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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北京四中老師們健忘背後的殘酷真相

北京四中,帝都最為有名的中學之一,前身是1906年籌建的順天中學堂,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後,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其有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該校學生中有許多高官和各界精英的子女,也因此其師資質量非常高,而畢業生中不少人以不同方式成為了時代的“名人”,比如現如今在監獄服刑的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2012年,由北島等人主編的《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出版,該書收集了畢業於四中的18位學生在那個恐怖年代的記憶,他們大多數屬於“老三屆”,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之所以要編輯這樣一本書,原因在於“暴風雨過去了,如果什麼記憶都沒留下,我們不僅愧對自己,也愧對我們的後代”。北島如是說。

在書的序言中,北島寫道:“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有名的中學之一,曾處在暴風雨的中學,在這小小的舞台上,展開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場景。”而在這個舞台上,高幹子弟、知識精英、平民子弟被推拉上陣,他們的所為也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而針對悉心教育他們的老師的批鬥同樣也是如此。

老師們“健忘”為了什麼?

1965年考入四中讀高中、曾在報紙做過主編的劉輝宣回憶:後來四中校慶學生們回母校,校長和老師們見到同學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在文革中都表現的不錯,對老師很好,從來也沒批鬥過老師,更沒打過老師。楊濱校長已去世,原副校長劉鐵嶺當了校長,他見一個同學這麼說一句,其他老師也跟約好了似的,一見面也是這句話。

在劉輝宣看來,老師們統一口徑目地就是:那些往事誰也不許再提了,老師們都忘了,你們還記著幹什麼?就當什麼也沒發生過。幹嘛這樣編假話說給大家聽呢?大概是因為文革實在是說不清,那就乾脆什麼都別說了。

文革為何說不清?顯然,中共刻意掩蓋並禁止深刻反思是主因。因為中共深知,一旦反思文革,將所有罪惡公諸於眾,作為發動者的毛澤東的罪責難逃,中共能否保住就是個大問題了。因此,對反思文革加以控制,目地就是延長中共的壽命,掩蓋中共的邪惡本質。老師們貌似大度的“健忘”恰恰中了中共的圈套。

四中老師被批鬥有人自殺

在18位四中學生的筆下,不少都提及了自己的老師被批鬥的場景以及自己當時的選擇。

劉輝宣寫道:我保護了老師?這才見鬼呢。四中開批鬥大會,我雖不在現場,但我誰也沒保護過。……其實四中和所有學校一樣,也有過大規模的批鬥。楊濱和劉鐵嶺兩位校長都給潑了滿頭滿臉的墨汁,原教導主任趙績敏還是年輕教師,算是他們的“黑幹將”,跟在後面。有人做了個大木枷。那次批鬥會打的楊濱腰都直不起來了,還是別人扶著下的台。

後來成為知名導演的陳凱歌寫道:班上的紅衛兵們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把(專職班主任)張老師送到了講桌上站著,他們在不斷地用拳頭和皮帶敲打課桌的同時,強迫這位寵愛他們的老師“居高臨下”地回答各種羞辱性的問題。……我不知道張老師當時作何感想。起初,她還能鎮定地應對,後來,她的眼鏡後面淚光閃閃。我作為觀眾,心情複雜。一方面驚駭於事情變化的迅速,一方面卻感到隱隱的快意。幾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師都受到衝擊,校園中人群奔走,激動地爭辯或叫罵,暴力事件開始發生。教室的門被打開時,總有老師被推出來,或者嘴角淌血,或者頭髮被剃掉一半;眼鏡被敲成碎片,胸前掛著大牌,名字上畫了×,像禁煙的紅告示。年老的女校長被迫改“一問一答”而為“眾問一答”,銀白的頭髮在八月的驕陽下縷縷行行,汗水在地下濕成一片,回答時抖著嘴唇說:“你們都是我的孩子……”這位女校長正是楊濱。

曾在國務院信訪局工作的劉東回憶道:1966年8月19日晚,批鬥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長張文松等教育系統負責人的大會召開,被批鬥的還有市教育局局長、副局長以及原八中校長孫國濱、四中校長楊濱、六中校長朱吟宜等。他們剛被押到會場,立刻就有人把實行準備好的寫有“黑幫分子×××”的大牌子掛在他們身上,大廳內不斷發出震耳的口號聲……他們一個個被押上舞台,沒人背後站著兩個紅衛兵,架著他們做“噴氣式”,不久,所有的被批鬥者一個個大汗淋漓。從觀眾席忽然傳出整齊的呼喊:“跪下!跪下!”押解的紅衛兵們向他們的腿關節處猛踹,頓時“撲通,撲通”,台上呼啦啦跪下一大片……不斷有紅衛兵衝上舞台,掄起軍用皮帶,向“黑幫”們劈頭蓋臉抽去……

劉東還提到了校園中四中學生的瘋狂:一些學生把楊濱拉出來,給她掛上事先準備好的大牌子,戴上紙糊的高帽兒,拉到四中操場游斗示眾。這一舉動引起連鎖反應,幾名校領導和部分老師和所謂有問題的學生也被拉進游斗隊伍,總數達23人。圍觀的低年級學生的拳腳雨點般地砸向被游斗的人身上……楊濱花白的頭髮散亂了,鞋子也掉了,臉上血水、汗水和淚水混在一起,滴落在操場的地上。這是四中文革史上血腥的開端。

著名詩人北島的筆下則仔細描摹了四中眾多老師的形象,比如國寶級人物化學老師劉景昆和物理老師張子諤、教三角函數的老師李蔚天、語文老師黃慶發、俄語教師凌石軍、英語老師項立、體育老師韓茂富和吳濟民、女校長楊濱和副校長劉鐵嶺等。但讓北島沒想到的是,這些老師校長,一夜之間斯文掃地。文革爆發後,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鬥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游斗,最後集中到操場上,他們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最後讓他們齊唱《鬼見愁戰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鎚,把我砸爛砸碎……”其中頂數副校長劉鐵嶺的嗓音最嘹亮。

最讓北島震驚的還是語文老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北島寫道: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那天凌晨五點,在食堂後面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並揪出自己的喉嚨,據說慘不忍睹。一個中年女人竟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了生命。當這消息傳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齋生火,濃煙嗆得我睜不開眼。

另有資料顯示,四中地理教師汪含英在批鬥中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自殺。

這樣的殘酷,四中的老師卻選擇了忘卻,這意味著什麼呢?他們真的可以原諒這樣的殘忍嗎?

四中另外的紅色恐怖

除了迫害自己的老師外,四中還設置了關押所謂“牛鬼蛇神”的牛棚。被關押者有學校領導和老師,還有不少市民,他們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北大老師殷印紅標在回憶文章中就提及了此事。

他寫道:一天,幾位同學扒在教師食堂窗戶向里張望,我也湊了過去。裡面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只聽得有人發出上氣不接下氣的慘叫,聲音微弱而壓抑,還苦苦哀求:紅衛兵爺爺歇一下手吧,實在受不了啦。我頓時毛骨悚然,腿不住發抖,轉身悄悄溜走了。……不久聽說有三位市民在四中被打死,未曾核實。

資料顯示,1966年8月24日,四中的紅衛兵把崇文區藥王廟後門10號居民孫如謙和東曉市居民牟志林抓到學校中打死。

劉東的回憶文章也有相關的記載:在關押的牛棚旁邊是“刑訊室”。從牛棚到廁所百十步遠,很多同學手持皮帶、柳樹枝、掃帚條,在必經之路兩側等候,抽打羞辱上廁所的“犯人”。他們幾乎全都光著上身,後背傷痕纍纍,結成血痂。

結語

有很多問題我們必須問:為什麼這麼多的學生在毛的慫恿下,對昔日培育他們的老師們下此毒手?他們的道德、良知去了哪裡?為什麼許多年過去,我們看到的來自學生的懺悔並不多?為什麼四中的老師要集體選擇健忘?這樣迫害老師的學生在全國大中小學還有多少?他們有多少人懺悔了?

也是,在製造了這場災難的中共依舊統治中國的前提下,對文革以及其他災難絕無徹底反思的可能,因為反思就意味著對中共和毛的罪惡的揭露,而這恰恰是中共最為害怕的。但歷史早已證明,罪惡總有一天會被還原,元凶也將被審判。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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