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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華社記者:3600萬人被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

1958年到1962年,在沒有戰爭、瘟疫,氣候正常的年景,因當年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過錯,數以千萬計中國人因飢餓而死。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餓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對人體內部的「千刀萬剮」。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個月左右,這個過程非常殘酷、非常痛苦,相當於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

近日,以大陸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大饑荒”為背景的《墓碑》一書的作者楊繼繩,獲2015瑞典史迪格‧拉森國際大獎。(網路圖片)

近日,以大陸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大饑荒”為背景的《墓碑》一書的作者楊繼繩,獲2015瑞典史迪格‧拉森國際大獎。楊繼繩在頒獎典禮致辭中斥責中共至今依然掩蓋“大饑荒”真相,並再次回顧“大饑荒”的慘烈,稱餓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當年3600萬人被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

2015年10月23日,中國作家和記者楊繼繩獲2015年度瑞典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獎。楊繼繩獲獎是因為其通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挖掘中國大陸1958~1962年間發生的“大饑荒”的根本原因,統計出當年“大饑荒”導致3600萬中國人死亡。

史迪格‧拉森獎評委會主席丹尼爾‧普爾(Daniel Poohl)說:“大饑荒是中國人最大的集體創傷之一,楊繼繩獲得史迪格‧拉森獎是因為他作為記者以強大的堅持和勇氣敢於挖掘歷史,講出真相。”

楊繼繩在答謝詞中表示,他懷著悲哀的心情在這裡受獎。他為3,600萬中國餓殍而悲哀,為這一人類悲劇發生五十多年後還被掩蓋而悲哀,為因揭露這場悲劇的人們受到壓制、攻擊、誣衊而悲哀。

楊繼繩說,他記錄中國大饑荒這段痛史,不僅是出於個人的良知,更是為了保存民族的記憶,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楊繼繩致辭中再次回顧了大饑荒的慘烈,1958年到1962年,在沒有戰爭、瘟疫,氣候正常的年景,因當年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過錯,數以千萬計中國人因飢餓而死。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楊繼繩說,餓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對人體內部的“千刀萬剮”。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個月左右,這個過程非常殘酷、非常痛苦,相當於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

史迪格‧拉森獎是為紀念已故的瑞典作家兼記者史迪格‧拉森,由瑞典的挪施戴茨出版社和拉森的父親與弟弟共同設立的獎項,獎勵為人權做出貢獻的個人或組織。該獎從2009年起開始,每年頒發一次,獎金額為20萬瑞典克朗,相當於15萬元人民幣。今年是第七屆,楊繼繩為首位華人得主。

據悉,楊繼繩已於2015年11月初將所獲的20萬瑞典克朗獎金,全部捐獻給了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醫生”獨立人道醫療救援組織。

楊繼繩現年75歲,曾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2001年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誌編委,2003年起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2015年中被迫離任。

從1990年代開始,楊繼繩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開始調查“大饑荒”的真正原因。經過持續多年的深入調查,楊繼繩寫出了《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2008年5月,《墓碑》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首次出版,現在已翻譯出版了英、法、德等多種外文。

楊繼繩書中依據嚴謹的事實和數據揭示,1958到1962年之間,由於中共人禍,有3,600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

《墓碑》一書出版以來,楊繼繩2013年獲美國海耶克圖書獎,2014年獲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

附錄1:

楊繼繩在頒獎典禮上的口頭答謝詞

尊敬的評委會委員們,尊敬的在座的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

感謝大家舉行這樣的盛會。這不僅僅是一次授獎大會,更是對餓死的三四千萬中國農民的追思大會;這不僅是對我個人授獎,而且是對一大批揭露、挖掘這一段痛史的大饑荒的倖存者、研究者授獎。今天在貴國首都隆重舉行這樣的活動,體現了貴國人民偉大的人道關懷。今天這個盛會在這段痛史發生五十多年之後,在遠隔萬里的斯德哥爾摩舉行,說明人道關懷可以超越時間、跨越空間。但願這種跨越時空的人道關懷,給我們地球村帶來和諧。帶來幸福!

謝謝大家!

附錄2:

楊繼繩的書面答謝詞

尊敬的評委會的先生們,尊敬的在座的女士們、先生們:

我是懷著悲哀的心情在這裡受獎的。我為3,600萬中國餓殍而悲哀,我為這一人類悲劇發生五十多年後還被掩蓋而悲哀,我為因揭露這場悲劇的人們受到壓制、攻擊、誣衊的現象而悲哀!

從1958年到1962年,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情況下,在氣候正常的年景,因當年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過錯,數以千萬計中國人因飢餓而死。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種多樣,餓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國古代有殘酷的“凌遲處死”,將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萬剮”。這是從人體外部開始剮割,餓死是對人體內部的“千刀萬剮”。當年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的中國農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為3,400~4,000千卡。這些能量是從食物中攝取的。按當年官方統計,中國農民平均口糧定量為每天0.35斤大米(沒有油,沒有肉等副食品),可發出熱量618千卡。實際上農民是很少見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千卡,每天就虧空2,782~3,382千卡。人體的能量入不敷出時,首先動用體內儲存的“糖原”。體內存儲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產生的熱量不夠一天基礎代謝(即維持生命最低的代謝)的能量需要。接著就消耗體內的脂肪。消耗脂肪會產生大量的酮酸,可能發生代謝性酸中毒。沒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畢後就分解體內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質,從而身體乾瘦,臟器萎縮。人體內的各種酶、激素和抗體都是蛋白質,或是以蛋白質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體沒有了,人體就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時間因人而異,大概有一個月左右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非常殘酷、非常痛苦的,相當於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

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下降,在一段時間內飢餓反射極度強烈。由於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飢餓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達數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

我,作為一名職業記者,作為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如果迴避親身經歷的這一重大悲劇,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3,600萬飢魂。何況我的父親也是在這場饑荒中餓死的,我怎能昧著良心對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視而不見?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下決心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為此,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到十多個省的檔案館看了大量的檔案,訪問了上百位大饑荒的親歷者。2008年,我寫的《墓碑》在香港出版。這部書沒有虛構,沒有誇張,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據。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我因此書而險遭不測,也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記錄中國大饑荒這段痛史,不僅僅是出於我個人人道主義的良知,更是為了保存民族的記憶。一個不敢面對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有可能使民族和國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寫這段歷史,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評委會給《墓碑》授獎,體現了評委會的人道關懷。在我結束講話的時候,讓我們一起為3,600萬餓死的農民默哀!(全體起立,默哀五秒鐘)我為此表示衷心地感謝!這是對中國餓殍遠離萬里的默哀,是遲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關懷超越了時間,超越了國界。超越時空的人道關懷,是地球村和諧共處的必要條件。

謝謝大家!

2015年11月2日於斯德哥爾摩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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