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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 被掩蓋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劉的悲劇之根源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認定劉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會嚴重威脅自己的權位,故而絞盡腦汁務必除之而後快。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

文革,中國近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動亂,全民為之瘋狂。劉少奇作為當時的國家主席,文革最大冤案的受害者,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不過,作為中央領導層的重要成員,其在文革中的作為、貢獻,又頗值得玩味。

毛澤東與劉少奇

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為一篇論文的題目,看起來好像偏離了人們通常對“文革”的認知。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在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後幾乎所有悼念劉少奇的文章都稱其為“最大的受害者”,同時往往強調劉在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政策方面與毛的區別[1];然而,這些文章對劉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態度以及他在運動中做了些什麼,往往語焉不詳,似乎劉少奇只不過是個“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論者甚至推斷,毛澤東“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劉少奇)相當被動”,“很快又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2]

歷史的真相往往十分複雜弔詭。在過去50多年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黨內許多人成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過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識形態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間也並無明顯區別;許多受害者及其家屬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後仍然認同迫害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甚至對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羅瑞卿、鄧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殺者臨死前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3],或者“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4]。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十餘年後終獲正式平反,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如此表白:“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致於純樸真誠的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5]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並不是因為他抵制“文革”。事實上,無論是他與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劉的悲劇之根源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認定劉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會嚴重威脅自己的權位,故而絞盡腦汁務必除之而後快。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不聲討清算“文革”的歷史罪惡,不去發掘“文革”發生的制度根源,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毫無意義的一頁,中國人也無法徹底告別“文革”時代。筆者想強調的是,追究“文革”的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一、“四清”運動:劉少奇直接領導的“文革”預演

1966年5月,當“文革”的序幕拉開時,中國人的神經早就被政治運動繃緊了。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實際上相當於“文革”的預演,許多在“文革”中出現的口號和鬥爭手法早就在“四清”運動中廣泛使用了,而“四清”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

今天官方論述劉少奇和毛澤東對“四清”運動的看法時大都強調兩人之間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認為,“毛澤東尖銳批評劉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條件下、有組織的充分發揚民主)教育運動是擴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個人專制加無政府主義)對付假想敵人,走向極端。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早在四清時,毛澤東就想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僅僅因為劉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這顯然過分美化了劉少奇。事實上發動“四清”運動時,毛關於“文革”的設想還處於萌芽狀態。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中的真實表現,他不僅跟著毛的“左”調亦步亦趨,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獨創;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發動“文革”,劉少奇也未必會加以抵制。考諸史實,毛的“文革”思想與劉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啟發、互相影響之效。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劉少奇對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實有推波助瀾之“貢獻”。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發動“四清”運動,其中12日到13日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這次會上劉宣稱:“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8]而毛澤東對這場運動的說法卻似乎比較溫和,他在會議上發言時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9]

在2月25日的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特彆強調:“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0]”劉在中共領導人中首次把防止“蛻化變質”的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這種觀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意識形態基礎。3個月後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與劉少奇上述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情景啊!”[11]毛不僅把當時的“四清”運動定位為“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12]”,此後又從這一論斷出發,延伸出一系列發動“文革”的“理論”觀點。

在毛的“文革理論”的形成過程中,劉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調顯然啟發鼓勵了毛。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的立場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加劇了運動的“左”傾傾向,而且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就是劉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6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劉少奇的回答是:“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13]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也比毛澤東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澤東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後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向毛彙報“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於是毛改而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但劉少奇卻強調,“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裡的學校還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學的系、班,老教授在統治,在領導。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藝刊物大多數,十幾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國內學者肖冬連在論述“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極“左”思想高度一致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裡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劉少奇在這方面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正因為毛、劉在政治觀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於1964年8月5日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挂帥。這一段時間的毛劉關係是相當好的。劉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樣板,即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16]、河北省的“桃園經驗”[17]以及天津的“小站經驗”[18]。雖然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這三個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後簽署者是劉少奇。今天再來閱讀這些“四清”經驗,特別是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樹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預演,這些“四清”經驗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為毛式“文革”提供了難得的經驗。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由他創立的操縱和組織政治運動的經驗,最終卻都成了毛澤東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劉少奇樹立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另組“階級隊伍”,實施“奪權鬥爭”。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採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說這一思路是劉少奇創造性地提出來的。中共發起“四清”運動時,農村裡已經存在著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員委員會,但劉少奇主張在運動中另行組織“貧下中農協會”,作為“奪權鬥爭”的體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頒發文件肯定這種做法。[19]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在貧下中農中秘密“紮根串連”而重組“階級隊伍”。劉少奇批示的這幾個“四清樣板”文件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一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眾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20]為了“發動群眾”,在“四清”運動中廣泛採用了大字報。例如,在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工作組發動群眾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揭發領導集團違反政策、生活特殊、排擠老工人以及設備損壞等重要錯誤”。這一經驗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紹和傳達,無疑為“文革”初期全國範圍內大字報的普遍運用作了鋪墊。再進一步看,從“四清”運動中劉少奇號召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進行奪權鬥爭”[21],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號召“全面奪權”,其間的繼承關係之脈絡亦清晰可見。

其次,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對象,是劉少奇總結的“四清”經驗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對人的批鬥體罰其實不過是繼承了這些手法。“文革”期間,有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22]這裡提到的“燕飛”就是“文革”中批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看來它是通過“桃園經驗”推廣開的。國內有學者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鬥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幹了看‘,鼓動群眾斗領導,認為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颳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麼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23]有報導稱,劉少奇挂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24]毫無疑問,劉少奇要對此負主要責任。換個角度看,當時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上的立場似乎還沒有劉少奇那麼“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糾正了“前一階段‘四清運動’中一些過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複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冤、錯、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範例,毛澤東隨後便啟用江青作為“文革”的先鋒和打手。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所謂的“桃園經驗”。然後,王光美又在劉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接著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樹立的“桃園經驗”,以此作為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只不過說了一句“不能盲目執行”,劉少奇便大發脾氣。[26]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並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園經驗”便作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樣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紹到全國各級黨政機關。“桃園經驗”政治上的惡劣性質上文已有敘述,劉少奇這種做法的危害性還在於,開了最高領導人利用權力安排夫人參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包括毛澤東在內,還沒有人敢於公開這麼做。此例既開,毛澤東欣然從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即與劉少奇批准下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後不久,毛澤東就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而江青則為毛在“文革”中衝鋒陷陣。

熟悉中共黨史的讀者都知道,1964年底劉少奇與毛澤東就“四清”問題發生過爭論。既然劉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澤東還要“左”,毛對劉的不滿因何而生?據國內歷史學者肖冬連介紹,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彙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里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劉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已經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27]

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會議繼續開了下去,從1964年12月20日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年1月14日。雖然毛澤東想對劉少奇發難,找碴泄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話被打斷、未被邀請出席會議閉幕式之類的借口,所以他就從政治上“挑刺”。在這一系列會議中,毛澤東先是抓住劉少奇關於“‘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斷,“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劉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經過毛同意的,而且已經寫入下發的中央文件,劉一時不願意否定自己,便耐著性子辯解,主張“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面對劉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大光其火,於是“上綱上線”地開始了對劉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劉領導的社教“打擊面太寬”,接著批判劉主張的“蹲點”,繼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會議上批判劉的“打殲滅戰”和“紮根串連”,最後在1月5日批了劉少奇的工作隊實施“人海戰術”,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28]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所批判的這些劉少奇的觀點和方法,其實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並大力提倡的。與其說毛是因為與劉有“重大理論分歧”而對劉不滿,還不如說是毛因為對劉不滿而製造出了這些“重大理論分歧”。更為戲劇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毛還拿出《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興師問罪:為什麼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沒有給他“言論自由”?在黨的高層會議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9]由此可見,毛澤東耿耿於懷的其實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可冒犯的“龍顏”——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劉之間突然出現分歧的真正原因。

劉少奇對這一分歧的實質並非心中無數。1965年1月13日下午,劉少奇召開了一個黨內生活會,當著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等17個中央和地方大員的面,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30]但毛澤東表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31]毛澤東未能自圓其說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並提倡劉少奇的這些“經驗”時,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義”立場?其實,這次的毛劉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品質和猜忌成性的獨裁者心理,這哪裡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曾在1970年12月28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32]

歷史學者高華針對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台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吧。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一聲號令,全國156萬幹部參加城鄉‘四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33]

二、“文化革命”的由來: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態度?他確實抵制過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嗎?一些為劉少奇辯護的書試圖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認識。例如,《劉少奇之路》一書寫道:“在農村四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採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不象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鬥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一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一樣。毛澤東認為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一些層次。[34]”這一說法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拂去歷史資料上的塵封,追溯“文化大革命”這一提法的起源、演變以及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幹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發現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並非毛澤東的個人獨創,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文藝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推行“文化革命”經驗的影響。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陽翰笙就提出要學習波蘭共產黨用“巨大的群眾運動”作為“城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強大槓桿”。[35]劉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和其他一些講話中也一再倡導“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36]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又說:“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37]劉少奇講話後,《人民日報》很快就發表了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提出了一系列貫徹劉少奇講話的方針政策。該社論寫道:“在文化革命大進軍的行列里,誰是領導者?是要黨來領導,還是要專家來領導?我們說,必須由黨來領導。政治是統帥,因為政治是解決人和人的關係的,是規定整個事業的目標和政策的。任何業務不能脫離政治,脫離黨的領導。”[38]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彭真和劉仁的信中寫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師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9]”劉少奇完全贊成毛澤東對文化藝術領域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30餘人舉行座談會,周揚在會上傳達了毛的上述批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緊接著他又指出田漢編寫的京劇《謝瑤環》有問題:“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40]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認為,鬼戲屬於“在群眾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而劉少奇的看法顯然比當時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說法更“左”更極端,他把幾齣戲文上綱上線到“影射”和“反黨動機”的嚇人高度,並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點名批判兩位著名的黨員作家(《李慧娘》的劇作者孟超和《謝瑤環》的劇作者田漢)。此外劉少奇還點了畫家陳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動態》上,××同志批了陳半丁畫的一些畫,他是用很隱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詩,用那些畫,來反對共產黨的。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說來反黨的相當不少。那些右派言論他不敢公開講了,他寫鬼來講。我們的宣傳部,文化領導機關,各方面,要拿這個六條來判斷香花毒草。而六條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領導兩條。[42]”

1964年4月9日,劉少奇與外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文學藝術在最近十多年來有些成績,但缺點還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點,現在還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動的,可是藝術水平高,那麼起的壞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有藝術水平的了,所以中國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悶,影響很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學,拿到現在來看就有害處。[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當時劉少奇明確表示贊同康生的說法,劉還提出要把這部小說作為“反面材料”,“印給黨內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濫觴於“四清運動”。據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形式的人是當年身兼副總理之職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64年12月27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全體會議,朱德、陳伯達、董必武、陸定一發言。……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45]隨後陸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長,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文化部的整風,他們主持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1965年10月30日)”。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擴展延伸,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該報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寫道:“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46]雖然陸定一和周揚在“文革”中先後被打倒,但他們確實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義,時間上先於毛澤東,而且陸定一和周揚主持起草的這份文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說法非常接近毛後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論。在中共黨史上,陸定一和周揚在產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跡。

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線領導工作,他們於1966年1月23日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這份文化部黨委的“彙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語: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眾,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人並非“文革”的反對者,他們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都擁護“文革”,也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手法作了部分“貢獻”。不過,在劉、彭、陸等人的心目中,“文革”應該屬於思想文化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要由他們和各級共產黨組織來領導,目的是鞏固黨的統治,他們自然不認為“文化革命”會清洗到自己頭上。上文提到,“四清”時劉少奇對通過殘酷鬥爭式的政治運動來“反修防修”極為熱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曉夫”;劉甚至主張,如果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在那次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劉少奇之路》一書稱劉少奇把“反修”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限定在“省、市這樣一些層次”,這個說法是違背史實的。如果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打擊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這一目標上有什麼分歧的話,那就是,劉少奇認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都可以被當做“赫魯曉夫”批判打倒,而毛則認為,劉少奇也算是“赫魯曉夫”;除此之外,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其他問題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劉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現,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個偽命題

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這樣一個官方說法: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和毛澤東對著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隨著劉少奇之子黨大陸位的提升和毛氏後人的落魄,出現了一些大力美化這條“反動路線”的說法。例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自己寫的書中借他人之口說:“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49]由於劉少奇在“文革”發動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贊成的,因此他對“文革”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連劉源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他身為國家主席,沒有能阻止國家陷入大災難;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沒能制止黨受到大破壞;作為人民信任的領袖,沒能保護人民免受巨大的損失。算不算一種失職呢?我想,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50]

劉少奇在中共歷史上有過一系列重要“貢獻”。從延安時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並確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勵全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都發揮了帶頭領先的作用。劉少奇一手領導的“四清”運動,則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論上乃至方法上的具體準備。在“文革”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無任何“抵制”,相反卻千方百計地揣摩上意,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劉少奇在位期間,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責任?確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職”嗎?

 

要回答以上問題,就必須破除長期以來官方話語迷霧所營造出來的幾個錯覺。一旦史實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過一條和毛澤東對著乾的劉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謎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錯覺之一:劉少奇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

此說的理由是,劉少奇對毛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過修改意見。在大陸黨史和劉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這樣一種流行的說法: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意見:“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51]這一說法本身漏洞頗多。劉少奇建議修改的究竟是什麼,是重要文字還是標點符號?若只是建議改動標點符號,無論其建議是否被採納,都無法導出劉少奇反對毛髮動的“文革”這一結論;即便是建議改動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斷劉反對發動“文革”,因為還存在著把文字改得更激烈這種可能性。這一說法實際上是用一種含糊不清、事實不明的話語,把一種無法證實的意向當做真實行動來美化劉少奇的形像。

當時會議親歷者的回憶表明,上述說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間召開的這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當事人陳伯達的回憶錄也從沒有任何關於劉少奇反對“五·一六通知”的記載。[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澤東於1966年4、5月間給“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定罪。彭、羅、陸、楊四人都是劉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委班底還是劉當年領導北方局時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劉提拔倚重的親信。“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垮台,使毛澤東得以控制中樞要地——首都、軍隊和中央辦公廳。劉少奇對此既未提出任何異議,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卻積極配合毛的部署,採取一味擁護贊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態度。據李雪峰迴憶,1966年4月19日劉少奇出國回來後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劉少奇主持,總理講話,因為少奇從3月1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54]劉少奇“點名”某人為“反黨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劉點名拋出來的大概就包括他的親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越共主席胡志明,會見時劉少奇告訴這位越共領導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其問題已經解決了。[55]當時在中共高層領導人當中,朱德對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持消極態度,因而被中央責令檢討,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對朱德的批判會。

從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關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案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態度。在這個座談會上劉少奇說:“最近,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揭露了幾個負責人的問題,從性質上講,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嚴重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到我們黨內,而且影響到黨外,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我國的人民,可以說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進行地下活動、陰謀活動、反黨活動的事件……彭真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顏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為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56]

毛澤東製造“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難道劉少奇竟然會毫無覺察?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迴憶,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林彪於5月18日作了發言,大談“政變經”,李雪峰和與會代表當時便知道矛頭指向了劉少奇:“他(指林彪)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57]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不少人在毛髮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還包括周恩來。[58]既然劉少奇當時的地位危如累卵,他為什麼還積極擁護毛澤東針對他的行動,毫不留情地尖銳批判自己的親信彭真?了解中共黨內政治文化的人其實不難明白,劉這麼做,除了表明他仍對毛心存僥倖外,不外是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僅以自己堅決支持“文革”的態度爭取求得毛的諒解,還用犧牲別人——包括將他的親密戰友和老部下送進毛澤東的“文革”政治絞肉機——的方式換取自己的倖免。簡言之,劉少奇當時的所思所為就是害人保己。

錯覺之二:劉少奇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確實以請教的方式婉轉地表達過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法的不同意見,但毛批評他後,劉便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以臣服姿態贊成並擁護這一提法了。

從1966年5月到7月,劉少奇是黨中央一線對全國“文革”的實際領導者。這段時期內,劉不但在口頭上擁護毛的“走資派”理論,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推動了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人物”的“文革”運動。在這短短的幾個月里,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頒發和批轉了近十個文件,以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59]

在劉鄧的一線中央的領導下,各地黨委批判鬥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幹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謂的“黑幫”、“三家村”,這些鬥爭對象無一不是經過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再拋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批鬥的。被批鬥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范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恆、哈爾濱市委書記鄭依平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牛乃文,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當時定性為“黑幫”),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當時定性為“黑幫”)和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當時定性為“三家村”),貴州省委宣傳部長兼《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當時定性為“黑幫”),安徽省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居薈明、王世傑(當時定性為“三家村”)、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當時定性為“雲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楊西光等人。僅在中南地區,被劉鄧的一線中央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兼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人。在教育界,劉鄧的一線中央還點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瀋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以及他與楊俊超等人的所謂“黑幫”,浙江大學校長劉丹(定性為“黑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定性為“黑幫”)。在上海市,由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包括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作家協會的葉以群和王西彥等人。

此外,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一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過一個馬拉松式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鄧、周與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連續斗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恆,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60]”。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自此烏蘭夫開始經歷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61]

長期以來許多人一直錯誤地以為:上述這些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黑幫人物”是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實,對他們直接下手的是劉鄧主持領導的一線中央,對他們進行殘酷鬥爭的是各級黨委直接操縱的“革命群眾”——那時候“四人幫”和“造反派”還未出世呢!

顯然,就抓“黨內走資派”這一原則而言,毛澤東和劉少奇本來就沒有“路線”分歧,只是兩人的個人企圖不同而已。毛澤東想通過抓“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垮劉少奇;而劉少奇則希望通過打擊毛所憎惡的一大批黨內主管教育文藝和宣傳的高級幹部,保全自己。劉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和“三家村”,就能滿足毛澤東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慾望,自己可以藉此混戰而得以脫身。

錯覺之三:“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阻止運動展開?

時下一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62],這顯然違背了史實。

在“文革”運動開始後的頭幾個月里,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發動“文革”一直持肯定態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經毛批准,劉鄧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發[66]336號文件)。該文件提到:“正在進行‘四清’的單位,要在工作隊的領導下,把文化大革命插進去進行。”1966年7月23日,毛澤東同意下發的“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請示”(中發[66]378號文件)也提到:“採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事實上,由上級黨委派工作組去領導下級單位的政治運動,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慣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兩個工作組——以陳伯達為首的《人民日報》工作組和以張承先為隊長的北大工作組都是毛澤東同意和贊成的。[64]所以鄧小平向《人民日報》負責人傳達中央指示時說:“由伯達同志為首的工作組到人民日報,改變現狀,改變版面。使它真正成為中央機關報,應指導和宣傳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認為:“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麼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持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裡攻擊學校領導人,併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要斗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斗,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里被國家主席定性為‘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66]

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整肅幹部群眾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之外,還表現出了他領導下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劉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要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他在“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67]1966年“文革”爆發時全國有1百多萬大學生和數千萬中學生,再加上數百萬教師,如果按劉少奇劃定的1%的“右派指標”(在實踐中打擊範圍一定會擴大),將有近百萬青年學子被打成“階級敵人”。據北京的學生組織“文革”初期所作的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里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這是血淋淋的數字!”[68]由此可見,劉少奇在殘酷迫害無辜群眾這一點上絲毫不遜於毛澤東。

劉少奇派工作組抓“右派”這一做法其實是毛1957年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之翻版,何況事先獲得毛的允准。因此,當毛1966年夏從外地回到北京,然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面尖銳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時,劉明顯不服,認為是毛出爾反爾,以致於兩人當面發生了爭執。其實,無論劉是否同意毛的主張,是否派出工作組,也無論他怎樣前倨後恭、小心謹慎,甚至以犧牲親信同僚的政治生命來討毛的歡心,毛澤東都會尋找借口把他打倒。毛澤東對劉少奇採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謀。“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託劉“相機處理運動問題[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劉無論怎樣“相機處理”都會是“錯”的: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毛就指責他“鎮壓革命群眾”、執行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同樣可以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對抗文化革命”。當劉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組在各學校針對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師生大玩毛澤東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遊戲時,毛澤東正等著與劉少奇玩一個更大的“引蛇出洞”遊戲。當時的局面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可以說,劉少奇自始至終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輸家。

考諸歷史,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文革”初期,劉少奇的決定都報經毛的批准,而那時毛也從未提出過與劉少奇的政策主張有所區別的什麼“革命路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初期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就是這一時期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兩者是一回事。如果說毛與劉之間有所區別,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劉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還有另一套策劃,即躲在劉的背後,一面為倒劉預作準備,一面等著抓劉的“辮子”;而劉站在前台,既無法也無力抵抗毛的“暗算”。至於毛為了打倒劉少奇而如何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其實是不難看清的。中國大陸專門研究劉少奇的黃崢對此也有同感:“‘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鄧小平在指導運動過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的,並沒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張。”[70]現在,劉少奇之子把當年劉鄧的“文革”路線說成“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這是刻意美化劉少奇、誇大和製造他與毛澤東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譚。

歷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澤東發現劉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後,於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出爾反爾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指導“文革”的運動方式,彷彿毛本人從來不知道、也從未同意過派工作組一事。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對劉搞突然襲擊,指責他在北京“鎮壓群眾運動”,並聲色俱厲地點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當時未能按捺住對毛出爾反爾的不滿,曾衝口而說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71]第二天毛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同時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劉少奇則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從此,劉少奇被趕出了中央一線的領導位置,開始了漫長的軟禁、批鬥、關押並最終被折磨致死的黑暗歲月。

應當指出的是,劉少奇直到毛澤東直接攻擊自己、個人生存受到威脅時,才開始有一點不滿言論(此僅見於史學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屬的回憶)和辯解。然而,在毛的壓力下,劉每每按照毛無理攻擊他的調子做“檢查”,從大量現存史料中實在找不出什麼劉少奇對毛澤東作“抵制”、“反抗”和“抗爭”的證據。為什麼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澤東的壓力下違心地做檢查呢?難道他們真認為自己錯了嗎?抑或只是屈從於毛澤東的淫威?這個問題或許還可以這樣問:劉少奇明知毛澤東要整垮自己,為什麼不聯合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抗抵制呢?

筆者以為,這些中共領導人對毛澤東作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之地位以及對中共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是他們迅速繳械認錯的最主要原因——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可以對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澤東捧成半人半神式領袖人物的造神運動,始於延安的“七大”時期,而劉少奇就是這個造神運動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年代林彪又把造神運動推向新的頂峰。這種造神運動的結局只有一個:造神者們對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會在他們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無解悖論;在“神”與皈依的信眾之間若發生任何對立,其結果只能是信眾的認錯和臣服。就劉少奇個人而論,他在中共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自己的戰功和地盤,只是作為毛最忠實的依附者和獻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劉本人既無任何政治實力,也無任何精神力量去與毛抗衡。劉在中共黨大陸位之脆弱誠如毛澤東所言:“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當時的高層政治格局而言,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會產生一絲一毫的“聯合其他中央領導共同反抗毛”的念頭。

概言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與毛澤東在推行“文革”一事上並無所謂的“兩條路線”的分歧,劉、鄧、彭等人的悲劇其實不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現代版而已。最具諷刺意義的是,這個置他們於死地的現代“君王”恰恰是這些自稱堅持實行“黨內民主”的“臣子”們主動供奉在“神壇”上的。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起源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鬥爭”,歷經“四清”運動的實踐,最後才臻成熟。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72]回顧歷史,人們會遺憾地發現:“文革”的發生絕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罪過,也不只是其忠實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過;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革”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的“貢獻”為最。

本文將被刻意掩藏的劉少奇與“文革”的關係之真相揭櫫於世,是為了讓讀者了解,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層人物,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文革”確確實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本文通過對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歷史錯覺,發掘出劉少奇悲劇的實質:這是一個不遺餘力的造神者最終被他所尊奉的神無情拋棄並殘殺的悲劇,也是一個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頭來自掘墳墓的悲劇,更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背叛者最後眾叛親離的悲劇。

【注釋】

[1]儘管劉少奇在“大躍進”中曾積極支持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路線,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禍害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60年代初,他和黨內務實派陳雲、周恩來等人通過推行“經濟調整”政策,為國家走出餓死數千萬人的“人禍”作了貢獻。

[2]黃錚,《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5頁。又見劉源的“忠實坦蕩昭日月”,載《中華兒女》雜誌1998年第10期。

[3]羅點點,《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頁。

[4]袁鷹,“玉碎”,載周明主編的《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年紀實》(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頁。

[5]蔡詠梅,“吳祖光一生的遺憾”,載香港《開放》雜誌,2003年5月號。

[6]鄭謙、劉波,《劉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頁。

[7]劉源、何家棟,“可貴的嘗試”,載王光美、劉源等著《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571頁。

[9]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頁。

[10]出處同上,第32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頁。

[12]見中共中央[63]347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

[13]肖東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北京:紅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頁。

[14]“1964年7月21日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見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頁。

[15]出處同注[13],第1054-1055頁。

[16]見“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1964年6月23日。

[17]見“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18]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19]這類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關於印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貧農下中農協會組織條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和“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20]分別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兩個中共中央文件。

[21]出處同注[18]。

[22]“紅代會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批判劉、鄧、陶聯絡站”編,《揭開桃園假四清真復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頁。

[23]出處同注[9],第348頁。

[24]羅冰,“毛澤東發動社教運動檔案解密”。香港:《爭鳴》月刊2006年2月號。

[25]出處同注[9],第276頁。

[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487-488頁。

[27]出處同注[13],第1102頁。

[28]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第1117-1130頁。

[29]出處同注[7],第77頁。

[30]出處同注[6],第1126頁。

[31]出處同注[7],第78頁。

[3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73頁。

[33]高華,“1964-1965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爭執”。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8年4月號。

[34]出處同注[6],第1335頁。

[35]陽翰笙,“向波蘭人民學習”,原載《人民日報》,1954年9月27日。[36]原載《人民日報》1956年9月17日。

[37]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38]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9日。

[3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頁。

[40]出處同注[13],第1084頁。

[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47頁。

[42]《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9月。

[43]出處同上。

[44]出處同注[13],第1054頁。

[45]出處同注[28],第1121頁。

[46]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二室編,《中共共產黨社會主義時期文獻資料選編(五)》(北京:[內部出版],1987年),第653頁。[47]出處同上。

[48]出處同注[13],第1056、1060頁。

[49]劉源,《劉少奇和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第219頁。

[50]王光美、劉源等,《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頁。

[51]馮來剛、魯彤,《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頁。

[52]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612頁。

[53]見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頁。

[54]出處同注[52]。

[55]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頁。

[56]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57]出處同注[52]。

[58]見《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9]這些文件包括,中發[1966]326號文件“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1966年6月26日),中發[66]342號文件“中央轉發華東局‘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發[66]344號文件“中央批發北京市委‘關於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發[66]347號文件“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7日),中發[66]345號文件“中央轉發華北局‘關於華北地區城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部署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8日),中發[66]353號文件“中共中央同意華東局對山東省委關於各類學校開展文化革命運動若干問題的意見”(1966年7月11日),中發[66]363號文件“中央轉發東北局‘關於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19日),中發[66]372號文件“中央轉發西北局‘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發[66]374號文件“中共中央批轉河南省委關於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鎮壓學生革命運動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21日)等。

[60]程惕潔,“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紐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2006年。

[61]吳迪,“‘內人黨’大血案始末”,載《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1年出版),第61-62頁。

[62]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63]毛澤東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給我的信和通知,已經收到看過。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69頁。

[64]1966年5月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名致信毛澤東,要求派工作組去《人民日報》,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這樣做。”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61頁。

[65]見“鄧小平對《人民日報》等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的談話”(1966年5月31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66]王友琴,“劉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國》(美國網路雜誌)2003年6月號。

[67]摘自《劉少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北京:“首都揪斗劉少奇聯絡總站”,1967年8月),第2頁。

[68]“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撰,《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洛陽:河南“二七公社”洛陽拖技校“八一六兵團”印,1967年),第56頁。這一數字可能有所誇大,但是以當時北京有近30萬大學生計,按劉下達的指標至少也要打3千名右派。

[69]王年一,“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載《回首文革》(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頁。

[70]出處同注[55],第38頁。

[7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648頁。這裡所說的“五不怕”,是指毛澤東過去提倡的“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72]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選自《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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