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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2017 我採訪了11個記者

這些來自農村的記者,他們文能考上最好的大學,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們個個都是勤奮、踏實、敬業的。還個個都買不起城裡的房。

2017年,我因偶遇了一場沙塵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網紅。有很多記者採訪我,我接受了其中11位。因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們採訪了我,我也採訪了他們。

這11個記者中,老家在四、五線城鎮的七個,其中女性三名,男性四名。剩下的,來自發達農村的一個,來自發展中農村的三個。農村出身的女性一個,男性三個。和名人蔡崇達在《皮囊》中寫的一樣:中國的媒體是小鎮青年撐起來的。

就好像食物鏈一樣,大城市人不幹的活,小城鎮青年干。小城鎮青年不幹的活,農民工全乾。這幾個記者,都是新新青年,年齡小。最大的30歲,最小的24歲。

這11個青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來自農村的記者。因為我和他們出身相同,我們在一起時,說的話多。

先從第一位來自發達農村的記者談起。我叫他劉興,他30歲,來自一家民營媒體。他從本省排名第一的大學畢業,從業快十年了。劉興對我說,他特別能吃苦,也很會賺錢,已經在一線城市買房了。有一次,去一個新聞事件現場,現場已被武警嚴防死守了,進不了一個人了。但他需要新聞圖片。他背上攝影器材,從一樓的下水管道爬到七樓的樓頂,拍到了圖片。

他為了取得我的信任,先和我聊了會傅山的書法。屈原的詩。《楚辭》《詩經》……把我震得腦子嗡嗡響,才切入正題採訪。

第二位記者,我叫他韓山吧。他來自發展中的農村,也就是貧困的農村。他臉長得胖,手也長得像包子,圓鼓鼓的。他畢業於本國排名第一的大學。在國營媒體上班。是文字記者。

他很聰明,用了我不會拒絕的方法,約到了我。

我們在黃昏見了面。那條街上沒有咖啡店,我們想找個飯店坐下來談談,可每個飯店裡的聲音都比菜場嘈雜。最後,我們坐在一家寫著‌‌“正在裝修‌‌”的店鋪門口的台階上,開始了採訪。

可是,我發現,他對採訪並不熱衷,只是獃獃地望著天上緩緩升起的下弦月。有一搭,無一搭地和我說話。

他說他心情一直不好。他上大學時,父親以他為榮。逢人就說,兒子考上了本國第一的大學。可他大學畢業後,掙的工資也不高,他父親現在也不喜歡他了。

他不需要和我見面,就能寫好報道。可他們雜誌社規定,要發稿必須要見到採訪對象。所以,他才想了辦法和我見一面。

我說:‌‌“你爸爸這人不咋樣,太勢利了。‌‌”他生氣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說錯話了。他爸爸不好,只能由他自己說,我不能說。我想向韓山道歉,可年齡大了,又拉不下臉說抱歉了。

於是,我陪他看了看天上的下弦月。和他一起發了一陣感慨,說在北京買個房子,就好比登月一樣難。

然後,就揮手再見了。

第三位來自農村的記者,是唯一的女孩,也是貧困農村的。小女孩是從本省排第一的大學畢業的。她很聰明,有一雙忽閃,忽閃的大眼睛。當她望著你時,你就會感覺到自己無所遁形。她長得和少年的我一樣。

我平時對自己的要求,是在腦子裡給自己設置一個‌‌“靜音‌‌”模式。因為,我個子矮,只有1米5。人家都比我個子高,目光平視過去,根本看不見我。我就像穿了神仙發的隱身衣。因為是隱身的,便不能出聲。所以,我為自己設置‌‌“靜音‌‌”模式。

這次,面對這個也不怎麼說話的記者女孩,我看到了少年的我。我決定補償少年的我,我的少年天天在過苦日子。

於是,我把腦子裡的‌‌“靜音‌‌”模式,轉換成‌‌“萬言千詞‌‌”模式。我對這個叫李蘭的女記者說了五、六個小時的話。說得詞源倒峽,滔滔連篇。全是侃侃忠言。我一直對著李蘭記者說到‌‌“口乾舌燥,詞源枯竭‌‌”狀態。

我積極配合了李蘭記者的工作。

這四個出身農村的記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安。他也是出身寒門,從本省排第一的大學畢業,在民營媒體上班。

他長得像閏土。樸實中帶著傻氣。他是做視頻的。今年28歲,已結婚了。

我說,你真不容易呀,農村出身的孩子們說媳婦多難呀!

他說:‌‌“對呀!‌‌”他媳婦太好了,沒要求買房,也沒要車,就和他結婚了。

他媳婦在他們家的地位,比英國女王要高。我連忙附和,是呀,要比俄羅斯女皇地位高才對。

我用要當個勞模的態度,配合周安拍視頻。

拍完了,我們閑聊了會。說到現在農民都過上好日子了。每個農民都有個醫保。解放前,好多農民都不知道得什麼病,就病死了,不明不白地病死了。現在農民有了醫保,得了病,都去醫院檢查一下。雖然,得了大病,還是看不起。但是,最起碼弄明白自己是得啥病死的,能死明白了。

這也很不容易了。看看歷史書,幾千年的歷史,只有現在的中國,才能死得明白。

我倆相對感嘆了一陣。我看他的手也和小包子一個樣。周安對我說,他的手是得了‌‌“凍瘡後遺症‌‌”。

他說,小時候,每天餓得發慌。冬天也到處掏鳥窩,找鳥蛋吃。年年長凍瘡。成年後,不挨餓了,但手有了‌‌“凍瘡後遺症‌‌”。我想起來了,韓山的手也得了個‌‌“凍瘡後遺症‌‌”。

我和李蘭的手,都不是腫的。我們小時候,手也得過凍瘡,但我們的手相對比男孩子活動得少。成年後,沒有後遺症。

我們又談了一會農村的現狀。周安說,他是89年生的,是超生的。小時候,每天爸爸媽媽領著他東躲西藏,躲超生罰款,過著游擊隊一樣的生活。現在,他拍的視頻,90%都是打假暗訪類。因為有童年的生活經驗,他的樣子和街頭混混,送快遞的,提灰桶的小工一個樣。走到哪裡,都不被人注意。

周安說,現在農村真好,不用交計劃生育罰款了,又不用交提留了(農業稅)。

我說:‌‌“是呀,真好呀!比原來強好多倍。你經常拍暗訪視頻,要注意安全。‌‌”我們一起合唱了一首《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然後,揮手告別。

這兩天,又想到了這幾個年輕的記者。還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這些來自農村的記者,他們文能考上最好的大學,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們個個都是勤奮、踏實、敬業的。還個個都買不起城裡的房。

我的孩子,沒上過兩天學。14歲謀生。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才在城裡立足的。

還有那麼多送快遞的,做裝修的,收廢品的……這些農村青年生存是太不易了。

想著,想著,不禁淚流了滿面。

——完——

劉興、韓山、李蘭、周安均為化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正午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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