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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井岡山燒殺搶掠 毛澤東下令殺地主全家

中共殘酷鬥爭地方富農,瓜分其私有財產。(網路圖片)

1943年5~6月,搶救運動使延安一代首次領教紅色恐怖。延安紅青(像李銳、韋君宜、何其芳、胡喬木)被理想與革命所燃燒,不惟不了解遙遠的蘇聯,也不了解近在眼前的中共黨史——南方蘇區的紅色恐怖就相當慘烈了。

井岡山時期暴力燒殺搶掠

北伐時期(中共稱大革命時期)兩湖農運的暴烈,因為有毛澤杔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早已坐實,三大暴動(即中共單獨撇出來乾的一開始)就滿帶暴力。

如廣州暴動(1927.12.11)——張發奎(1896~1980):1927年12月中共廣州暴動,國軍迅即回師,見大勢已去,中共竟準備焚城,集合五六百人力車夫,人手一小桶五加侖油、一盒火柴、報紙一捆,準備各處放火,所幸粵軍及時趕到,才制止暴行。猶太人莫里斯・何恩乃孫中山保鑣,1970年代周恩來統戰對象,親歷廣州暴動,其傳記中:共黨攻佔反共的總工會館,燒死一百多名工人;500多名農運分子進城參戰,分散小股到處燒房、搶物、殺人;中央銀行起火,共黨佔領消防隊,不準救火;暴動者火燒日本醫院,15歲女孩持槍把守碼頭,難民上下船要搜查行李。中共出版物也披露:廣州暴動前中共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學學生張資江、《民國日報》主編袁某等不是當街打死,就是拖到暴動總部槍決。傅斯年也在名單中,幸得通風報信才躲過此劫。

延安時期,革命手段無限制、道義原則工具化的極左傾向有所遏制。十年“鬧紅”殺富濟貧的絕對平均主義,短期內雖能動員一部分農民“入伙”,但這種只破壞不建設的暴烈政策至多見效於一時,難以維持於長久。

中共在湖南鬥地主掠奪私有財產,殺地主甚至殺地主親屬。(網路圖片)

1929年2月25日,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1905~1930)向中央彙報: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

因為供不應求之故,價值的昂貴,等於上海的物價,因為經濟如此的崩潰,經濟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眾感覺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農多反水,中農動搖,貧農不安,農村中革命戰線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這個經濟恐慌的危機,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江西省檔桉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頁19~20。)

延安時期對江西南方蘇區暴烈政策的糾正

南方蘇區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邱會作回憶錄》:“對地主不分田,殺了不算還殺親屬。”地主毫無出路,要麼逃要麼跟你拚命。

1935年,浙閩游擊區紅軍領導人粟裕在黨內正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打擊面大,不利於團結和爭取其它社會階層。

陝北紅區也跟南方蘇區一樣,紅軍不時燒殺擄掠,當時的記者報道:“共產黨又乘機暴動,搶糧、殺人,不但舊有積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會秩序溷亂,農民離開了耕地,生產機構慘遭粉碎。”延川縣長李騰芳:“延川縣城在陝北向以文風鼎盛出名,自被共產黨攻陷後,殺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變之前,還是只有狼蹤,沒有人影。”

第二次國共合作後,得到國府軍餉,中共也“實踐出真知”,認識到過分激烈的左傾政策行不通,無法得到群眾擁護,政策由激進轉寬緩,“沒收地富一切財產”轉為減租減息,逃跑的地主若歸來,另給土地房屋,或從已沒收的土地中划出一部分歸還。1938年3月的延安街頭大標語——“歡迎商人投資”、“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廣泛的民主政治!”

延安時期實行減租減息,延安時期不再徹底剝奪地富。地主、資本家也被包括在“人民”之內,排位還在農民、工人之前。拿錢出來支持中共政府的鄉紳,冠以“開明人士”,安排政治席位,安排個參議員、副主席之類。如李鼎銘。

毛澤東親自下令殺過地主全家(包括孩童)

至少兩條資料可證實此事(張國燾、胡喬木)。張國燾說毛澤東親口向他承認井岡山時期的燒殺,自己親令殺死地主全家,包括幾歲孩童。胡喬木:“秋收暴動期間,提倡殺人放火。毛主席說他親自點過火。一放,周圍的農民都跑了,群眾根本就不贊成。”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對毛說:“我們的政策是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人!”“我們燒房子的目標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之故,而隨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加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1930年10月7日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1902~1933)的報告:

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日益破產,城市的商店,沒有農民上街,閉門的閉門,搬走的搬走,吉安、贛州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土劣(金漢鼎報告,吉安有十九萬,贛州亦相差不遠),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風凜凜的現在大半在吉安贛州當娼妓,土劣則挑水做工,現在又跑回來向蘇維埃自首,願意將所有家產拿出來,請蘇維埃不殺就是……江西全省的反動政府,在經濟上亦大減少,過去每月收入八十萬,現在只收得七八萬元。景德鎮的磁業過去每月有百六十萬,現在只有十六萬,統治階級的財政經濟到了困難的極點。

1929年11月6日,閩西特委報告:“一般過去鬥爭失敗的同志腦子裡多充滿了殺人觀念,他們殺人太隨便了,以為反動派可以殺得盡的。”贛西南,據1930年6月《紅旗》,“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的,贛西南有廿余縣的鄉村,農民協會即變成了臨時政權機關。”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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