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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不敢報:信陽事件以慘烈之巨載入吉尼斯紀錄

中國江蘇揚州市用4噸多重的最大炒飯挑戰吉尼斯世界紀錄,隨後因浪費食物被宣布挑戰無效,同時,另一段中國人因糧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則再度進入人們的視線,即1959至1961年間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其死亡人數約4000萬,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而這場大饑荒的縮影即是「信陽事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10月26號在微博轉載了事件的親歷者、受害者和見證者——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文章,原題為《以慘烈載入吉尼斯紀錄的信陽事件前因後果》。郭於華教授的微博帳號現已被關閉。

中國江蘇揚州市用4噸多重的最大炒飯挑戰吉尼斯世界紀錄,隨後因浪費食物被宣布挑戰無效,同時,另一段中國人因糧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則再度進入人們的視線,即1959至1961年間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其死亡人數約4000萬,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見該書第114 頁)。而這場大饑荒的縮影即是“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間河南省信陽地區餓死一百多萬人的災難。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10月26號在微博轉載了事件的親歷者、受害者和見證者——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文章,原題為《以慘烈載入吉尼斯紀錄的信陽事件前因後果》。郭於華教授的微博帳號現已被關閉。

據此文作者魯嘉賓回憶,1980年他在《河南日報》任記者站長時寫過一篇相關文章交給總編輯何風德,後者認為這可能是個“禁區”,不宜公開發表,登內參後無人反應。如今“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作者寫道:“隨著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著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再過十年八載,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記憶也就越來越多。幾千萬生命換來的血淚斑斑的教訓,可能就會被後人遺忘了。”由此他提筆撰文,希望“使後人永遠牢記那段悲慘而沉重的歷史”。

“信陽事件”的成因和發展過程

位於豫南的信陽地區,歷史上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信陽地區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嚴重減產,最後落實的糧食總產量也有30億斤,按當年農業人口800萬(實為780萬)計算,扣除種子、飼料,人均佔有口糧還在300斤以上;再兼由於前三年風調雨順收成好,比歷史上一般災年的情況還要好一些。那麼,糧食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會發生餓死一百多萬人的大悲劇呢?

作者在文中以個人的親歷新聞,概述了“信陽事件”的全過程。

信陽地區在“反右”之前強迫命令之風颳起,農民意見很大。“肅反”中違法亂紀,傷害人較多。凡是反映真實情況、講了真話的人,幾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區大約划了一萬多個“右派”。

信陽地區不僅劃的“右派”多,對“右派”的懲罰也特別嚴酷。有數以千計的“右派”在絕境中喪生,拋骨荒野;更多的人妻離子散,家破身殘。以信陽地委改造“右派”的重點場所萬勝山林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餓死、打死、折磨死、自殺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區糧食局幹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飢餓、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邊,在一顆樹上弔死。林場辦公室主任賈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動,拒絕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個兩米深的坑,將其屍體推下,打手們將幾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頭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屍體瞬間化為一攤肉漿。他是萬勝山林場自殺的第一個“右派”。1959年冬,一個風雪交加、氣溫約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場基建大隊長徐蘭宇命令“右派”們連夜從山上扛木料下山,規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約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鬥、免餐(第二天不準吃飯)。這一夜滑入山溝摔死、凍死、投水自殺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後,幹部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說話做事。此後信陽地區的“大躍進”迅速風起,出現了許多神話般的“奇蹟”。其中造假最早、影響最大、風靡全國、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應邀到印度介紹“大躍進”的成果和經驗),便是信陽地委的重點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這個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個畝產小麥3200斤的“大衛星”,接著,鄰縣西平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特大衛星”。在省、地委的表揚鼓勵下,岈山辦起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編者註: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岈山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一體。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講到:“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就取名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現了公社化。——引自《“信陽事件”——一個地委副書記的回憶》,張樹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信陽地區左風越刮越猛,假話越說越玄,造假越造越離奇,強迫命令瞎指揮也越搞越驚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達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畝下種一百、二百、三百斤,調集幾十萬勞力上山砍樹劈柴鍊鋼鐵,砸鍋賣鐵制農具投入小土爐中放“衛星”。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水稻畝產48925.7斤,息縣南瓜畝產202735斤,商城縣日產鐵29074.6噸,上蔡縣一頭母豬一次生下64隻小豬仔,配種模範李桂英養的騾子竟然生下了小騾駒……這個時期全區城鎮農村土爐遍地,黑煙蔽日,“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幹部們挖空心思造“奇蹟”,放“衛星”,送喜報,千方百計強迫民眾搞那些荒唐可笑、勞民傷財的無效勞動和破壞性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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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年多的瞎指揮、胡折騰,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災,1959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一半。這些“奇蹟”“衛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貨,上自省委,下至社、隊的中共幹部們人人心中明白,但卻沒有一個人說破。有點不願說,有點不敢說。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裝》中的情景頗為相似。胡折騰造成了大減產,信陽地委9個常委中除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外,其餘一致認為形勢大好:“‘大躍進’創出‘大奇蹟’,大災年奪得大豐收。”幹部群眾中誰稍有懷疑,就被指責為“搖頭派”“算賬派”而遭到批判鬥爭。

當年秋後在中共省委召開的三次幹部會議上,信陽地區各縣上報的產量竟高達350億斤,張樹藩憂心如焚,又不敢批評,只是一再要求各縣、市一定要冷靜,上報數字才逐次下降為250億斤、150億斤。時任中共地委書記路憲文對張樹藩的“潑冷水”大為惱火,在大會上指責張為“右傾機會主義”,自己定了個單位數,讓工作人員按總畝數推算產量,得出結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億斤。張樹藩還是不同意,當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後,地委決定上報72億斤。這樣,省委就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徵購任務。徵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後,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這是落實的數字),交徵購糧16.8億斤後,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佔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徵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在完全斷糧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況,下面這個順口溜,形象地描繪了當時飢餓的狀況:

清早的饃二兩重,下邊有個萬人洞;晌午的飯一勺半,只見葉子不見米面;黑了的湯照月亮,不喝吧,餓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處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糧停伙,民眾開始逃荒,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

雖然出現了斷糧停伙、農民外逃、餓死人等嚴重問題,雖然民眾(包括省、地、縣、社許多官員)對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沒有人敢講真話。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糧食定性為“階級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在全區掀起了“反右派”鬥爭,先後又有一萬多人受到批鬥,有3300多名黨員幹部受到處分。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了徵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吃了牲畜,被發現了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殘酷批鬥和處理。

同時,1958年開始的“公社化”剝奪了農民的一切,不僅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被剝奪了,連維持生命的口糧,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種什麼莊稼,下多少種子,一天吃幾兩糧食,都由公社幹部定。公社和食堂,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謀生、逃荒活命在內的一切自由。

“大躍進”開始後,糧食連年大減產(信陽已如前述。資料顯示,全國糧食產量1959年比1958年減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減少15.6%),就是例證。把大減產說成大豐收,又來個反瞞產、高徵購,擠光了農民活命的口糧和農業再生產的種子。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床頭,倒斃路邊。

當時幾個中共黨委文件中記述了農民被餓死的慘狀。1960年12月17日光山縣委《關於“民主補課運動”的初步體會的報告》中稱:“這是全縣幾十萬人民從未有的一次大慘禍”,“死亡人數25萬,死絕的戶數就有5647戶。城郊公社高店大隊吳圍子小隊120人中,餓死72人,佔總人口的60%,16戶死絕。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隊被打死、餓死1503人,佔總人口的62.6%。”當時的光山縣“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此外還有一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中,死因不明。為活命外逃被攔截收容的45萬多人中,有多少人死於收容所中,無從得知。類似事例很多,但無法統計出總體狀況。

上述幾例,可以窺見大饑荒的慘烈程度。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是信陽確山人,他在調查中曾多次流淚。事實表明,“大躍進”“公社化”是釀成“信陽事件”大慘劇的直接原因,其源頭就是“反右派”鬥爭。

“信陽事件”的曝光、定性、發展變化和處理結果

1959年9月底,徵購未完成,群眾口糧、牲口飼料、來年的種子都被用光了。此時,張樹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鬥。大會批、小會斗連續進行了兩個多月。這個時期正是餓死人情況最嚴重的時期。農民大量餓死,實在瞞不住了,省、地委統一定的調子是浮腫病、傳染病死的,不準說是餓死的。張樹藩在被批鬥、被軟禁中聽到了一些餓死人的情況,他憂心如焚,想不出辦法。當時地委仍未採取措施,始終不敢承認人是餓死的。全區統一的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地委才向省委寫報告要了糧食。(張樹藩去世前,給時任中共信陽地委書記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為他給信陽地委的忠告。後來,這個材料被作為他的回憶錄,摘要發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憲文找張樹藩談話說,從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對於把張劃為“右傾”連續批鬥幾十次,一字不提。張樹藩想,只要能恢復工作就好。恰在這時,國務院內務部郭姓處長來信陽淮濱縣,張向其反映了餓死人的情況,由於4個月沒工作,只估計有20到30萬人。郭兩天後回京後陳情內務部,又由中共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轉而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彙報。董派兩名處長(李堅、李正海)來信陽調查。調查期間,省、地委多次設置障礙,掩蓋真相。兩位處長逐縣逐社艱難工作了3個月,查出的數字是餓死105萬人以上,比張樹藩估計的多好幾倍(如果不是張樹藩被批鬥之前自己做主發放700萬斤救濟糧,如果不是他反映了餓死人的情況,信陽地區餓死的人數還要多)。

在信陽地區的民間記憶中,“信陽事件”和大饑荒被叫做“過糧食關”。這有兩種含義:在“反瞞產”中被打死、逼死和死於監獄、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層幹部,沒有闖過“糧食關”;被餓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沒有闖過“糧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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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調查,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屍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曾多次落淚。在此前後,“信陽事件”的蓋子終於揭開了。

“信陽事件”曝光後,毛澤東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中共中央組織的新地委和從地直骨幹組成了近3800人開展聲勢浩大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風暴”頗為相似。

“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初期,繼“全面奪權”之後,接著是“清理階級隊伍”:將原信陽地區各級幹部和不脫產的社隊幹部以及公共食堂的會計、司務長集中起來(每縣少者幾千,多者上萬,總數達20萬人),從部隊、機關、學校、廠礦騰出大量房舍,關押這些“反革命”。名稱叫“特訓班”(關押職務高和問題大的)和“集訓班”(關押問題較小的),人們稱為“集中營”。“集中營”四周放有流動哨,門前架有機關槍,不準家屬探視。對這些人進行嚴格審查後,將分別按殺、關、管的辦法處理。既然有成千上萬的“反革命分子”,當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屬”,全區一度出現“反右派”時那種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緊張局面。因為有殺、關、管的政策,氣氛比那時更恐怖。

“信陽事件”其實是全國性的事件,信陽只不過曝光較早,作為典型而已。信陽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開始不久,河北省、全國許多地區都曝光了餓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東、甘肅等省都餓死幾百萬人,四川省餓死近1000萬人(《回憶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

當時查明的信陽地區中共幹部的問題有三方面:

一是在“大躍進”“公社化”“反瞞產”中大搞“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非法拘禁毆打,把被批鬥者打傷、打殘、甚至打死: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將縣委副書記張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1960年10月5日,信陽地委監委的一份報告中稱:光山縣委副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個黨委黨員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

二是弄虛作假,製造假典型,施放假“衛星”,“胡折騰”(如深翻、密植、砸鍋毀鋤鍊鋼,砍樹劈柴煉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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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品問題。幹部貪污挪用公私財物,多吃多佔,姦汙婦女(他們對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階級鬥爭”威脅施暴,對農民的妻女,用二斤糧票、幾個饅頭就可以到手)。

耗時幾個月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同類問題,促使毛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信陽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一)在這一系列運動中濫用“階級鬥爭”“法寶”迫使農民順從,如把“反瞞產”定位為“階級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全區批鬥一萬多人,社隊幹部只好把種子、飼料都作為“餘糧”交了出來;公共食堂斷炊了,草根樹皮吃光了,為活命外出逃荒的農民被作為“階級敵人”和“流竄犯”收容關押起來,又打死餓死了不少……

從“反右派”到“大躍進”慘敗的幾年間,在河南,在信陽,“階級鬥爭”不僅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幾乎是天天斗……斗的結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數800萬人(一說600萬),“豫南糧倉”的100多萬老百姓死於非命。

(二)農業生產元氣大傷,農業勞動力數量和能力銳減。據1961年信陽地委上報的情況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來,全區糧食減產37.2%,林業破壞70%,牲畜減少20%多,家畜家禽減少60%以上,荒蕪土地246萬畝,倒塌房屋116.5萬間,摧毀村莊10470個,農具傢具損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後,信陽還是全國著名的貧困地區。

(三)森林資源大受破壞。信陽地處大別、桐柏山區,是長江、淮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亞熱帶向暖溫帶的過渡帶,南北方熱冷氣流的交綏區,雨量充沛,土質肥沃,植物品種特多,山區森林茂密,林副產品非常豐富。林產資源是全省最好的。“大辦鋼鐵”中,砍樹劈柴做煉鐵的燃料。全區組織80萬勞動力上山砍樹。砍樹中還有不少“新發明”,用斧砍鋸拉速度慢,有人在樹根部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藥引爆,參天大樹轟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幾個月時間,山區和平原上的古樹和成材林木幾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運下山投入小土爐中化為煙塵,絕大部分腐爛在山上。生態環境改變造成的損失,更難以計算。一位林業工程師說,信陽的森林,再過一百年也恢復不起來。

(四)“信陽事件”曝光後,有些人總想起把責任往自然災害上推,說什麼信陽連續三年水旱災害,這是謊言,由此使共產黨民心大失。

信陽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風調雨順,總產達到60億斤。1959年氣象記錄總降水量為948毫米,大於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時間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隊嚴重減產,最後落實的全年總產量為30億斤,比1958年減少一半。即便如此,農民人均口糧仍在300斤以上。“信陽事件”主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從全國看,“據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學家編製的《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登記資料表》記載,1959年1961年屬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和1958年,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國性大饑荒的成因和隨後“三年困難時期”的責任,推給自然災害沒有根據。特別是信陽地區,當時國庫中還有存糧11億斤。

張樹藩病危遺言中有一段振聾發聵的話:“……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民眾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更催人淚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阿波羅網記者吳莉亞報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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