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為何「六九屆」學生少有成功人士? - ☀阿波羅新聞網
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文集 > 正文

林輝:為何「六九屆」學生少有成功人士?

1974年,她所在連隊的一個女生突然生了個足月的嬰兒,而嬰兒的父親竟然是在磚窯燒火的職工,一個70多歲的老頭。這個女生坐月子後,不僅被開除了團籍,還被發配到磚廠幹活。後來回到北京門頭溝礦區,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參加知青聚會時,聽說她已經去世多年了。

網路瘋傳圖:雲南五萬知青下跪請願“我們要回家”

提到“老三屆”這個特定詞語,很多人並不陌生。它專指文革期間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年共三屆初、高中畢業生。文革爆發後,大學停止招生,這三屆本應已畢業的而實際上並沒有完整結束學業的高中、初中生,在被毛利用完打倒黨內對手後,又被毛一聲令下,以“知識青年”的身份發配到了農村或邊疆地區。當時,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5至21歲之間。1979年,這些數百萬“老三屆畢業生”才被允許參加高考,而一些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已然永遠留在了被發配的土地上。

關於“老三屆”悲歡離合的故事,報章、書籍並不罕見。不過,與之相對的還有一個龐大的學生群體,即沒有多少知識的“新五屆”知青,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他們專指的是1969至1973屆畢業的中學生,其中六九屆的初中生最為悲慘,因為他們連一天真正的初中課本都沒有摸過。

自身就是“六九屆”的徐小棣在《顛倒歲月》一書中,專門有一篇寫的就是《北京的“六九屆”》。在文章中,她是如此詮釋“六九屆”的:19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六年級的小學生。那一年全國中斷了學校教育,6月里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候為止,只有小學六年級文化程度。小學沒畢業的他們,在失學一年多後,於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學”的規定被收入中學。

可嘆的是,六九屆初中生上初中後沒有自己的課本,主要學習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學習毛著作和毛語錄,讀“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二是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階級敵人”;三是到京郊參加農業勞動。

他們與前邊的“老三屆”和後邊的幾屆學生相比,幾乎沒有上過一天文化課,沒有系統地學過數、理、化等課程,偶爾會有老師借題發揮下講講修辭,講講典故和古漢語,講講計算方法……但這顯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就是這樣的初中,他們也只上了不到兩年,從1969年8月就開始大規模“上山下鄉”。北京的“六九屆”的去向是黑龍江、內蒙古、雲南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地處黑龍江的嫩江國營農場。

在徐小棣看來,“六九屆”知識的匱乏不僅讓他們在“上山下鄉”中處於弱勢地位,而且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也無法像“老三屆”那樣把握機遇,通過考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很多人在回城後,只能在底層掙扎地討生活,鮮有人成為當今社會所認為的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

對於這群特殊的群體,好在有《北京的“六九屆”》等文章,讓我們多少了解了他們曾經的生活。

兵團生活

當年,16歲的徐小棣隨同三十多個與自己差不多大的同伴去了內蒙古插隊,他們的駐地在五加河南岸。16個女生中有14個是“六九屆”的,條件自然很艱苦。

晚上常常沒電,女孩子們就在漆黑一團的宿舍里躺著聊天、講故事。最為可怕的是,他們連的指導員行為不端。1970年夏天睡蚊帳的時候,夜裡發現過幾次有人到女生蚊帳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所以大家始終不知道是誰。有人偷偷說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導員,但又不敢確認,也不敢聲張。直到1974年,指導員的問題才被公布出來,他曾對6個人性侵,其中至少有3個人是六九屆的。她們都是因為希望通過“病退”或“困退”回北京而有求於指導員,才遭到傷害的。

在1971年林彪事件前,兵團的生活完全是軍事化的。清晨6點鳴號起床,一兩分鐘內穿好衣服出去列隊報號,然後出操。出操後整理內務,但時間很短。天色微明時列隊去食堂,在門口要先唱一首歌,然後才能去吃飯。早飯後政治學習。8點鐘列隊出工勞動,11點半返回吃午飯,仍然要先唱一首歌。下午1點再出工,6點返回,6點半吃飯。晚上8點點名總結。10點熄燈睡覺。這樣刻板的生活顯然是中共洗腦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這些常規安排外,知青們還要聽從隨時而來的“最高指示”、“次最高指示”和兵團領導指示,從事義務勞動、演習等等。1971年,因為江青說了句“樣板戲要普及,要提高”,徐小棣所在的師團政治處做出了一個決定:每一個連隊都要排出一台戲,還指定了全團匯演的時間。

於是,在出工列隊時,在吃飯時,在業餘時間演唱樣板戲成了每個人的任務。由於當時媒體廣播里終日播的就是樣板戲,所以很多人無師自通,可以演唱不少選段,一些台詞還成為表達的語言。想想現在不少人可以脫口而出的樣板戲段子,就可知當年的“狂轟濫炸”式的洗腦。

不過,唱來唱去,也有唱出事的。徐小棣提到他們中的一個男生沒事就說《智取威虎山》中控訴社會黑暗的“八年了,別提它了”的台詞,因此被懷疑是“對社會主義不滿”,他馬上變得沉默寡言。而徐小棣也因為打飯時說了句“呸,呸,這年月連粥都喝不成了!”的台詞也遭到“抱怨上山下鄉生活艱苦”的指控。

在瘋狂的練習後,每個連隊都排出了一齣戲,徐小棣所在的連隊演出的是《紅燈記》。“那些唱腔混進我們金色的年華,無法塗抹地印在了心上。”這該是怎樣的悲哀?!

在其他有門路的同伴們相繼回城之際,父母存在問題的徐小棣依舊留在兵團。一次,她因為服用異丙嗪出現不適癥狀而發現自己對這種葯過敏,其後在成為連隊的“批判對象”而內心痛苦和無法回家探親時,她選擇了偷服從軍醫那裡偷來的藥片。善良的軍醫沒有戳穿她,而是告訴她“人是要想開的”。在經歷過幾次痛苦後,她終於明白了選擇逃避是軟弱,她重新堅強起來。

六九屆知青刑事案件

在徐小棣看來,老三屆的問題常常出在政治方面,而六九屆知青犯事兒卻屢屢在刑事上。1974年她所在的內蒙古二師十五團有兩起要案轟動一時,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屆的。

一件是北京108中的一個六九屆知青為了一支價值120元的上海手錶,殺死了北京一個六九屆知青,並將其屍體沉入水中,後屍體浮出。21歲的凶手被槍決。

另一件是1974年,她所在連隊的一個女生突然生了個足月的嬰兒,而嬰兒的父親竟然是在磚窯燒火的職工,一個70多歲的老頭。這個女生坐月子後,不僅被開除了團籍,還被發配到磚廠幹活。後來回到北京門頭溝礦區,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參加知青聚會時,聽說她已經去世多年了。

六九屆知青的結局

1999年,是徐小棣們下鄉三十周年,她與中學同學聚會過一次,有近40人參加。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惟有徐小棣因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文憑,而被稱為“知識分子”。但是徐小棣很難過,因為在她所工作的中學,她的學歷很不“硬”,很拿不出手。而因為文化基礎太差,各種考核都得硬著頭皮去應對。

徐小棣的同學中下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他們中很少有所謂社會公認的“成功人士”。北京的六九屆知青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呢?

還未進行的反思

對於六九屆知青的往事,相關資料甚少,除了當局的限制外,這不能不說與六九屆知青自身有關聯。徐小棣就寫道:2009年,北京有很多老知青的聚會,但很少有人能把聚會辦成嚴肅的紀念活動,以表達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追問和反思。讓人痛心的是,我們付出了那樣巨大的代價,可是知青的回憶卻再度變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園牧歌,大家喜歡輕鬆和浪漫,不喜歡把當年的種種真實告訴世人。而隱瞞當年的真相自然讓中共如釋重負。

不過,畢竟還有如徐小棣這樣清醒的六九屆知青。她的筆下通過一段段往事,傳遞出的就是自己對這段歷史的反思:據說上山下鄉是為了國家大局,如果所謂的“國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屆這樣一批少年人的犧牲,有什麼理由認為它是正當的呢!讓莫名其妙的“國家利益”稀釋、消融六九屆對歷史的承受,是別有用心的假大空。

但願有更多在世的六九屆知青能夠站出來,將歷史的真實留給後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文集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