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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面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只因為大躍進遭到慘敗而毛又不甘心認輸,毛才另闢新徑,別出心裁,獨樹一幟。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個問題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說毛要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大權旁落;然而只有當毛對自己的絕對權力有極度的自信,他才敢於、也才能夠發動文革。這兩者不是正好相反么?

本文就從解答這個疑問開始。

一、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面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在文革四十年後的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躍進,搞三面紅旗,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象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毛的這種意圖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里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晗的劇本是借古諷今,他特地聯繫到“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饑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了毛髮動文革是為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其後不久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線鬥爭?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線上並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著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捲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毛劉之間確有路線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第二,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麼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麼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麼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麼虎頭蛇尾,脫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只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里明文規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贊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只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幹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只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髮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只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奧維爾的《動物農場》里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佔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群眾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卻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眾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髮動強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面說的大致不錯,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毛髮動文革主要還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並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只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毛澤東、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權勢地位,從低谷到巔峰

文革前夕,毛澤東是否大權旁落?或許在中共高層,毛的某些講話已不如過去那麼靈光,但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毛的權勢卻是達到1949年以來的高峰。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現象: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達到最高點,以至於攢足了發動文革的本錢。這實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驚人的巨大逆轉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內在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本來,到了1961年,面對大饑荒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卻,讓劉少奇等務實派領導人出面,放棄了一些荒謬的說法和做法,調整了經濟政策,使中國走出死亡峽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通過的黨章,黨代會5年一次。1961年就該召開九大。毛澤東深知,倘若如期召開九大,三面紅旗的問題,大饑荒的問題,免不了會提上議程,他的錯誤勢必會遭到某種批評追究,即便不下台,其權力也必然會大幅度削弱或架空。因此,毛澤東耍賴,硬是把黨章扔在一旁,就是不開九大。

可是不開會也不是辦法,因為黨內有壓力。於是在1962年1月開了個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一點自我批評,毛澤東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要“發揚民主”,也多少讓與會者出了點氣。

七千人大會不是公開舉行的,會上沒有改選,也沒有發布公報或決議。整個會議媒體沒有一個字的報道,毛澤東的職務沒有任何變化。在社會上,一般民眾由於不知情,因此毛澤東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上層,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獲得了巨大的聲望,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則降到中共七大以來的最低點。接下來,劉少奇等務實派又舉行了西樓會議和廣州會議,為1959年廬山會議後打倒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除開彭德懷等為首者)平反,商議為1957年打成的右派分子實行甄別,並準備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實行更寬鬆的政策,等等。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七千人大會結束後還不到8個月,在1962年9月份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變被動為主動,一舉奪回了話語權,也就是對黨的主導權,重新強化了自己的領袖地位,並且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搞經濟建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那麼。毛澤東這場翻身仗是怎麼打贏的呢?分析分析他在會上的講話就清楚了。

實際上,還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為接下來要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定下了調子。在8月9日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一上來就說:“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

可以想見,很多來開會的人一聽到毛澤東這句話,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七千人大會不是說好要進一步調整政策,恢復經濟嗎?不是說好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讓人批評嗎?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共產黨垮台不垮台的問題了呢?

不過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是的,共產黨犯下了這麼大的錯誤,不改不行;可正因為錯誤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來,要改徹底,改得起嗎?中國的民眾遭受了這麼大的災難,真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他們能饒過共產黨嗎?

不錯,從表面上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還是穩固的。由於長期的洗腦,由於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大多數民眾對他們身處災難的嚴重程度以及共產黨錯誤的嚴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麼強烈的不滿和要共產黨下台的意願。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層是知道的。正如後來萬里所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層不能不有危機意識,他們知道毛澤東的講話並非危言聳聽。

接下來兩句話就更讓與會者擔心了。接下來毛澤東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眾所周知,國共兩黨之間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產黨掌權後,對殘餘的國民黨勢力更是不遺餘力地殘酷鎮壓。國民黨重新上台無疑是共產黨的最大夢魘。因為三面紅旗遭到極其慘重的失敗,在內部,從黨員幹部到群眾都牢騷滿腹,怨氣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台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面臨1949年以來的最大危機。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震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黨內同僚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進一步批評三面紅旗,誰還敢追究三年大饑荒的責任呢?誰還敢議論毛澤東的是非呢?於是,不是靠別的,而是靠著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層達到了新的團結。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理所當然地又成為這個犯罪團伙的無可質疑的最高領導人。

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我們對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台不下台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說這樣的話,所以這個黨就只好服從毛的邏輯。就這樣,毛澤東走出低谷,贏回主動。一個大惡魔,在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後,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在短暫的退卻後東山再起,而且獲得了比原來還大的權力。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裡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這裡講的還是那些“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中共本來就是極權主義政黨,所以在其內部,這種“最壞者當政”的趨勢就更明顯更強大。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其大躍進的“偉大理想”,其手段之惡劣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越是好人越是進退兩難,越是壞人越是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謬誤,很快就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重大選擇:要麼,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罪責,這就很可能導致整個一黨專制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如1959年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某些實際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維護和加強黨的高度統一,一方面文過飾非,繼續以謊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鐵腕,震懾與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們。顯然,這種事只有壞人幹起來才最急切最得心應手,所以最容易奪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乎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錯,共產黨內也有好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就讓壞人拖下水了,這就讓壞人主導局面了,這就和壞人同流合污了,從而也就使得自己變得和壞人差不多了。

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得主導權,說到底,就因為共產黨是這樣一個黨,在內部,黨的利益至高無上,黨的權力至高無上,乃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第一原則。有了這個第一原則,很多事就沒法講了。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非鞠躬下台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台不下台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這樣說話,所以他們只好順著毛的邏輯即極權主義的邏輯走下去。

四、目標轉移與價值替代

還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棄了有關“三面紅旗”的一系列激進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持保留了“三面紅旗”的口號。這後一點絕非無關緊要。從表面上看,毛不過是在悄悄地糾正錯誤的同時力圖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憑藉著這個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對外維護住了自己一貫正確的神話,並且也為日後的反擊預留下了伏筆。接下來,毛做了兩件事。除了重提階級鬥爭之外,毛又發動了中蘇論戰,擺出一付要爭當國際共運龍頭老大的架式,這既是給三年“困難時期”積下的民怨找個出氣筒,又刺激了與迎合了黨內和一般民眾的那種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故而也不難贏得黨內的附和。再接下來,毛號召學雷鋒,批判文藝毒草;以後又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習解放軍以及在城鄉展開四清運動。和這些運動相伴隨的則是規模越來越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在這一點上,林彪控制的解放軍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等等。它們終於在廣大民眾、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樹立起毛澤東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形象。

一直有不少學者專家認為,毛澤東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很不相同。馬克思強調存在,毛澤東強調意識;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毛澤東強調上層建築;馬克思強調物質,毛澤東強調思想。不過依我之見,毛澤東並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那麼遠)。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對馬克思的修正是出於現代化建設受挫的反動。只因為大躍進遭到慘敗而毛又不甘心認輸,毛才另闢新徑,別出心裁,獨樹一幟。

其實,毛澤東領導中共贏得政權之初後,本來也是打定主意從事經濟建設,強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似乎取得圓滿成功,毛澤東求勝心切,說“我們不能走各國經濟發展的老路”,遂發明“大躍進”。當時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生產項目都提出了產量加番的具體指標,把年產多少鋼多少糧看得比天還重。象“十五年趕上英國”“超英趕美”這類口號,今人只知道去批評它的不切實際,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後的價值標準。所謂趕上英國和超英趕美,無非是指在短時期內使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達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質生產的發達程度視為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準。

可是,大躍進遭到慘敗。如果繼續遵循生產力標準,中國的情況簡直是令人沮喪,令人絕望的。就在這時,毛澤東轉移了目標,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超英趕美”的口號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號取而代之。“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帥”,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經濟講得少了,革命講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講思想的革命化。物質的指標變成了精神的指標,革命不是為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服務,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標準,成了先進的同義詞。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與意義,那時候人們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早就是垂死腐朽;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如何追趕西方(那意味著我們不如西方先進),而是我們要怎樣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那意味著我們才是最先進)。蘇聯墮落變“修”,喪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們追隨的榜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歷史地移到了中國,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的經濟固然還不算髮達,但那都是先人的錯,洋人的錯。經濟不發達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寧不是早就講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嗎?林彪更進一步宣布,北美和歐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國為首的亞、非、拉廣大地區則好比“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正處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勝利必定屬於我們不屬於他們。

可以想見,毛髮動的這一番目標轉移和價值替代也不難贏得黨內的廣泛支持。畢竟,大饑荒的罪責不僅在毛,也在黨,因此黨也需要文過飾非。再有,作為統治有五千年歷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共產黨,它總不能滿足在各個領域都馬馬虎虎平平淡淡,老是二流三流角色(毛在成都會議上講:“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國,因為人口多嘛!”),否則對內對外都不好交待。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獨家品牌。極權主義需要不斷地製造幻象,製造高潮。它不但要有足以令群眾獻身的偉大目標,而且還要有足以令群眾驕傲的偉大成就。否則就無法證明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從而無法維持自己的絕對權力。一種幻象和高潮破滅了,就必須迅速地用另一種去填充。大饑荒後的中國現實是,要在經濟上、物質上創造奇蹟已全然無望,所以共產黨急切地需要轉移目標,轉移視線。經濟上不行了就搞政治,物質玩不轉了就玩精神。在這一點上,毛和他的黨是相通的。他們有著同樣的焦慮,因此也有著同樣的需要。所以二者一拍即合。

就這樣,一種具有原教旨主義特徵的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其實它不是什麼原教旨主義,因為它遠比原教旨更偏狹,更色厲內荏,更富於攻擊性,不論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對西方的文明都更帶敵意,更不寬容。有識之士無疑會對此感到不安和憂慮。黨內高層比較清醒、比較務實的人也試圖抵制,但為時已晚。毛的個人權威在黨內高層中或許打了折扣,但在全黨全軍全民的範圍內卻達到頂峰,而最為毛的這套思想瘋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裡的大中學生。這下,毛就有本錢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五、為什麼要採取文革這種形式?

文革前夕,毛澤東曾當著劉少奇的面說:“我只要動一根小指頭就能打倒你。”此話或許誇張,不過若只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確實沒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問題是,沿用49年以來黨內鬥爭的慣例,很難把劉少奇置於死地,因而也就很難防止劉東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已經響遍全國,毛在接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時還假惺惺地說:“文化大革命絕不是打倒一切,對劉少奇、鄧小平,我的意見,在召開下次黨代表大會時,還是應該選舉為中央委員。黨內總有左、中、右,那麼乾淨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注意這個“可能紅衛兵不同意”:現在我們都知道,就連“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其實也是中央文革小組向紅衛兵頭頭面授機宜才提出來的。這就是毛要擺脫黨內鬥爭的成規而假借群眾搞群眾運動的原因。

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在黨內確有不少幹部比較認同劉少奇。劉主持工作以來,頗有成效,勢力大增,毛澤東對開展黨內鬥爭並無把握,八大之後遲遲不敢開九大就是明證。毛的行事風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舉剷除劉的體系,並藉此給其他大大小小的幹部一次震懾。由於要打倒的幹部和陪綁的幹部都太多,不可能通過傳統的黨內鬥爭達到目的。再說,毛還要大力提拔親信和新人,而這些親信和新人原來的職位太低,循常規不可能使他們坐直升飛機佔據要津,這也是毛要採取文革這種非常手段的一個原因。

還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下面的人就該起來造中央的反。毛髮動文革,號召群眾造反,深知共產黨體制是高度中央集權的,上層一變,全黨全國就都變了。他希望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憑著多年來造成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夠制約“上面”。這樣,在他死後,就算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黨中央,因為怕地方大員和革命群眾造反,想搞修正主義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這就是林彪說的:毛百年之後依然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誰要在毛的身後做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六、文革未必是史無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異也最費解的一點莫過於:身為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竟然號召和鼓勵群眾起來批判和衝擊他所領導的共產黨。此舉被認為是史無前例。其實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開國皇帝殺戮功臣之事不無類似之處。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朱元璋“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分析起來,朱元璋大殺功臣並非只是其天性“雄猜好殺”,那也和他的特殊情況有關。朱元璋出身微賤(在這一點上他和李淵、李世民以及趙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義軍的創始領袖(在這一點上他又不同於劉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權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們又多是桀驁不馴之輩(能不是嗎?)。朱元璋殺功臣是為了消除威脅其家天下的隱患,並把官僚集團改造成更順手的工具。我們知道,毛澤東對朱元璋十分欣賞。早在文革時期,就有人私下議論,把毛澤東的文革和古代的殺功臣作類比。應當承認這二者確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澤東這樣,發動廣大群眾對各級黨組織和各級幹部進行批判的做法,可視為古代僭主統治術的現代運用。亞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體的特徵。君王都由其朋從為之維持和擁護;至於僭主,卻別有他的經綸: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誰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們最不宜信任,對他們是應該特別注意的。”為了防範其朋從“篡黨奪權”,僭主有時就要利用下層民眾。僭主有時故意放縱奴隸等地位更低下的人。這些人一般不至於對僭主的威勢不滿,不至於參加反僭主的活動,他們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較高的人,因而樂於揭發主人,熱衷於把大人物們扳倒或拉平。這種人也就更會樂於僭主的統治,就像樂於平民政體一樣,而僭主也就樂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護者和“平民領袖”的姿態。共產極權制度不同於傳統的君主政體而與僭主政體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領袖必須藉助於龐大的黨組織或曰官僚系統才能實行對全社會的嚴密控制;另一方面,黨組織或官僚系統——尤其是其上層——本身又可能成為領袖貫徹自己意志的某種障礙,甚至成為領袖權力的直接威脅。因此,精明的領袖就使用兩套手法,一會兒利用黨組織去壓迫民眾,一會兒又利用民眾去整治黨組織。毛既是黨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黨組織、受官僚系統壓制下的人民群眾的領袖,集兩種對立角色於一身,其奧秘就在於此。毛澤東是因為擔心共產黨的各級官員不那麼順從不那麼聽話了,所以才發動和利用群眾起來批鬥當權派,借群眾之手完成一場空前規模的大清洗,然後再重建官僚系統,使官僚系統成為他個人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從而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

七、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國學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個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這種“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話叫“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像這種“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黨”,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過。嚴格地講,說斯大林發動大清洗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黨”是不準確的。因為在當年,黨是被領袖所代表的。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個基本特點,如馬雅科夫斯基在長詩《列寧》中所說:

黨和列寧

是一對孿生的弟兄。

在歷史母親看來,

誰個更為可貴?

當我們說到列寧,

我們指的是黨;

當我們說到黨,

我們指的是列寧。

整個運動都是以領袖的名義、因而也就是以黨的名義進行的。在整個運動期間,黨和領袖一樣都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儘管有大量黨的機關和黨的官員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對黨的名義,而是以保衛黨的名義進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黨”的罪行(所謂三反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另外,軍隊的黨組織基本上未受到衝擊。我們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活動的批示》,毛進而提出“吐故納新”,黨組織廣泛吸收新黨員,並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領導崗位。由此可見,文革與其說是摧毀黨,不如準確地說是整頓黨,是對黨的大換血,使黨成為偉大領袖的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

不妨再談談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維尼亞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引用了蓋迪與納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們合著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話。作者說:“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聯合各級幹部的中堅份子篩選或清洗無助的普通黨員。然後,地區領袖們利用那些清洗來鞏固他們的機器和開除‘不合時宜的’人們。反過來,這產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組合,在這次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幹部站在了普通黨員一邊,他們抱怨受到了地區中堅份子的鎮壓。1937年,斯大林公開動員全體‘黨員群眾’反對幹部;這為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變了力量組合併加強了地區幹部的權力,作為其試圖在恐怖期間恢復黨內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熱·齊澤克寫道:“當斯大林採取冒險行動時,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於低層普通黨員,鼓勵他們說出他們對地方黨領導獨裁統治的抱怨——由於他們對政權的憤怒無法直接表達出來,便更加猛烈地向個人化了的替代目標爆發出來。由於上層幹部在清洗中同時掌握著行政權力,便導致了自毀式的惡性循環,實際上每個人都受到了威脅(82個地區黨委書記中,79個被槍斃了)。”齊澤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對廣大黨員講話,採納他們反對官僚主義的態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險的。因為正如蓋迪和納莫夫所說:“這不僅威脅到將上層政治公開交於公眾審查,而且還冒著使整個布爾什維克政權名譽掃地的風險,斯大林本人就是該政權的一個部分……最後,在1937年,斯大林破壞了遊戲的所有規則——實際上是徹底毀掉了遊戲,發動了一次群眾斗群眾的恐怖行動。”

按照上面的敘述,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實際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聯合各級幹部打壓普通黨員,其次是支持普通黨員反對各級幹部,最後是重新加強地區幹部的權力,恢復黨內秩序。這裡的第二階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運動有幾分相似嗎?正是這第二階段,“為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島》里,索爾仁尼琴講到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即大清洗)時也聯想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無獨有偶,這兩件事都是發生在共產黨掌權後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開始於1934年,距十月革命的1917年恰恰也是十七年)。索爾仁尼琴說:“我們大可懷疑這裡有歷史的規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擴大民主”的旗號。按照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阿·阿夫托爾哈諾夫在《權力學》里的描寫:“在報刊上掀起一場‘揭發和剷除人民敵人’的大運動。《真理報》和地方黨報黨刊所發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談‘揭發和剷除人民的敵人’的。在每個黨員,每個‘非黨布爾什維克’展開‘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標誌下,要求對‘人民的敵人’提供揭發性材料。‘即使批評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這樣的批評也是我們所需要的’——為了鼓起人數眾多的告密者大軍的精神,通過口頭和書面的宣傳一再重複斯大林的這一著名要求。從‘揭發人民的敵人’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角度來說,所有的機關、工廠、礦場、鐵路和水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各類學校、藝術界、文化界、科學界都牽涉到了。……黨員與黨員,黨委與黨委,州與州,共和國與共和國在揭發人民的敵人方面展開了競賽。……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質和斯達漢諾夫運動時的規模。告密督促著所有的人,兄弟告發兄弟,兒子告發老子,妻子告發丈夫,所有的人告發一個人,一個人告發所有的人。……如果說在首都事情還是按照特徵表發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則發展成了告密混戰。”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毛澤東搞文革是靠群眾,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實不盡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眾的,靠群眾——普通黨員和非黨布爾什維克即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其實稍微想想就會明白,如果不是發動群眾大舉揭發,如果單單靠斯大林和內務部,怎麼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就清洗掉那麼多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人呢?大清洗與文革的區別之一在於,在蘇聯的大清洗中,內務部擁有非常權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黨的官員,群眾對他們認定的“人民的敵人”沒有直接處置權;而在中國的文革中,群眾組織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們認定的走資派等拉下馬,奪權或關入自設的牛棚以及諸如此類。

大清洗對蘇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災難。蘇共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70%被槍決;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提到的六名領導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於非命;老布爾什維克幾乎被消滅乾淨;與此同時,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萬(!)年輕黨員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以填補老革命被清洗後留下的空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列寧逝世(1924年)後才入的黨(如索爾仁尼琴所說“斯大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就這樣,蘇聯共產黨成了斯大林的黨。中國的文革與此類似,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70%被打倒或靠邊站,只是大部分人沒有被肉體消滅。通過文革,毛澤東把四人幫等一大批新人安排進各級領導崗位,使得共產黨成為他自己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今天正在製造著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敘述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悲劇。眾口鑠金,我們也不由得跟著以為三七、三八年監獄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產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是當時被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麼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象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中國的文革也是如此。現在許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為那只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災難,有人甚至還以為文革給普通老百姓帶來了這樣或那樣的好處,甚至把毛澤東還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實際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難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張“兩個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兩個文革,是不是也有兩個大清洗呢?一個官方的大清洗,一個人民的大清洗。在蘇聯的大清洗中,難道沒有人趁機揭發和剷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敵人嗎?在被打倒被處決的蘇共官員中,難道就都是好人?難道就沒有很多壞蛋,就沒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嗎?再說,狡詐的暴君總是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當暴君意識到自己的某些決策引起廣泛的民怨,他就會把一些忠實執行自己決策的下屬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後主持大清洗的內務部長雅戈達和葉若夫就都是斯大林親自下令撤職並處死的。我們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種人民性的結論呢?

八、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絕對標本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的講話)。不對。若說“一種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發陰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現成的,早已有之,何須再去尋找?這就是新聞自由。毛對新聞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講到:“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由此可見,毛所要尋找的“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發陰暗面的方式”,是那種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據他的思想,專門揭發別人的陰暗面,專門揭發他的政敵們的陰暗面的方式。這就是文革。

應該說早在1957年毛就做過這種嘗試了。當時,毛號召民主黨派和青年學生給黨提意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始於此),“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和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論,反對個人崇拜,反對黨天下,要求修正主義要求自由化,於是毛展開反擊,整風就變成了反右。我們完全可以說反右是早產的文革,是流產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後,黨的思想改造大見成效,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廣大青年學生,這一代青年學生被洗腦的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當劉少奇們把聶元梓、蒯大富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們打成右派時,他們顯然大錯而特錯,因為聶元梓、蒯大富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還左的極左派。他們的立場難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譚天榮們截然相反嗎?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直言不諱地宣布:“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這段話在“炮轟”、“火燒”中被無數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稱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動廣大群眾向他自己締造的黨組織和國家機器造反是“偉大的創舉”。然而,這是怎樣的一種偉大創舉啊?毛分明是嫌他的黨、他的國家機器對他還不夠十分的順從,毛分明是要把黨和國家進一步變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僕和工具。這是古今中外一切獨裁者內心嚮往但多半不敢公開說出口的最大夢想。這是邪惡的偉大,無恥的偉大。這是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絕對標本。人世間還有比這更狂妄、更邪惡、更無恥的嗎?

另外,把毛髮動文革說成是反對官僚主義也是極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倒是把反對官僚主義當作主要對象的。文革的目標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對象明明是走資派和資本主義路線。毛只是在個別講話時提到官僚主義而已,從未將之列為運動的重點對象。

九、毛澤東打平反牌贏得人心

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里寫道他在監獄中和一個保守派思想家、長沙一中同學程德明之間的討論。程德明認為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犯的錯誤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大崩潰,他不肯認錯,這是他發動文化革命整肅批評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楊小凱很喜歡程德明的這個觀點,但他還是想與程德明辯論。楊小凱說:“毛澤東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錯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為他們平反,這一招卻贏得了人心。假如現在當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支持你造反,為你平反,你會站在為你平反的人一邊呢還是會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邊?”程德明說:“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楊小凱說:“沒有一個被當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會認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會支持為他們平反的毛澤東”。

楊小凱這段話表明,在文革中,毛澤東打出平反牌是他贏得人心的關鍵。毛澤東發動文革,號召群眾揪斗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批判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確立並強化他的極左路線,在一開始並不順利。因為當時的群眾雖然對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內心深處,對於某些被指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或多或少還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們參加運動就不免懷有很多疑慮,缺少主動性和自發性。在運動初期,各級黨組織和工作組依照以往搞政治運動的慣例,把自己視為黨的化身,把那些敢於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並對群眾分類排隊,依靠黨團員、紅五類,歧視、排斥和打擊那些出身不好的和有歷史問題的或犯過錯誤的,使很多群眾感到非常壓抑。工作組撤離後,接下來的文革會和紅衛兵(此處的紅衛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幹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也叫老紅衛兵或老兵)在壓制群眾方面更是變本加厲,打老師打同學,他們還殺出校園,把暴力行為推向了全社會,製造了極其恐怖的紅八月。順便插一句,我們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後來被稱之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這豈只是劉鄧路線。這是黨路線,是毛路線。這是共產黨的一貫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後來,毛詭稱派工作組沒有經過他同意,把工作組做的事完全推到劉鄧頭上,這且不論。那麼紅衛兵呢?紅衛兵、紅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劉鄧頭上么?紅衛兵難道不是毛親自出面支持的嗎?紅衛兵在紅八月的血腥暴行難道不是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及其宣傳機器的慫恿和鼓勵下乾的,而且是在劉少奇已經靠邊、工作組已經撤銷、“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毛澤東8月5日大字報《炮打司令部》語)已經結束之後發生的嗎?這怎麼能統統都推到劉少奇頭上去呢?

就在這時,毛卻一反常態,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年13期《紅旗》雜誌社論吹響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軍號。不但工作組被否定,老紅衛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為給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為歷史問題、家庭出身問題或其他問題而被批鬥被關押的群眾也紛紛得到解放。這在“新中國”十七年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過去搞運動總是群眾挨整,如今群眾這個頭銜倒成了免於挨整的護身符。過去搞運動整群眾,整錯了也絕不會認錯,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檔案里跟你一輩子,如今被整的群眾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來就搶出來當眾付之一炬。過去搞運動,總有些黨團員積極分子一馬當先,熱衷於在群眾中挖出階級敵人,緊跟領導,永遠正確,如今他們卻被批評為站錯了隊,充當了反動路線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階段運動打擊面太寬,廣大群眾敢怒不敢言,甚至連怒都不敢,如今群眾則揚眉吐氣,歡欣鼓舞。人們紛紛成立和加入各種造反組織,寫文章開大會,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發誓要永遠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只有在這時,廣大群眾參加文革才顯示出真正的自發性。

應該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具有反對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不過這和真正的保護人權畢竟還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僅僅反對當權派壓制群眾,他們還積極地揪斗走資派和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眾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資派中,首當其衝的是彭德懷、鄧拓式的幹部;在被宣布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狠加批判的各種政策和觀點中,主要是那些比較務實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東西。造反派是以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名義反對政治迫害的,是以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名義保護自己打擊對方的,結果就成了為毛的例如三面紅旗一類罪惡背書,倒去批判那些在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較務實的和稍具自由化的東西。毛澤東打出平反牌為自己贏得了人心,贏得了群眾,有力地打擊了政敵,從而也就維護和強化了他那套極左的路線。

十、造反派受了個大蒙蔽

記得在1969年夏天,我們幾個朋友議論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說:過去我們總說老保們受蒙蔽,其實我們也是受蒙蔽,受了個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們》這本書里,陳佩華(Anita Chen)寫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他們忽略了所許諾的改革實際上意味著什麼。他們從沒有清楚地意識到,‘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意味著埋頭讀書的學生被批判為‘白專’,意味著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不是學習水平而是階級成份。隨後幾年中,他們看到的是教育質量飛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過家庭關係去‘走後門’。新的教育制度與從前他們希望的大相徑庭。他們原想毛主席會支持打破舊的條框束縛,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樣。但事實上,文化界從來沒有像1970年這樣的荒寂,並且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他們曾經幫助毛主席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物質刺激,但到農村和農民接觸之後,發現農民更喜歡劉的路線。”

無須乎進行全面周密的調查統計就可以發現,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員構成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黨團員多,紅五類出身的多,被官方視為積極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相對而言,非黨團員多,出身中間家庭和黑五類的人多,被官方視為中間分子和落後分子的人多,過去犯過所謂政治錯誤的人多(注意:這只是相對而言。在造反派中,黨團員、紅五類也為數不少,且常常佔據主導地位;而大部分黑五類是逍遙派)。造反派容納了比較多的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眾。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人們很容易得出結論,以為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於對體制的不滿;並進而推論道文革中的造反運動具有反對現行體制的意義。按照這種解釋,保守派既然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們要當保守派。

沒有比這種解釋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學生切身利益最相關的莫過於教育體制。試問:對學生而言,尤其是對我輩尊師重道,學習成績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學生而言,究竟是所謂舊的教育體制、所謂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更符合我們的利益,還是所謂新的教育體制、所謂毛的教育路線更符合我們的利益,那還用說嗎?事實上,在運動初期批判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時,我們這類學生本來還都是被動的,偏於保守的,內心深處是很困惑很苦惱的。可是同樣是我們,等到後來成了造反派,等到後來我們自己提出各種版本的教育革命方案時,卻是一個比一個左,都是主張政治挂帥,堅持五七道路,把階級鬥爭當作一門主課,輕視課堂教學,輕視基礎知識的學習,強調與工農相結合,強調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強調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資修徹底決裂,廢除高考,把上山下鄉視為必經之路,以及諸如此類。北京的很多中學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還沒等到毛髮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就主動地、自願地,甚至爭先恐後地上山下鄉。我們在拚命做著和自己利益相反的事情——沒過幾年就叫苦連天,後悔莫及了。

為什麼我們在運動初期對所謂教育革命還心存疑慮,而到了後來揭竿造反時卻又變成了教育革命的急先鋒了呢?原因就在於我們在前階段受到壓制,而毛澤東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給我們平了反,把我們從前階段的政治歧視與壓迫下解放出來,我們大喜過望,感激涕零,由是而倍生報效之心,義無反顧地站在了毛路線一邊。用當時的話就是“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作為過去受歧視受排斥的一批,我們更急於顯示自己對毛路線的理解與忠誠,尤其是想證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視為積極份子的人們更革命。這樣一來,我們就把自己本來有的種種困惑與懷疑統統丟到一邊,把自己本來有的某種朦朧的自由化傾向——如果它們不符合現今的毛路線的話——統統丟到一邊。我們越是希圖通過革命造反獲得自我的肯定,結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學生的情況是這樣,工人和職員及市民的情況也差不多。順便一提,毛澤東本來是搞農民運動起家,中共的武裝革命也主要靠的是農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卻把農民撇在一邊。文革中湧現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眾領袖,但竟然沒有一個著名的群眾領袖是農民。道理很簡單,三年大饑荒,農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紅旗好,要讓農民也起來自發地反對劉少奇恐怕沒那麼容易。因此,毛對農民不放心,在農民中寧肯繼續扶植文革前的勞動模範(如陳永貴),也不肯製造農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楊小凱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戰而勝之,是因為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和“在野右派”之間的“歷史誤會”。在經濟、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極左相比,劉鄧路線是偏右的,是比較有利於人民的(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按理說,群眾,特別是我們這些具有朦朧自由化傾向的“在野右派”,是應該支持劉鄧反對毛的——至少是不應該反過來支持毛而反對劉鄧的。但是由於我們受到據說是劉鄧路線的壓制(如前所說,那並非只是劉鄧路線,那是黨路線,是毛路線,不過在當時我們見不及此),是毛把我們解放了出來,因此我們就一頭扎進了毛的陣營,激烈地反對劉鄧,不但反對劉鄧對我們的壓制,也連帶著反對劉鄧的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較理性務實的政策,幫助維護和強化了毛的權力,同時也幫助維護和強化了毛的那套極左路線。等到毛戰勝了政敵,回過頭來收拾造反派,我們這才發現,我們面對的政治壓迫絲毫不比劉鄧路線遜色,而我們面對的經濟文化和教育政策卻要比劉鄧的還要惡劣得多。糟糕的是,這後一方面竟然是我們自己參與促成的。這不是“受了個大蒙蔽”又是什麼呢?

十一、孤家寡人的絕對權力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過河拆橋。毛澤東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敵,鞏固和強化了他那套極左路線之後,接連發起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運動,打垮了造反派。造反派既然把毛奉為最高權威,故而在來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擊下毫無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並不是唯一的犧牲品。老紅衛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犧牲品。還有黨內的不同派別,也都是相繼被毛利用而又先後被毛打擊。最後只是造就了毛一個人的絕對權力。

1969年3月,中共召開九大,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說來很奇怪,在這時,毛澤東的社會基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澤東幾乎把全中國各個階層和黨內大部分派別都挨著個得罪個遍,但偏偏就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毛的權勢達到頂峰。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都講過,君主最好是讓臣民既懼怕又愛戴。如果兩者不可兼得,那麼寧肯讓人懼怕。因為愛是主動的,操之於人,別人想不愛就可以不愛;怕是被動的,操之於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問題是,如果大家都僅僅是出於懼怕而不得不服從你,幾乎沒有什麼人是出於愛戴而真心擁護你,你的江山還能坐得穩么?

一個社會,有沒有可能被某個獨裁者或一小撮寡頭所控制呢?一般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獨裁者和寡頭們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壓迫全社會。他們起碼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軍隊(御林軍或曰禁衛軍),而這支御林軍自身的忠誠不可能是出於強迫。既然他們就是強迫力量自身,誰還能強迫他們呢?他們自己當然不會強迫自己,所以,他們的忠誠只能是出於自願。董卓人人都怕,是因為他擁有呂布;呂布當然不怕呂布,所以呂布效忠董卓不是出於害怕而是出於自願。

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英國哲學家邁克爾·博蘭尼(Michael Polanyi)考慮到斯大林晚期的情況提出下述分析。他說:“通常假定,沒有自願的支持,例如信得過的禁衛軍支持,權力就無法行使。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因為看來有些獨裁者誰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統治的末期,誰都怕他。事實上容易理解,單獨一個人不需要相當可觀的自願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對許多人實施統治。如果在一個群體中,每人都認為所有其他人會服從一個聲稱是他們共同上級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會服從這個作為他們上級的人。因為每個人都擔心,如果不服從,其他人就會按照上級的命令處罰他,所以所有人僅僅猜想其他人繼續服從而被迫服從,不需要群體中的任何成員給上級以任何自願支持。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甚至會感到不得不彙報同志中的任何不滿意跡象,因為他擔心,在他面前任何訴苦,都可能是密探對他的考驗;如果不彙報這種顛覆性言論,就會受到懲罰。因此,群體中的成員之間如此互不信任,以至於即使在私底下也只能表達對上級的忠誠,雖然大家暗地裡都痛恨他。這種赤裸裸的權力的穩定性隨著所控群體規模的擴大而增強,因為在少數個人夥伴之間由於互相信任碰巧結合而可能在當地形成的不滿核心,會被周圍大量被認為仍然忠於獨裁者的群眾所嚇倒而癱瘓。因此對一個大國的控制,比對在海洋中一隻船上的水手的控制還容易。”(我當初在《論言論自由》一文的“當代專制主義的奧秘”一節中里也提出過類似的分析,和博蘭尼不謀而和)。

大約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學》發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寫的諷刺小說。總書記死了,書記處的書記們都出席葬禮。默哀開始,大家都把頭深深地低下,三分鐘過去了,五分鐘過去了,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還是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每個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絕狀,好像陷入無邊的哀思以至於忘卻了時間的流逝。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想抬起頭來,但誰都不敢先抬頭,誰都怕自己先抬頭而被別人視為對領袖愛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時每個人又都虎視眈眈,等著看有誰敢於先抬頭,然後一擁而上把他打倒。就這樣,他們低著頭,直到有一天來了輛大卡車把他們統統裝上去送進歷史博物館。直到今天,如果你到歷史博物館去參觀的話,還可以看到他們定定地站在那裡,深深地低著頭。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大獨裁者死了以後,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體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懾力,使得他的繼任者們不敢反抗,哪怕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對他早就心懷不滿了。毛的如意算盤大抵就是這樣。

由此,我們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運動的偉大意義了。當千千萬萬的民眾各自暗中懷著對毛、對文革的不滿,來到天安門廣場時,他們猛然發現:原來有那麼多別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樣!於是,毛的受萬眾擁戴的神話破滅了。毛自己當然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要對他的親信們說:“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一舉粉碎四人幫。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運動被鎮壓後不到半年時間就撒手人間,而是像鄧小平那樣,在六四後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夠的時間穩住陣腳,調整應對,情況又會如何呢?

十二、毛的身後

眾所周知,毛澤東生前對接班人問題可謂殫精竭慮,費盡心機,為此不惜在黨內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屍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親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鋃鐺入獄,那顯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願。因而人們有理由懷疑毛澤東本來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內的遺囑,對“四人幫”一派有利,但是被華國鋒等先下手為強,“一舉粉碎‘四人幫’”,這份遺囑也就被封鎖或銷毀了。

上述推測固然有它的道理,不過,我還是傾向於認為毛澤東並沒有就接班人問題留下遺囑或密詔。畢竟,毛澤東不是皇帝,他不能通過一紙遺書或密詔確定接班人選。共產黨也沒有靠領袖遺囑或密詔確立接班人的先例或傳統。例如著名的列寧遺囑,其中雖然對幾位“親密戰友”逐一評判,但並沒有明確表示要誰接班的意思。

一般來說,如果獨裁者決定用遺囑的方式確立接班人,那麼,他需要讓朝野上下——起碼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這樣一份遺囑的存在,並且對之嚴加保管;否則,“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從中破壞,在“偉大領袖”死後作亂,或者把遺囑塗改偽造,或者乾脆扣下不發(對外就說沒有),那豈不前功盡棄,壞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遺囑,更重要的理由是,作為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並不能單獨確立自己的繼位人選;因為在理論上,領袖的權力不是屬於領袖自己(這點和古代的皇帝有別),而是屬於黨。在程序上,毛澤東只能提出某一職位的人選,然後還須經過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討論通過。這意味著,毛澤東如果想把某人確立為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在生前就完成相應的安排。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這樣確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這樣確立的。華國鋒是由毛親自提名,再經由政治局通過而出任黨的第一副主席(注意:當時特彆強調是“第一”副主席,以拉開和其他副主席的距離)和國務院總理,成為僅次於毛的第二號人物,並保持這種地位直到毛去世,這等於是宣布了華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說毛的本意只是把華當作一個過渡性人物,另留下遺囑讓“四人幫”掌握大權,並且一直到臨終都秘而不宣,這種分析是站不住腳的。

毛在晚年對接班人問題機關算盡,但最終還是失算了;不過也不盡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幫”)一邊倒,右派要抗爭,只能公開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幟,若右派獲勝,哪裡還會有今天的毛澤東紀念堂?毛讓華接班,指望華能平衡左右兩派,沒想到華與右派聯手,利用其正統地位而輕易地打倒了左派。這就應了毛在林彪事件後公布的那封先前寫給江青信里的一種預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後鬧事,但還是打出毛的旗號。毛的名字竟被利用來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卻也因此而得到保護。就這點而言,毛並沒有全盤失算;你甚至可以說,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對他的黨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後的名譽居然還能得到該黨的精心保護,他的算計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三、還會再來一次文革嗎?

在文革這場大災難過去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卻聽到有不少人高呼“再來一次文革”。初聽之下,很是讓人驚訝。

不過認真讀一讀這些人的文章講話,我們發現,原來他們所呼籲的文革並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文革。他們所說的文革是群眾起來批鬥當權派,是群眾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發動和支持下批鬥當權派,批鬥貪污腐敗的大小官員。有的人還憤憤地說,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當權派整得更厲害點。

且不說把文革中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批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成是整治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來面目之嫌。問題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論,批判反動路線和揪斗各級當權派也只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來,在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那裡,文革就像一條香腸,想從哪兒切就可以從哪兒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電視連續劇,他們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後面四集,只要中間三集。他們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對文化界黑幫黑線的全面專政,不要紅八月,也不要清理階級隊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鄉;只要中間一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只要揪斗當權派造反奪權。多愜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們,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後悔葯者一樣,在他們關於再來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別人,尤其是他們的敵人和對手們,統統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劇本原封不動、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們的戰友們卻可以憑著事後的聰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選擇。天下哪有這等好事?你有了後見之明,別人不也一樣嗎?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你計劃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對手整死,沒準兒你的對手卻早就琢磨著趕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見,關於再來一次文革,關於再來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說法,都是經不起分析的。它們只是表達一種情緒而已。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文革是空城計,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來,能搞成那個樣子,就在於當時人們都不知道(或自以為知道而其實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麼以及毛到底要怎麼做。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對毛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當時的人,不論是出於年幼無知還是出於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會正面反對毛的。這個前提不成立,一切就無從談起。如果劉少奇、陶鑄、賀龍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幹部們事先就知道他們將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他們還會在文革開始時舉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紅衛兵們事先知道他們的父母也是運動的對象,他們自己也會從小太陽變成反動分子,他們還會去創建紅衛兵,為毛澤東打前鋒嗎?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們的造反只不過是為毛利用打擊其政敵,一用完就拋棄就進監獄,而後建立起來的社會是個更糟糕的社會,他們還會願意充當這樣的工具和犧牲品嗎?

我們可以斷言,如果再來一次文革,幾乎所有的人都會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選擇,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會很不相同於第一次文革。更何況今日中國並沒有當年那種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會再發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歷史不會重複”或“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種泛泛的意義上說不會再發生文革,我是在更強得多的意義上說不會再發生文革。

至於有些人說“文革仍然在繼續”,“文革在中國還沒有結束”,他們所說的“文革”只是一種引申,一種比喻。它實際上指的是一黨專政、政治迫害或鉗制言論以及諸如此類。其實,那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人無非是痛感今日中國貪污腐敗泛濫成災,希望民眾奮起抗爭。對此我們深表贊同。不過我們不贊成“再來一次文革”這種說法,因為這種說法太不清晰太不準確,它太容易引起誤解,太容易喚起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的痛苦記憶,因此招致強烈的反感和抵觸。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為什麼不用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呢?

2006年9月,2016年2月修訂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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