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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宋美齡痛斥鄧穎超 鄧啞口無言

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喊出「炮打司令部」、「擁護造反派」等等口號,多數人均認為共產黨政權何以提倡背叛共黨本身。及後思之,此因毛澤東叛逆成性之習慣也。其乖桀暴戾,猶險於江湖草莽之盜賊行為。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並論,乃造成強烈之對照。

曾任廣東時代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及黨中宣部代部長之毛澤東等人,無一不宣誓效忠國民黨,而後背叛誓言,成為國黨之一群叛徒。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喊出「炮打司令部」、「擁護造反派」等等口號,多數人均認為共產黨政權何以提倡背叛共黨本身。及後思之,此因毛澤東叛逆成性之習慣也。其乖桀暴戾,猶險於江湖草莽之盜賊行為。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並論,乃造成強烈之對照。

1984年1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國民黨一大60周年學術討論會暨孫中山研究學會成立大會,紀念國共第一次合作。會上,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講話中建議:「只要大家都以祖國統一作為共同的前提,以誠相見,多商量,多交換意見,問題總是不難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決的。」她強調「祖國統一」是「歷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暫的插曲」。她向台灣「忠告」:「孤懸海外,受制於人,這種局面終究是很難長期維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從,不難立決。」

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看到鄧穎超的講話後,於同年2月16日發表公開信回應鄧穎超的統戰談話,對鄧講話中談到的「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問題,宋美齡認為,「共產黨政權已早知無法再可侵蝕金馬台澎之復興基地」,所以重演「統戰伎倆」。宋美齡認為,國共兩次合作,國民黨兩次上當受騙,以致大陸淪陷,難道還想有第三次?宋美齡指出,「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台灣」,奉勸中共「再次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1938年,武漢戰時兒童保育會理事長宋美齡(中排左四),副理事長李德全(中排左五)與部分常務理事、負責人合影,後排右一為鄧穎超。(網絡圖片)

以下為宋美齡公開信全文:

穎超先生大鑒:

年前「四人幫」倒垮前後,聞先生幾遭險厄,是至受怵受迫,將至自盡邊緣,幸卒無恙。論先生在共產黨中黨齡如此資深,尚時陷於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側惻然不已,近聞報載在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周年紀念會中,曾作一次演講;追念在我先總理中山先生主持下,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聯俄」、「容共」(非如所言聯共)及「扶助工農」三大革命政策,茲將當時決策之來源為先生道。

按當時國家處境危殆,外則有世界列強企圖恣意瓜分中國。加之各帝國主義藉用不平等條件之各種特權,不斷榨取我人力、物力、資源,以填其欲壑。國內則有大小軍閥猖獗,生靈塗炭,民生凋蔽。我總理深感於此,乃為求中國在國際享有平等待遇,呼籲世界助我自助,亦即取消束縛我之不平等條約。但世界列強猶如聾瞶,不加理會。此時僅新起之俄國蘇聯政權、別具心裁,予我革命基地廣東,以有限之械彈,得一箭雙鵰之收穫。當時,蘇聯政權被各國歧視,世界地位極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壓迫眾生之好感,又可以炫耀列強之前,顥示蘇俄政權及是有正義之政權。且在廣大之中國順理成章,樹立一將來來征服世界不絕之兵源,亦即充當其炮之資源。假此機會肆意吸收訓練基幹分子,以貫徹以蘇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蘇維埃帝國之推行與實施。名利雙收莫過於此。

再者,當時大會通過之「容共」政策,旨在聯合國內一切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之力量。其實,共產黨之力量,證之於當時所謂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由上海法租界僭逃至嘉興南湖開會),到會者僅十二人耳。其首腦人物為陳公博、周佛海、張國濤、董必武、毛澤東等。事實上,國民黨乃是中國共產黨之保姆。

蓋若非仰賴當時國民黨之掩護、育養,其使能成為後日之黨耶?且如陳公博、周佛海等,終亦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而摒棄之。由共產主義信徒搖身一變竟成為後日之漢奸。此亦共產黨頭兒腦兒,對主義信仰一大諷刺。或曰:「何以謂國民黨為共產黨之保姆耶?」須知當時共產員參加我國民黨之黨政軍者,乃先宣誓效忠國民黨,永矢勿渝,總理及黨中央無分彼此。尤其依個人旨趣選擇參加,戚其資歷,委以權位。但總理鄭重指出;共產主義不適中國國情。此一最基本要旨,共產黨對之諱莫如深,始終企圖瞞騙世人。反之,共產黨徒都銳意陰謀成立共黨細胞於我單位中,擴張潛力,並進一步攫取武力。後日之葉劍英彭德懷賀龍林彪以及過氣小軍閥朱德(夤緣當時江西朱培德主席之關係,得為南昌警局長,結困釀成南昌暴動,並攜去全部警察槍械及黨羽而潛)。曾任廣東時代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及黨中宣部代部長之毛澤東等人,無一不宣誓效忠國民黨,而後背叛誓言,成為國黨之一群叛徒。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喊出「炮打司令部」、「擁護造反派」等等口號,多數人均認為共產黨政權何以提倡背叛共黨本身。及後思之,此因毛澤東叛逆成性之習慣也。其乖桀暴戾,猶險於江湖草莽之盜賊行為。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並論,乃造成強烈之對照。諒先生必默許余言。

回憶前在重慶抗戰時期,曾與大姐孔夫人與先生聚首交談,徵詢先生對當時抗戰問題及國家前途之展望餘二人均認為先生之認解超群。娓娓道來,理解精透,所談及之問題,均無偏頗之處,實我當時女界有數之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談話所表逹者。言皆由衷歟?抑受共黨指使而飾言歟?始不究其內容真偽。猶記曾告家姊,若鄧穎超能為國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脫穎而出,甚至超穎而出也。

又何必沉湎於被泰半猶太人所不齒之德國猶克思理論所蠱耶?固然一九二○年時代馬列理論,曾在俄國得手,憑藉許多因素僥倖成功,此實由於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沉醉於「時髦心理」,令馬列邪說瀰漫於知識階層,大都自認為馬列信徒或馬列崇拝者。尤其在法國,幾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誦說幾句馬列恩教條,則必被目為白痴或非知識分子之風氣。袛要是馬列教條,即不求甚解,「囫圇吞棗」,猶為天詔(近日時代雜誌)亦有敘述法國知識分子之盲從風氣,加之左派理論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不時以辨證及邏輯語彙,撰寫似是而非之文字,莠言惑眾(近兩年來已逐漸經阿宏(RAYMOND ARON)駁斥至體無完膚)。

周恩來先生正在當時此種熱潮中留法。接受馬列理論薰陶,待李立三路線失敗後,共產黨二萬五千里流竄時期,遵義會議前夕,周先生得有領導地位,但卒被毛澤東所奪取,論資格、人望、能力、見解周先生均凌駕乎毛澤之上,本當續任共黨軍委主席,但在遵義不右系惑於前途荊棘滿地,事不可為?抑被毛澤東以小小「三面紅旗」打法使之望陷阱而卻步?抑雖有領袖慾而卻無領袖之勢力及自信耶?此在齡思考中,始終為一費解之疑竇。

泊聞先生所言,謂中國共產黨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謂「文化大革命」對同胞之信諾耶?抑指先生幾遭不幸而言耶?據所聞知,大陸人民名「共產黨」為「破產黨」即家破人亡之謂也。故對共產黨之言行稚子亦難予置信。齡近聞由大陸探親返回自由世界者雲,其親戚竊告:「台灣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是大陸手無武器億萬遭殃之人民也」。並僉認為台灣為自由燈塔,未來脫離苦海復甦之唯一希望與力量。共黨中央欲利用先生與吾黨宿舊關係,再次遊說,豈非有意置先生於「養媳婦做媒人」,身不由己,令先生愧赦難堪耶?近三十餘年來,共產政權已早知無法再可侵蝕金馬台澎之復興基地,乃重襲統戰故技,以惡言毀謗為張本,或以蜜語騙詐為武器,企逹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北伐,我總理寛大容共,遂使原不過五十餘人之共產徒,經中國國民黨襁褓鞠育後造成騒擾動亂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當中日戰爭,國家存亡關頭。先總統不咎既往,誠懇相待,原望其回心轉意,以抵禦外侮為重,豈共產以怨報德,趁火打劫,鑄成大陸之沉淪。二次慘痛,殷鑑昭昭,一而再之己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為國民黨員,相當以同志相稱,若以相對立場及友誼,亦當以周夫人或鄧女士稱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爾喬亞之稱謂。然共產黨慣以連名帶姓之稱謂,恕齡礙於中國人之庭訓,對任何人均以禮貌相待。此我中國文化所薰陶者,諒不見怪。先生高壽已登耄耋,當已無所恐懼,若發出肺腑,則請規勸大陸迷途諸君:「學習中山先生之榜樣」,再次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使大陸民眾,猶如台灣同胞享有安樂、富裕、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則將如李自成張獻忠、張邦昌及跪於杭州岳墳之秦檜夫婦鐵人永受萬世唾罵。須知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台灣,邯鄲學步,猶未晚焉,惟希三思之,即此順祺。

蔣宋美齡(簽名)謹啟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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