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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被掩蓋的文革整人黑歷史

在文革初期軍隊內部,楊成武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約僅次於葉劍英。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軍內一些幹部送進造反派的虎口,使他們受到非人的摧殘和折磨,這卻是人們不應遺忘的,也不應因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隱匿、掩蓋這段歷史事實。

文革期間,軍隊內部各派系的角力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元帥、將軍之間的宿怨成為歷史愛好者的一大談資。據丁凱文在《不容青史盡成灰——讀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一文中披露,在文革初期軍隊內部,楊成武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約僅次於葉劍英。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軍內一些幹部送進造反派的虎口,使他們受到非人的摧殘和折磨,這卻是人們不應遺忘的,也不應因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隱匿、掩蓋這段歷史事實。

徐向前元帥服照

徐向前在軍隊中雖然貴為元帥,但一直不被毛澤東所重用,這主要是受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的影響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軍隊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時常稱病不管事。文革爆發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徐向前成為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而徐向前在這一短暫時期里的活動,官方傳記對此皆語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筆者手頭一本解放軍軍科院編寫的《徐向前元帥畫傳》,對此一筆帶過,然後就跳到“軍委八條命令”和“二月逆流”(江英編著《徐向前元帥畫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堅決反對江青的軍隊領導人。然而,事實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議徐向前任總政主任兼全軍文革組長,並打出毛澤東的旗號。林彪遂同葉劍英、聶榮臻商量,只讓徐出任全軍文革組長,總政主任仍由蕭華當。

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擔任全軍文革顧問,排名在總政主任蕭華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之前,成為僅次於徐向前的第二號人物。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軍內高級職稱。第二,徐提出“三條方針”:1、軍隊不要怕亂,要跟上全國的形勢;2、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肅清他們在我軍的殘餘勢力;3、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全軍文革就這個方針還提出了“狠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垮他們在軍內的代理人!”的新口號。1967年1月軍委常委會議上,徐說:“說現在軍隊的高級幹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大家應當自覺醫治這種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但徐的說法受到其他老帥的冷遇,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都不買賬,會議不歡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給邱會作下命令,從西山軍委指揮所回總後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並說,這是與江青多次商量的結果。邱會作一回總後就被造反派打成“軍隊中的劉鄧路線代表”,而被私刑關押、毒打,幾乎致死。而全軍文革辦公室一位秘書向徐彙報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麼辦法呀?”1967年1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開會,葉劍英不滿徐向前對軍隊文革的態度,猛拍桌子,導致手指骨骨折。這也是葉劍英針對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議。

1967年1月徐向前與江青連袂接見南京軍隊院校進京彙報團,這是徐向前榮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首次對外發表談話,徐向前說“江青同志剛才講話是很好的。(眾:請首長坐下,請坐下)不要緊,不要緊。希望同志們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見辦事。你們為什麼造反呢?還有個道理,我們中國的這個反動資產階級這樣的專我們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們中國就要出修正主義,可是我們中國就不讓他出現修正主義,所以毛澤東就發動號召,他發動群眾,領導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麼革命成功依靠什麼呢?就是依靠你們的造反精神,你們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就是看你們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沒有革命的幹勁,要狠,革命要有狠勁!要狠,對付以劉鄧為代表的那些支持這個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狠,要狠狠地個革他們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標不要打錯了,因為革命過程裡邊問題是很複雜的。所以自己要有識別能力,哪些是敵人,哪些是我們的朋友;哪些是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果實的,哪些是反對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復辟的。可是,今天我們說你們是造反派,少數的先鋒隊,堅持正確方向,善於用策略,團結多數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先鋒隊脫離了多數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見面,究竟你們怎麼樣,我不太認識你們,你們也不太認識我,對不對?只要我們是造反的,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對海軍問題發表談話說:“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要繼續發動群眾,把運動搞深搞透。今天學生要開大會,要打倒蘇振華,打倒杜義德。最後講海軍問題。主要講蘇振華的問題。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鄧小平安在海軍的釘子,這種人不能保。”(見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

現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帥傳記,都說“軍委八條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後林被迫同意。這顯然不是事實。林彪曾下決心發一個命令“軍內群眾組織解散,軍隊不許造反”,但被陳伯達勸阻了,陳認為這在毛那裡一定通不過。林彪遂口述軍委七條命令,後林帶著徐向前去見毛,得到毛的批准,並增加一條,成為後來發布的“軍委八條命令”。林彪的主導作用顯而易見。“二月逆流”後徐向前不再管事,全軍文革由蕭華接手,後來隨著蕭華倒台,全軍文革也就壽終正寢了。

從徐向前接手全軍文革組長到後來離職不幹,時間極為短暫,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確實想配合毛澤東、江青的文革路線,在軍內抓一些“帶槍的劉鄧路線”代表人物,使自己在政壇上也有一個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剛一有所動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帥們的抵制。徐對此也頗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勢不對,也就撒手不管,及時脫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軍內一些幹部送進造反派的虎口,使他們受到非人的摧殘和折磨,有些人如趙爾陸甚至被批鬥致死,這卻是人們不應遺忘的,也不應因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隱匿、掩蓋這段歷史事實。

在文革初期軍隊內部,楊成武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約僅次於葉劍英。對於文革初期的活動,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里竟然付之闋如(《楊成武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另一本《百戰將星——楊成武》對此也是一筆帶過,根本沒有任何具體的交代或描述(董保存《百戰將星——楊成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版)。為什麼如此重要的時期有關楊成武的情況,楊成武本人和其傳記作者竟然諱莫如深,不願涉及?其中的難言之隱可想而知。細讀邱會作的回憶,人們應可了解楊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實面目。

有關楊成武的研究現已有幾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問世。讀者不妨參閱余汝信先生的《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台之關係》(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和《是誰要打倒張愛萍?——〈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試解讀》(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六七二期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兩文。筆者這裡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蓋了的歷史。

第一,楊成武是打倒羅瑞卿的急先鋒。

邱會作回憶說:“楊成武在全國解放後,基本上就接替了聶榮臻在華北的地位。他不僅成了華北地區的領導人物,也成了全軍的實權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楊的地位突然高了起來,他對華北地區的發言權高於聶榮臻,是能夠掌握華北局勢的人物,他對軍隊的發言權僅次於林彪。”“楊成武同羅瑞卿的個人關係也是很密切的,但羅始終沒有把他拉過去。楊成武不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就是在對待賀、羅的拉攏上,同樣保持和林彪這個“病號”革命同志的關係。羅對楊的一舉一動,楊都及時向林彪報告。例如,羅瑞卿把楊的愛人從地方上調來做楊的辦公室主任,羅指定楊住元帥的房子,羅親自交代為楊配備專用護士等等,楊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辦的。凡是與賀、羅陣營有關係的大問題,楊都設法迴避。例如,對大比武,楊成武連總參黨委會和軍委辦公會議都借故不參加。”“劉亞樓、楊成武、肖華三人在林彪陣營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楊成武,其次是劉亞樓,肖華起的作用很小,在兩個陣營的鬥爭中,如果沒有楊成武的積極活動,不僅鬥爭會發生困難,而且可能發生難於預料的混亂現象。”(《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376-377)

事實上,1965年12月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狀的人,不僅有葉群,更有楊成武、蕭華、劉志堅等軍內重要人物。在倒羅的過程中,楊成武是出了大力的。事後楊成武成為代總參謀長。1966年4月楊成武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發言中說:“羅瑞卿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不是偶然性質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不是盲目性質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陰謀篡軍,陰謀搞顛覆的嚴重罪行。他妄想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們軍隊,他企圖通過各種陰謀手法,達到篡軍反黨的目的。我們和他的鬥爭,是黨內、軍內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革命不革命的鬥爭,是一場大是大非的鬥爭。”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同時附有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的四個主要發言,以及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由此可見,楊成武在倒羅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並不亞於葉劍英。

第二,楊成武在文革初期參與黨內高層的政治鬥爭,整了一些人,其中不僅有彭羅陸楊,還有軍內其他老幹部,如賀龍、張愛萍等人。楊成武作為軍隊代表參與了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楊成武在會上表示強烈的義憤,楊說:“聽了嚴慰冰搞的這些特務活動,真是氣人啊!我對陸定一講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我邊講邊站起來走到陸定一跟前,把拳頭伸到他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440)楊成武作為代總參謀長積極配合了毛澤東“防政變”的部署,調動兩個野戰師充實北京衛戍區,實際上也是向毛澤東表了忠心。另外,首都工作工作組則是葉劍英總負責,楊成武作具體工作。後來發生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賀龍辦公室的一些人搞了“炮打楊成武”事件,但由於有林彪和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楊成武的地位不僅未受影響,反而更形穩固。楊成武成為軍內僅次於林彪的高級將領。

第三,楊成武與江青關係甚好。這一點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隱匿不提的。吳法憲的回憶對此已有闡述,邱會作的回憶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邱說:“我覺得有兩件事影響了楊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澤東給江青寫過一封長信,原信只有周恩來、王任重等極少數人看過,楊成武也知道內容。二是毛澤東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視由楊成武陪同,他們朝夕相處了兩個多月。楊成武從接觸中對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有了自己的認識。”(頁165)“他(楊成武)在軍委辦事組曾得意地說過:“你們都沒有到過江青同志家裡吧,江青同志請我到她家裡,給我講她青少年時的苦難,她說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邊講一邊哭,我一直陪她流淚……”(頁168)此外楊成武還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細的江滬浙一帶的公安領導人抓到北京等等。(《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579-580)

第四,楊成武出面組織的幾件事:(1)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把全軍參加“支左”部隊團以上幹部輪訓一遍;(2)領導解放軍報的出版工作,楊成武個人署名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論文章《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批判賀龍、羅瑞卿反革命罪行》,軍委辦事組召開全軍電話會議,要求組織部隊及時收聽、閱讀、收集反映等。然而此文發表後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評,(3)組織編寫“黨史綱要”,楊成武親自挂帥,通篇只有毛澤東、林彪和江青,此事後來不了了之,(4)在軍事博物館舉辦“紅太陽展覽”,更加突出江青個人。該展覽請江青審查兩次,江青很是滿意。由於邱會作對此不僅不感興趣,甚至還很反感這樣突出江青,為此,楊成武還特地與邱會作個別談過,說“我們將要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這是為九大做準備的。我們的眼光應放大一些。”(頁169-171)

有關楊成武為什麼倒台,筆者在另一篇文章《真實而沉重的歷史回顧——〈邱會作回憶錄〉述評》予以論述,此處不贅。

綜上所述,楊成武原本就是軍內一重要將領,羅瑞卿倒台後,楊成武的地位僅次於葉劍英。在文革初起時,楊成武積極配合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在倒羅事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毛澤東的重用。葉劍英因為“二月逆流”的問題而靠邊站,楊成武遂成為軍內第二號實權人物,地位僅次於林彪。可以說,楊成武是林彪最為倚重的幹部。但是,楊成武隨著地位的提高,與江青的關係走得密切,頗有腳踩兩隻船的味道,犯了林彪的大忌。林彪堅決不允許江青把手伸進軍隊,不允許軍隊內部有江青的代理人,楊成武在這一關鍵問題上沒有把握好,因而鑄下了自己下台的命運。然而,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楊成武1968年的倒台使他逃過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打擊,否則,軍委辦事組被打倒的就不是“黃吳李邱”,而是“楊吳李邱”了。令人遺憾的是,楊成武晚年的回憶沒說幾句真話,不僅完全迴避了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甚至還推諉泄責,一副自己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就不是簡單的是非不明的問題了。通讀邱會作的回憶,相信人們對楊成武的文革作為自有公正、客觀的評價。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不容青史盡成灰——讀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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