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天下不亂的恐怖大亨格瓦拉。(Keystone/)
（接上篇）1960年11月，格瓦拉終於在北京見到了他崇拜的毛。毛在中南海勤政廳和他長談了兩個多小時，還請他吃了飯。他向毛贈送了一本他寫的關於「游擊戰」的書，據說，毛也回贈了一本他簽名的關於游擊戰的小冊子。
受到極大鼓舞的格瓦拉，決意向世界輸出他的「游擊戰」，武裝奪取政權。但他無論在非洲還是在南美，都屢戰屢敗。他的「建立多個游擊中心，推翻現政權」的世界革命理論，聽起來鼓舞人心，卻是讓追隨者死無葬身之地的海市蜃樓。最後連他自己也死在異國的叢林中。
出走剛果遭遇慘敗
1965年4月格瓦拉來到了剛果，但不久便和剛果游擊隊領導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鬧翻了，只好孤軍作戰。而與剛果政府軍一道的美國中情局人員，此時正全程監控格瓦拉的對外通信，以便於在格瓦拉的游擊隊來襲前能先發制人、截斷其補給線。
格瓦拉本想利用解放區作為基地，訓練剛果及周邊國家的革命武裝，灌輸古巴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及游擊戰術，將他們訓練成一批驍勇善戰的共產黨游擊隊。但終因「水土不服」導致失敗。
他在非洲叢林吃足了7個月的苦頭之後，拖著病軀與他剩存的古巴戰友逃離了剛果，但有6個夥伴沒能活著離開。
死在玻利維亞叢林裡
1966年至1967年間，格瓦拉開始在玻利維亞「打游擊鬧革命」。然而，當地民眾根本就不接受他的拯救，他招募不到新兵，也沒有給養。格瓦拉得不到當地民眾的支持，甚至連玻利維亞共產黨也不協助他。
那時玻利維亞民選總統剛上台一年，玻國開始有了議會和新聞自由。當時煽動推翻新政府的格瓦拉上下不得人心。他只有50人的隊伍風餐露宿，缺食少藥，只能靠扣押農民、甚至燒殺掠奪獲得食物，最後被農民舉報抓捕，被政府軍槍決。
古巴飛彈危機
1962年全球聚焦古巴飛彈危機。在這場冷戰時期美蘇最嚴重正面對抗的政治、軍事危機中，格瓦拉比卡斯楚甚至赫魯雪夫還要狂妄得多，他絲毫也不顧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緊張。他對倫敦《工人日報》說：「如果核飛彈還在我們手裡，我們可以摧毀美國的核心，包括紐約城。我們會走向勝利之路，就算那會使成千上萬的人成為核犧牲品……我們必須讓仇恨活在心裡，並促使它爆發出來。」他揚言：「我們的人民正準備在原子彈下犧牲自己，並用自己的骨灰為新社會奠基。」
當蘇聯試圖在古巴部署核武器時，他是古巴高層中態度最積極的。當赫魯雪夫主張美蘇和平共存，撤走飛彈，美國也解除了對古巴的海上封鎖，危機平息後，格瓦拉大失所望，他怒斥「美國人想消滅我們的身體，但赫魯雪夫的退讓卻毀滅了我們的精神」。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反唇相譏：「我們看見你們準備漂亮地死去，但我們相信這不值得漂亮地死。」
1962年10月底，《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圈閱的社論《保衛古巴革命》，對赫魯雪夫明智的妥協嬉笑怒罵，極度蔑視，這引起意共、捷共的公開批評，但卻受到格瓦拉的熱捧。
1964年12月11日，切•格瓦拉在聯合國大會上。(Keystone/GettyImages)
在1964年12月的聯合國演講中，一身綠軍裝的格瓦拉在台上殺氣騰騰地吼：「和平共存不能只存在於強權國家之間……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不存在和平共存！」
1965年2月，他在哈瓦那拉美青年大會上說：「我們的自由隨著不斷的犧牲而膨脹，這種自由和它每天的營養物質就是鮮血。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讓你們知道，即便他們在一場為徹底解放而引發的熱核子戰爭中被全部消滅，只要你們接過革命的火種，他們也會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無比幸福。」格瓦拉不愧是毛的好學生，與毛的「死3億中國人也要打核戰」如出一轍！
「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險的境地里，用最冒險的方法解決問題」，連古巴獨裁者卡斯楚都對格瓦拉的極端危險傾向無奈搖頭。
輸出革命的炮灰與國際恐怖浪潮
由於媒體的宣傳力捧，格瓦拉「無私奉獻」勞苦大眾的精神「感動」了不少人。借格瓦拉之死，大力鼓吹了社會主義思想，加速了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暴力革命。特別是在60年代末期，在中東和西方的年輕人中，他成為一個公眾偶像化的革命象徵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詞。狂熱盲動的激進青年紛紛起而效仿。
中國的「紅飛蛾」
中國的紅衛兵們也把格瓦拉視為精神偶像。對於文革狂飆中的青少年來說，「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紅旗插遍全球、解放全人類」之類的洗腦灌輸是刻骨銘心的。1968年底，老毛一揮手把紅衛兵趕到窮鄉僻壤勞改，格瓦拉的日記和傳記在精神苦悶的年輕人中輾轉流傳，在知青心目中，「紅色的切」不僅富有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而且充滿浪漫情懷。在困頓迷惘中，他們開始憧憬成為「國際主義戰士」，格瓦拉是可以效仿的光輝榜樣。
到緬甸參加緬共人民軍作戰的中國知青（網路圖片）
在中共對東南亞輸出革命的年代，他們跨越國境，抗美援越，加入緬共游擊隊。當年有些在雲南下鄉的知青就是懷揣著《格瓦拉日記》的手抄本而投身異國戰火的。據記載：從1969年到1970年間，自願赴緬甸參戰的知青，昆明就有3000多人，加上從四川、新疆、內蒙、北京、上海等地遠道而來的，總數達萬人以上。滇緬公路上常年跑著載滿大量武器和物資的中共軍用車隊，直接開入緬共根據地。血滿復活的緬共武器兵力充足，與政府軍展開了大規模慘烈的長期內戰，歷次戰役都是知青連冒著槍林彈雨衝鋒打頭陣。
荒唐的輸出革命讓數以千計的知青戰死他鄉，而「中國的格瓦拉們」為之耗盡青春和生命的緬共早在1989年就分崩離析了。無名荒冢骨一堆，回不了故土的冤魂，只有無邊的荒涼寂寞……傷痕累累的倖存者備受歧視冷遇，慨嘆自嘲是撲火的「紅飛蛾」。
恐怖組織應運而生
在左翼思潮蔓延全球的60年代晚期，發端於1968年學運、由激進分子演變而成的恐怖組織應運而生，名噪一時的義大利紅色旅（Red Brigades，BR）、西德的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RAF）、日本赤軍（Japan Red Army，JRA），都從70年代以後發動了一系列喪心病狂的恐怖襲擊，認為世界革命的高潮已來，這是快捷速成革命理想的最佳途徑。他們不擇手段地製造驚天大案，引轟動，上頭條，彰顯威懾力，血腥殘暴的反人類罪行令人髮指。
日本赤軍就是從「反美反帝」的學生運動走向恐怖主義的典型。在國內遭鎮壓後，崇拜毛的赤軍走上了比格瓦拉更廣遠的國際路線。在中東、東南亞、歐洲等地頻繁活動了近30年，擅長劫機、襲擊駐外使館，以人質性命要挾，交換在押同夥並勒索巨款。赤軍在海外一戰成名的是1972年5月在以色列盧德機場的屠殺，造成24人死、80多人受傷，赤軍也一躍為世界三大恐怖組織之一。
義大利紅色旅以馬列毛和切·格瓦拉游擊中心論為指導，發誓要用最血腥的方式搞垮資本主義，他們開展城市游擊戰，曾一度專門射擊政府官員的膝蓋，使其從此再也無法站立——因為「官員的殘廢象徵著權力機構的癱瘓」。他們數次綁架保守派政治家和商界巨頭，1978年綁架並殺害了義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紅色旅的暴行震驚了整個世界。
西德紅軍派大都是出身於富裕家庭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以列寧、毛澤東、格瓦拉為師，以南美的反帝游擊隊為榜樣，夢想建造無剝削的平等社會，採用的手段卻是搶劫銀行、炸彈攻擊、縱火謀殺等，還與境外的巴解組織聯手呼應，東德秘密警察也曾對此團體的第二代施以援手。紅軍派最猖獗的是1977年史稱「德意志之秋」的綁架兇殺活動，令德國人至今心有餘悸。
除了中共，蘇聯、東德、古巴等都對一些國家的反政府武裝和恐怖組織有著明里暗裡的支援協助，60—80年代也是暴力恐怖泛濫的時期。
拉美各地蜂擁而起的游擊隊，大多不過是重蹈格瓦拉失敗的覆轍。後期作戰手法如綁架、搶劫、爆炸等，與恐怖活動相似。這片飽經戰火和血腥的土地，死傷慘重。1960—1996年的瓜地馬拉內戰就導致20萬人喪生。
格瓦拉的游擊中心論是由少數人組成的武裝小組，通過奇襲等方式搞破壞，採用「打了就跑」的戰術，不斷摧毀現有制度，直至武裝奪權。其吸引力是，不用漫長熬白頭的循序漸進，出其不意地偷襲猛攻，逐漸被恐怖組織的青年所採用。那真是充滿速勝幻覺、狂躁暴虐的年代。莊禮偉《遙想日本「赤軍」當年時》中指出：格瓦拉的「游擊中心主義」思想是現代世界左翼恐怖主義的理論源頭。
「光輝道路」是秘魯極左的毛派游擊隊，也是南美最大的恐怖組織。僅1992年上半年，就製造了近700起暴力事件，造成4000餘人死亡。1996年12月17日晚，一群「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恐怖分子占領了日本駐秘魯大使館，扣押400多人質，他們自稱以「馬克思主義、格瓦拉主義」為指導。
來自委內瑞拉的「胡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在上世紀70～80年代策劃並實施了多起恐怖大案。他先後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敘利亞情報機構、匈牙利政府官員、拉美激進學生、日本赤軍成員、東德秘密警察、蘇聯克格勃、蘇丹當權者等諸多臭名昭著的政府、組織來往，行遍歐亞非三大洲，是賓·拉登之前的頭號恐怖分子。「胡狼」1966年17歲時曾在古巴情報組織下邊的游擊戰培訓學校「馬坦薩斯營」受訓，那曾是格瓦拉訓練各國激進學生搞顛覆政權活動的營地。雖然那時格瓦拉已遠走他鄉打游擊，但格瓦拉一直是「胡狼」崇拜的偶像。他也喜歡戴貝雷帽、留著絡腮鬍，在刻意模仿追求外形上與格瓦拉的某種相似度。（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