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存照 > 正文

麥卡錫:救了美國 卻被自己人背叛

指控共產黨對國務院(the State Department)進行滲透,以及聯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誠上的風險,使得麥卡錫在1950年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原題: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5月2日),美國共和党參議員,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職參議院。從1950年開始,麥卡錫成為挑戰共產黨對美國政府的滲透的最出名的公眾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產主義者、蘇聯間諜和同情蘇聯的人,在聯邦政府內部從事削弱美國的陰謀活動。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內的政府文件和聽證會證明是正確的。最終,在共產黨在內的麥卡錫的對手的有效運作下,他在參議院內受到非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這個名詞,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產主義者的努力,後來很快被用到類似的教義性行為。

早年生活

麥卡錫出生並成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個農場,1935年獲得Marquette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學位。他於1939年被選為威斯康星州歷史上最年輕的巡迴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當麥卡錫接手法官職位的時候,這間法院積壓的案子超過200件。他延長了工作時間,至少有十多次,過了半夜他的法庭還在開門受理案件,他還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從而很快的清理了這些積案。根據一份地方報紙的說法,麥卡錫法官"高效的伸張正義,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識和判斷力。"[1]

軍人生涯

儘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歲的麥卡錫志願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麥卡錫在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職轟炸機中隊(bomber squadron)情報官。他冒著生命危險,志願作機尾機槍手,參加了許多戰鬥任務。麥卡錫在1952年榮獲十字飛行榮譽勳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個月的從軍期間,麥卡錫的表現得到他的直接上級和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稱讚。尼米茲海軍上將這樣評價麥卡錫上尉的服役:

"(麥卡錫)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間在索羅門群島服役,他作為情報官和轟炸機中隊俯衝轟炸機機尾機槍手的表現是卓有成績的。他參加了大量戰鬥任務,在正常工作任務以外,他還承擔了航空攝影師的工作。他冒著敵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攝了敵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質上為隨後的轟炸作出了貢獻。儘管腿部受傷嚴重,他拒絕去醫院治療,而是繼續高效完成情報官的任務。他勇敢的表現在海軍服役傳統上也屬於最好的。"[2]

另外,美國海軍陸戰隊負責空軍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將Field Harris在給麥卡錫的信里說:

"親愛的麥卡錫法官:我滿意的告訴你,你在30個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現,特別是在戰鬥區的表現,得到了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的讚揚。毫無例外,你服役其間所有的指揮官都對你的表現給予最高的評價。

海軍陸戰隊不會忘記你的貢獻。主要是靠你這樣的優秀美國人的付出和犧牲,海軍陸戰隊才能保持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時間、無論遭遇什麼情況都能擊敗敵人的傳統。

我對你的服務表達誠摯的感謝,希望你在今後的日子繼續取得成功,並祝好運。"[3]

最後,在麥卡錫的直接上級E.E. Munn少校的推薦信里,Munn少校不但稱讚麥卡錫志願承擔機尾機槍手、情報員和航空攝影師的戰鬥任務,還特別提到他自己參加的轟炸任務。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區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這封推薦信提到:

"麥卡錫上尉一直表現出來的勇敢和盡責,屬於美國海軍陸戰隊最佳典範。"[4]

美國參議員

指控共產黨對國務院(the State Department)進行滲透,以及聯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誠上的風險,使得麥卡錫在1950年進入了人們的視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亞(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飯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麥卡錫在演講中說道:

"我手上有57個案件,牽扯共產黨員或忠於共產黨的人,但是他們仍然參與制定我們的外交政策。"[5][6][7][8]

麥卡錫開出了與這57個威脅相關的一個名單,並公開了名單上的幾個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9][10]這些名字來自於"李名單"(Lee List),這個名單是由1947年眾議院撥款委員會(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檢察官在審理未解決的國務院安全案件過程中擬定的,委員會的首席檢察官是羅伯特-李(Robert E. Lee),這個名單是他負責準備的。[11]

麥卡錫在1950年2月20日在參議員作了一場6個小時的演說,這個演說不斷被懷有敵意的參議員打斷,其中的4個人--Scott Lucas(打斷61次),Brien McMahon(打斷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斷22次),Herbert Lehman(打斷13次)--一共打斷演說123次,麥卡錫提出,有大約80人曾經在國務院、或者象"戰爭情報辦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經濟戰爭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樣的戰時單位工作。民主黨人堅持要麥卡錫給出名字,麥卡錫回應說,

"伊利諾伊州(Illinois)參議員大聲要求我給出全部名字。我告訴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適的。我沒有得到關於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夠信息相信,或者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他們給共產主義者極大的幫助:我可能錯。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除非參議院要求我那麼做,不然我不會把名字公開,但我願意把名字提供給參議院的任何一個委員會,並願意讓委員會在辦公時間監查這些人。有可能名單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說麥卡錫曾經宣稱,"我手上有一個205人的名單--這些名字已經通報給國務卿,告訴他這些人是共產黨員。"[12]這個說法只涉及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Wheeling的那次演講,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關於對美國政府的顛覆活動的演講。205這個數字出現在另一個演說里。1950年2月20日,在參議院的一次演說中,麥卡錫正式解釋了這個問題:

"我面前這封信,來自1946年國會記錄的副本,A4892頁。這封信的作者是前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魯門政府任國務卿)。信的內容是關於對第一批大約3,000人的監查。之後還會有多次監查。這只是一個開始。"

這封信是關於監查的第一組3,000人。總統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監查從戰爭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戰時機構轉到國務院來的僱員,我認為是個智慧的做法。這些戰時機構有幾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國務卿在他的信里說道:根據行政命令,大約有4,000名僱員從各種各樣的戰時機構(例如OSS,FEA,OWI,OIAA)轉到國務院,其中大約3,000人的背景經過了初級監查,結果285個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監查委員會認定不同意長期僱用,

也就是說,前國務卿承認,285人是有安全隱患的。他還說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僱傭關係。提到的571人里,一些來自這205人,一些來自之後的監查,但還沒有解除僱用關係。我要說國務院的調查機構的工作很出色。文件顯示,他們調查了很多細節以便發現共產黨人。唯一的問題是,當調查機構正確的認定這些共產黨人之後,國務院拒絕解聘這些人。我會給出具體的例子。"[13]

麥卡錫指出,杜魯門總統(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黨對共產黨人軟弱,甚至和共產黨人結盟。杜魯門反對麥卡錫的說法,杜魯門不知道破譯的"薇諾娜計劃"(Venona project),該破譯證實了叛逃過來的前共產黨間諜Elizabeth Bentley的供詞。

麥卡錫的支持度和受歡迎度在1954年初達到頂峰,1954年1月的一次蓋洛普調查(Gallup Poll)顯示,50%的受訪人總體對他持正面看法。麥卡錫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4]1954年3月9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播出了愛德華-默羅(Edward R. Murrow)的攻擊麥卡錫的電視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蘇聯間諜在美國活動的詳細信息得以披露。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國政府里少數幾個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給了麥卡錫。實際上,胡佛提供給了麥卡錫錯誤的信息,或無關的文件,以便給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親屬、朋友或關係緊密的同事施加壓力,威脅他們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們可能知道的相關人員的活動和聯繫,就會把令人顏面掃地的信息公開。[15][16]沒有跡象顯示麥卡錫意識到自己被胡佛以這種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麥卡錫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講之前3天,胡佛在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作證時說,反間諜"和處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對反間諜工作更重要的是確定間諜的聯繫人,間諜的企圖,情報來源,以及聯絡方法","而拘捕和公開信息只是最後不得已的方式"。他總結說,只有完全了解間諜網的活動,我們才會安全,因為那樣我們就可以讓他們的活動失去作用。"[17]

有人說麥卡錫曾經聲稱,"我手上有一個205人的名單--國務卿知道這些人是共產黨員。"這個著名的"名單",正如人們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爭議。205這個數字出現在麥卡錫和胡佛的一次口頭談話里,談話是關於當時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的間諜嫌疑人。聯邦調查局自己已經發現了5個二戰期間活動在美國的間諜;叛逃的蘇聯間諜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個她知道的間諜;Venona文件是一個驗證,一個有真實名字的完整名單已經出現在1957年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備忘錄里,之後這個名單又有添加,總數是206人。[18]

圍繞這個題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儘管最保險的鑒別間諜的文件--聯邦調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這個數字,而麥卡錫在Wheeling演講里只是提出共產黨員和其他安全隱患,而不是間諜活動。一個美國共產黨黨員造成的安全隱患,並不必然意味著這個人曾經或正在從事間諜活動。Venona文件顯示,還有大量的間諜沒有被聯邦調查局掌握。當人們問麥卡錫這個數字從哪來的,他指出來自"李名單"(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隱患,胡佛曾嘗試通過這個名單來找出已知的安全隱患對應的沒有偵查出來的間諜代號。胡佛沒有公開Venona文件已經發現的間諜。在1946年進行的聯邦調查局和"軍事信號情報服務部門"(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聯合調查中,胡佛根據破譯的Venona文件,用同樣的辦法讓杜魯門的一個心腹產生錯誤印象。胡佛報告說,一個可靠來源告知"華盛頓有一個大型蘇聯間諜網。"在間諜名單的14個名字里,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助理國務卿迪安-艾奇遜"(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單上還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從而降低了對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這實際上達到了他讓人產生錯覺的目的。於是,杜魯門政府一直懷疑胡佛和聯邦調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員是蘇聯間諜的辦法玩弄黨派政治伎倆。[19][20]

Venona文件明確給出了349個活動在美國的間諜的代號,其中包括美國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們以不同方式與蘇聯情報部門合作,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發現。在麥卡錫領導的"調查委員會"(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開聽證會上,有83個人使用了"憲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對自我歸罪權"(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還有9個人依據憲法拒絕參加不公開的聽證會,他們的名字都沒有公開。[21]在使用憲法第五修正案的83個人里,有幾個人後來被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聯邦調查局認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蘇聯間諜。幾個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聯合國僱員,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戰略服務辦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22]

Lauchlin Currie,羅斯福總統的特別助手;[23]

Virginius Frank Coe[24]: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頓森林會議技術秘書(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25]:參加聯合國憲章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26]:美國財政部採購分部主要計劃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間諜網頭目;

Harold Glasser:美國財政部駐義大利聯盟高級代表處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參議院有關勞工權益的委員會"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員會"(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個工作人員;

Allan Rosenberg:外國經濟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羅門-阿德樂(Solomon Adler):任職美國財政部,去了中國並加入毛澤東政權(1994死在中國);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務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國國務院近東事務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蘇聯檔案里的"Gorsky備忘錄"(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麥卡錫指證案例第16號,"李名單"第12號;[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經濟福利委員會顧問(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戰略服務辦公室中歐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紐倫堡戰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現在蘇聯檔案里的"Gorsky備忘錄"(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國國務院美洲共和國分部負責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28]

Leonard Mins:[29]戰略服務辦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國處(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30]:英國安全協調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創辦人;

Gerald Graze:美國國務院;"李名單"第29號, Lee List#29,從蘇聯檔案里的"Gorsky備忘錄"得到證實,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報》(The Daily Worker,共產黨機關報);[31]

David Karr:戰爭信息辦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記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證實了,參議院"民權委員會"(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個工作人員是克格勃間諜,這個委員會的前任主席是參議員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選舉中被麥卡錫擊敗。這4個克格勃間諜是:

John Abt,委員會首席律師(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還任職於其他3個國會的委員會。

Allen Rosenberg,他還任職於"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經濟戰爭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國經濟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後來他還曾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論案子。

Charles Flato,他還任職於"經濟戰爭委員會"和"外國經濟管理局"。

這4個間諜都是美國共產黨黨員,也是共產國際成員。

儘管有共產黨滲入美國政府的前提是正確的,很多受到麥卡錫懷疑的人並不是間諜。近期學者發現,在1950-1952年期間受到調查的159人里,9人有來自Venona文件或其他來源的確實證據,證明曾經為蘇聯諜報部門服務。其他人雖然沒有直接的間諜證據,但很多人被認為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32]

已知的安全威脅和忠誠隱患

1947年6月,"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提交給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備忘錄,請他注意國務院內部已經發展而且仍在發展的安全隱患。備忘錄寫道:

"有證據顯示,有一個周密的、精心計算的方案,不但保護身居高位的共產黨成員,而且弱化安全和情報保護措施。聯邦調查局一份關於蘇聯對美國的間諜活動的初步報告指出,有很多國務院僱員捲入了間諜活動,其中一些人擔任高級職務。"

羅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撥款委員會的主要調查員,負責準備這份名單。"李名單"使用了數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這個名單在委員會內部發表。

這個備忘錄里列出了9個國務院官員,指出他們"只是國務院僱員里的幾個代表,國務院里有幾百名這樣的僱員,他們受到保護並允許繼續工作在那裡,儘管事實上他們對國家安全構成明顯的威脅。"到6月24日,有10個人的名字被從名單上去掉。但是從1947年到麥卡錫發表Wheeling演講的1950年2月,國務院沒有因為忠誠和安全原因解僱任何人。[34]而在政府其他部門,在1947-1951年間,因為忠誠原因就有超過300人被解職。

儘管不是全部,但麥卡錫參議員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來自"李名單"或李議員在1947年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整理但是還沒有解決的國務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單"。[35] Tydings委員會(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個名單。除了上面已經列出的Venona文件證實的間諜以外,還有一些麥卡錫參議員指證的安全和忠誠隱患被證明是正確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婦,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8號和49號,李名單59號。[36]

Esther Brunau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47號,李名單55號。[37]

Stephen Brunauer,美國海軍,爆炸物研究部門的化學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國國務院,信息和編輯專家;麥卡錫案例55號,李名單65號。[39][40]

Nelson Chipch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3號。[41]

Oliver Edmund Clubb,美國國務院。[42]

John Paton Davies,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43]

Gustavo Duran,美國國務院,負責拉美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助手,聯合國社會事務部文化活動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44]

Arpad Erdos,美國國務院。[45]

Herbert Fiers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1號,李名單51號。[46][47][48]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國國務院;李名單106號。[49]

Theodore Geiger,美國國務院。[50]

Stella Gord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0號,李名單45號。[51]

Stanley Graze,美國國務院情報部門;麥卡錫案例8號,李名單8號。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檔案證實是間諜。[52]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號,李名單4號。[53]

Myron Victor Hu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65號,李名單79號。[54]

Philip Jessup,美國國務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軍事政府事務和管理海軍學院副院長(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駐聯合國代表,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關係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麥卡錫案例15號。[55]

Dorothy Kenyon,紐約市法官,美國國務院任命的派往聯合國婦女狀況委員會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56]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魯門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57]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國商務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58]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4號。[59]

Owen Lattimore,共產黨控制的"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會成員,"太平洋關係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編輯。[60]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國海軍部;麥卡錫案例56號,李名單66號。[61]

Val R. Lorw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4號,李名單64號。[62]

Daniel F. Margolie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1號,李名單46號。[63][64]

Peveril Meigs,美國國務院,美國陸軍部;麥卡錫案例3號,李名單2號。[65]

Ella M. Montagu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4號,李名單32號。[66]

Philleo Nash,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哈里-杜魯門總統的顧問。[67][68][69]

Olga V. Osnat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81號,李名單78號。[70]

Edward Posniak,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7號。[71]

Philip Raine,美國國務院,地區專家;麥卡錫案例52號,李名單62號。[72][73][74][75]

Robert Ros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2號,李名單30號。[76]

Sylvia Schimmel,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0號,李名單60號。[77][78][79][80]

Frederick Schumann,美國國務院合同僱用的講師,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單上。[81]

John S. Service,美國國務院。[82]

Harlow Shapley,美國國務院任命的派駐聯合國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83]

William T. Ston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6號,李名單54號。[84]

Frances M. Tuchs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6號,李名單6號。[85]

John Carter Vince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號,李名單52號。[86]

David Zablodowsky,美國國務院,聯合國出版部主管;麥卡錫案例103號。[87]

莫羅在《See It Now》電視節目中對麥卡錫參議員的攻擊

對麥卡錫參議員最著名的攻擊之一,是由愛德華-莫羅(Edward R. Murrow)主持的電視系列記錄節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時間是1954年3月9日。[88]到莫羅製作這集攻擊麥卡錫的電視片的1954年,對麥卡錫的猛烈攻擊已經持續了幾乎4年。根據麥卡錫傳記作者Arthur Herman的記錄,莫羅和他的工作人員花了2個月時間精心編輯畫面,以便把麥卡錫包裝成最壞的形象。沒有一個鏡頭以正常工作狀態展示麥卡錫。不像莫羅宣稱的那樣,這部電視片"根本不是一個報道,而是全方位的攻擊,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評人士指責麥卡錫的'捕風捉影'。"[89]

電視片大部分鏡頭都是麥卡錫處於最不雅觀的狀態,包括"打嗝,挖鼻孔"。[90]在這些鏡頭裡,麥卡錫指責民主黨"背叛美國20年",因為民主黨政府在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上對共產主義蘇聯讓步,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繪成"為共產黨服務,做共產黨的工作",斥責Zwicker將軍,因為Zwicker宣稱他會保護其他在軍隊里提升共產黨的將軍。莫羅把五角大樓密碼室僱員Annie Lee Moss描繪成麥卡錫的無辜受害者,儘管後來證實,聯邦調查局因為她和共產黨的關係警告過軍隊和民事服務局。[91]

甚至一些麥卡錫的批評者都被莫羅這部一邊倒的電視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來一直反對麥卡錫,他"毫不留情的抨擊莫羅和電視製片人顛倒事實,篩選鏡頭。"[92] Cogley指出選擇另外一些鏡頭可以很容易的把麥卡錫包裝成非常正面的形象,進而警告這種不當利用電視的方式。他和另一個《Saturday Review》的反對麥卡錫的人都認為,"那不是個令電視新聞業感覺自豪的時刻"。[93]

為了迎擊負面宣傳,麥卡錫在1954年4月6日出現在《See It Now》節目,說明自己乾的工作,以清除莫羅的節目造成的誤解。麥卡錫指出他的委員會"把為蘇聯服務的共產黨清除出政府和要害軍事部門。"他還說,"比如,238人接受公開檢查;367人在執行程序內接受檢查;84人拒絕就與共產黨相關行為作證,因為如果他們說出事實,可能會進監獄;24人因為共產黨背景被解除從事機密、超級機密材料的工作,是我們的委員會揭露了這些人。"麥卡錫還指出莫羅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與共產黨組織的關係。[94]

莫羅的報道,同一年電視轉播的"軍隊-麥卡錫聽證會",和持續4年的反麥卡錫媒體的報道,是導致全國民意轉而反對麥卡錫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說,莫羅的攻擊"來得很晚。年輕人回頭讀那段歷史,以為媒體里只有一個人挑戰麥卡錫,這讓很多人感覺不好,包括我自己,因為那個節目其實很晚才出現。"[95]

甚至莫羅也不承認自己在麥卡錫的受歡迎度下降上起了那麼大的作用。他宣稱,"上帝啊,我沒做什麼事情。(《時代》雜誌專欄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寫和我一樣的內容,說一樣的話,長達幾個月,長達幾年。我們跟在後面。"[96]

不管怎麼樣,儘管《See It Now》節目出現的很晚,儘管這個節目製造假象,反麥卡錫的歷史學者還是把功勞歸給莫羅,認為在打擊麥卡錫從事的消除美國政府的安全威脅的工作上,莫羅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譴責和Watkins委員會

儘管麥卡錫參議員在幾年前就受到了來自左翼自由派和共產黨人的不計其數的充滿偏見、無法證實的攻擊,正式譴責並試圖把麥卡錫從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組織的努力,開始於1954年3月。

參議院里的反對

1954年3月9日,來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參議員、共和黨人Ralph E. Flanders發表了一次演說,批評麥卡錫參議員所謂"把與共產主義的戰鬥引向錯誤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們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認為美國應該更加關注外面發生的"共產主義勢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擔心的擴張",而那種擴張將使美國和加拿大成為"自由世界的最後據點。"[97][98]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的內閣官員讓Flanders"釋放",而艾森豪威爾總統給Flanders留了一個對他的演講表示感謝的條子,但並沒表示反對或贊成。[99]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講里,Flanders強調了蘇聯如何在沒有消耗自己的資源和人力的情況下在亞洲取得軍事成功,還說美國"是共產主義通過經濟手段進行征服的另一個例子。"他補充說,"共產主義獨裁和法西斯主義獨裁的一個標誌就是全體被統治者都互相監視。"[100] Flanders對參議院說,麥卡錫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給無助的少數派心中植入恐懼的手法完全類似";他指責麥卡錫散布"分裂和迷惑",還說"如果麥卡錫是為共產黨工作,那他乾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101]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發起提案指控麥卡錫"行為失當",要求他離開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參議員、J. William Fulbright參議員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國會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顧問的意見後,他修改了提案以便與"之前的譴責動議一致。"[102]提出了譴責動議之後,Flanders就沒有參與負責這項譴責動議的Watkins委員會組織的聽證。麥卡錫對Flanders沒有什麼個人怨恨,有報道說,在聽證會開始之後,麥卡錫還接受了他的邀請和他共進午餐。[103]

Watkins委員會

終於,麥卡錫被指控有46項行為不當,為此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評估這些指控,委員會主席是參議員Arthur Watkins。這是5年來對麥卡錫進行的第5次調查。這個委員會於1954年8月31日開始調查。經過2個月的聽證和分析,委員會只對最初提出的46項指控里的2項指控建議進行譴責。對其他指控都認定不成立。[104]

1954年11月8日,參議院就這2項指控召開特別會議進行辯論。這2項指控是:

1)麥卡錫在1952年"沒有與'參議員權利和選舉分委員會'合作",在一項旨在把他逐出參議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開的調查。

2)在一次主持參議院質詢時,麥卡錫對Ralph Zwicker將軍"表現過分"。

關於Zwicker將軍的指控被參議院否決,因為認定麥卡錫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當時的表現"引發"的。很多參議員感覺軍隊表現出對委員會主席麥卡錫的敵意,他們不顧麥卡錫在1954年2月1日寫給他們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讓Irving Peress榮譽退伍。因此,參議院作出結論,麥卡錫在2月18日對Zwicker的行為沒有違規。

於是,關於Zwicker將軍的指控在最後一刻被放棄,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麥卡錫把"Watkins委員會"稱為共產黨的"愚蠢的女傭",把參議院特別會議稱為"私刑聚會","表現不合參議院倫理原則,有可能讓參議院蒙羞,阻礙參議院的憲法程序,損害其尊嚴。"[105]1954年12月2日,儘管有十幾名參議員告訴麥卡錫他們不願投票反對他,可是因為面對來自艾森豪威爾政府和兩黨領袖的巨大壓力不得不投票反對他,參議院最後以67:22票通過"譴責"麥卡錫在兩項指控上的行為。民主党參議員全部支持譴責麥卡錫,共和黨一半支持,一半反對。

對譴責案的分析

人們批評對麥卡錫的譴責案是企圖消滅參議院里調查美國政府的安全和忠誠風險的最響亮聲音。如果仔細檢查這兩項對麥卡錫的指控,會發現它們都存在重大問題。

先分析第一項指控"沒有與'參議員權利和選舉分委員會'合作",事實是那個分委員會從沒傳喚麥卡錫,而只是"邀請"他去作證。這個分委員會裡的一個參議員和兩個工作人員因為對麥卡錫的不誠實表現先後辭職。在這個分委員會1953年1月2日最後的一份報告里寫道,他們調查的事件"因為1952年的選舉而變得無法決定。"直到那時的整個美國歷史,還沒有任何一名參議員因為在前一屆國會期間的行為或沒有接受作證"邀請"而被懲罰。因此,對麥卡錫的第一項指控完全是騙局,是意圖損害麥卡錫的造勢行為。

第二項指控比第一項指控問題更大。麥卡錫因為自己在參議院外發布的對"Watkins委員會"和參議院特別會議的批評意見被譴責。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雜誌上,David Lawrence在社論里指出,其他參議員指責麥卡錫在宣誓下撒謊,接受不當金錢,從事選舉欺詐,誹謗,作出錯誤指證,要挾勒索,為共產黨服務,與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個人關係"有問題。然而,這些參議員從沒受到"表現不合參議院倫理原則"或"損害參議院尊嚴"的譴責。只有麥卡錫被要求對自己說的話承擔責任。[106]

最後的日子

麥卡錫繼續追查身居美國政府高位的共產黨,但是他的權力和調查力度被嚴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黨失去對參議院的控制之後,作為少數黨成員的麥卡錫不得不依賴公開演講,來繼續提醒美國大眾共產主義的威脅。在之後的兩年半時間裡,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說。

1957年1月,麥卡錫夫婦領養了一個女嬰,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幾個月之後的1857年5月2日,麥卡錫因急性肝炎死於Bethesda海軍醫院,終年48歲。

麥卡錫被以國葬待遇安葬,70名參議員參加了他的葬禮。麥卡錫是17年里第一個葬禮在參議院舉辦的參議員。幾千名大眾在華盛頓特區向他的遺體致敬,估計有超過3萬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鄉Appleton的聖瑪麗教堂(St. Mary's Church)對他表示敬意,神職人員在超過1百名牧師和2千名大眾面前舉行莊嚴宗座安魂儀式。3名參議員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麥卡錫的靈柩從華盛頓護送到他的家鄉,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參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禮。麥卡錫被埋葬在聖瑪麗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領養的女兒Tierney。

對麥卡錫的再評價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暢銷書《背叛者:從冷戰到反恐戰爭期間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徑》里,她這樣評價麥卡錫:

"半個世紀之後,只有一些無害的怪物還自稱共產主義者的時候,人們很難捕捉麥卡錫發動的反共戰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產主義者'這個詞聽起來和'君主制主義者'一樣可怕,不是毫無原因的--那絕不是因為大無畏《紐約時報》的社論譴責麥卡錫,讚美哈佛大學教育出來的蘇聯間諜。是麥卡錫使得當共產黨主義者成為可恥的事情。美國內部的共產主義運動再沒能恢復元氣。"[107]

當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舉出一個被麥卡錫折磨的無辜人的例子時,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萊塢的十個人"之一,O'Reilly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個委員會的目的是調查美國共產黨對好萊塢的滲透,曾要求"好萊塢的十個人"的劇作者、導演和製作人於1947年到國會作證。而麥卡錫是在1950年才開始他的反共戰鬥。

1953-1954年,麥卡錫調查新澤西州Ft. Monmouth的高級秘密設施鬆懈的安全管理。當時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產主義者攻擊,他們宣稱Ft. Monmouth沒有安全問題。然而多年之後,Barry Goldwater參議員在《沒有什麼好道歉的:美國參議員Barry M. Goldwater的個人、政治回憶錄》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釋了為什麼把美軍在Ft. Monmouth的超級秘密部門悄悄搬到亞利桑那州(Arizona),他說:"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為有很大權力的撥款委員會主席,他私下告訴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為他和其他多數黨民主黨委員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網已經被攻破。他們不願公開承認麥卡錫的指控是正確的。他們唯一的替代選擇就是把整個設施從新澤西搬到亞利桑那。"[108]

儘管麥卡錫的調查證明他的懷疑是正確的,很多年過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謊言說麥卡錫在Ft. Monmouth什麼都沒發現。

Carl Bernstein於1989年出版他的《忠誠:一個兒子的回憶錄》(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書之前,他的父親Albert Bernstein表示緊張,因為這本書會揭示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其他方面的滲透。Albert Bernstein宣稱:"你會證明麥卡錫是正確的,因為他說的就是整個系統里到處都是共產黨。他是對的...我對你即將寫的這本澄清麥卡錫的書表示憂慮。問題在於每個人都說他是個騙子;而你說他是對的...我承認共產黨在這個國家是一個勢力。"[109]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從1940年代開始就是共產黨員。Albert Bernstein是工會活動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戰爭部當秘書,柯林頓政府時期,她志願在白宮回複寫給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憲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國會暴露她的共產黨員的身份,但她公開為兩個定罪的間諜服務,這兩個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於1953年因間諜罪被處決。

Venona文件和蘇聯文件

蘇聯崩潰以後,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內務部檔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員和公眾公開,這些文件證明了麥卡錫的懷疑符合事實。在美國方面,"莫伊尼漢保密委員會"(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負責對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調查,這些文件有超過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員會的最終報告發現: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認...只要有人認為政府里有共產黨滲透,就有人認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無辜。對這個時期歷史的平衡認識開始顯現:Venona文件肯定會提供大量事實,給這件事一個結論...

第一個事實是,在華盛頓、紐約和洛杉磯,存在大量共產黨間諜活動,但主要參與人都有系統的否認他們的活動。"[110]

中央情報局負責監督歷史情報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還沒有一個現代政府象美國政府那樣被全面滲透。"[111]【注釋從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存照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