙的第一項遺產。

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後期,成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醞釀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淡化乃至消解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通過立法來保障公民權利,以及對黨的權力進行某種方式的平衡。這些設想與措施雖然由於鄧小平的壓力和干預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觀上為知識界與民間種下了1989年抗議運動的火種。這是他的第二項遺產。

趙紫陽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最後的抉擇,是其人生的頂點。在筆者看來,多元紛呈的政治觀點政治派別,總可爭論。但是,昭昭天下的人性與反人類、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其黑白判然,則絕對不容混淆。動用野戰軍屠殺徒手民眾,正是這種反人類暴行。滔滔罪行,沒有任何借口,沒有任何政績,能夠為之辯護。先哲孟子說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上述罪行,正屬於這“幾希”之類。趙紫陽任職中共幾十年,在其日常政務之間,難免是非短長,或可詬病。但在歷史關鍵時刻,在黑白昭然,罪與非罪清晰的大節關口,他毅然決然,拍案而起,與暴行一刀兩斷。訣別峰巔,遁入苦海,形同囚犯。佛語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紫陽此舉,充盈慈悲,可歌可泣,已入化境。通觀歷史,人與獸,佛與魔,英雄與罪犯,其差別常常繫於一念之間。“一回首即是百年身”。趙的抉擇,使人憶及他的慣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豈知竟一語成讖,念之泫然。然而,正是這縱身一躍,也使他躍入了悲憫人類的天堂,進入了中國現代政治家的殿堂,並為中國陰森黑暗的政壇,確立了一個奪目的人道標杆。這是他的第三項遺產。

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歷史的鐵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一權勢者的金科玉律,在天安門的歷史性對決中,已被洶湧的民意所顛覆。在六四事件中,呈現出的卻是:“成者罪人,敗者聖徒”。罷黜了趙紫陽,用機槍坦克殺戮了示威民眾,鄧小平們是勝利了,趙紫陽是失敗了。但是,勝利者──鄧、李,卻成了歷史的罪人,而失敗者趙紫陽,雖然失去自由15年多直至逝世,卻化成了天安門亡靈的守護者,成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與法治”的人格象徵。15年來,他被囚禁在家。但他的精神,卻飛出牢籠,步步升華而飄向了自由,分享了神聖的價值,成為全球悼念的對象。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固有的歷史評價系統,確立了新的民間的評價系統,這是他的第四項遺產。

環顧今日中國,趙紫陽的晚年(錄音)遺著《改革歷程》(中文)和《國家的囚徒》(英文)業已出版。他的思想和遺願更準確和完整地呈現在世界面前,這是他的第五項遺產。

趙先生可九泉瞑目了。

國人注意到,在當下中國,中南海當局正進退維谷,搖擺於毛與鄧的左右兩項政治遺產之間。筆者稱之為“兩極化的線性政治擺動”。

確實,在中共內部,毛的政治遺產和鄧的政治遺產,已經成了其政治走向的兩個基本參考系、兩個基本的極點。中共領袖,甚至不少中國人,他們的視野已經完全被這中共的左、右傳統的兩極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但是,趙去世了。趙紫陽的悲劇引人注目地出現了。今天,趙的遺著也完整地公諸於世了。於是,在中國的政治系統中,趙的遺產凸現了出來。這是區別於毛,不同於鄧的新的政治遺產。1988年8月趙紫陽所說:“十年來,我們的基本經驗是什麼呢?我看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新出版的遺著中,趙更清楚地指出:“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這是完全不同於毛、鄧的嶄新的政治坐標,具有普世性的政治遺產。

紫陽遺產既出,返觀毛鄧遺產,皆失色也。正是所謂:紫陽民意匯一身,北京滿朝無顏色。在國際上,誠如不少觀察家所指出的,中國周圍都變成了或正在變成自由國家,在目前的這樣一個世界大格局下,中國還可能長久的披著共產主義這張皮嗎?全世界還剩幾個共產國家了?中共有冷戰時期前蘇聯那樣的實力意志來對抗全球民主國家嗎?北京掌權者智商並不低,他們心裡清楚,那一天一定會來的。

所以,從根本上看,自從蘇東波共產主義大潰敗後,中共的每一屆政府,都是臨時政府,每一屆內閣,都是看守內閣。與其這樣戰戰兢兢,變本加厲地用暴力與謊言控制中國,遮遮掩掩的送子女乃至孫輩去美歐留學置產,不如幡然醒悟,效法趙紫陽,以蒼生為念,用黨外合法性取代黨內合法性,用人性戰勝黨性,效法“趙紫陽晚節”。從長遠看,這既是救中國,也是救自己。值此歷史關鍵時刻,中共何去何從?當仔細掂量,好自為之。

趙紫陽遺著《代後記》的作者,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 Farquhar)指出:“如今的中國,趙紫陽是不允許存在的。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効力,功勛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壞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

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眾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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