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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師披露:趙紫陽囚禁中對中共未來的思考 民主已經成為世界的時代潮流

趙紫陽認為,「毛主席基本上是中國農業社會傳統的一種『極樂世界』思想。認為從毛主席在戰爭時期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到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亦工亦農、能文能武的『五七』指示,這都適合於中國人民的平均主義土壤。這和孔子的『大同世界』、孫中山的『天下為公』以及康有為『大同書』里的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他對外來的主義的汲取,也是為這一『烏托邦』理想服務的。」

1989年辭職後的趙紫陽處於軟禁中,原中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書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宗鳳鳴,常以氣功師的名義探望趙紫陽。2004年5月,宗鳳鳴將他與趙紫陽的談話整理成書——《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顧與反思兼和趙紫陽談話的一些回憶》在香港出版,顯示趙軟禁中仍不斷思考中國的未來,並對當年的選擇義無反顧,甚至願意為此坐牢,這是趙紫陽軟禁中思想的首次透露。

趙紫陽(右)與宗鳳鳴(左)的合影

近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香港新風出版社今年五月新出宗鳳鳴著《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顧與反思兼和趙紫陽談話的一些回憶》(下簡稱《理想·信念·追求》),這本回憶錄性質的著作印數只有一千冊,似乎沒有引起輿論界的任何關注。

作者是趙紫陽老友和氣功師

宗鳳鳴也是中共的老幹部,資歷很老。他是河南濮陽人,與趙紫陽的故鄉滑縣相鄰,他們年齡也相仿,他是一九二零一月出生,趙是一九一九年十月出生,比他大不了三個月,他們的早期經歷非常相似,都在抗日戰爭時期投身革命,參與創建地方的根據地,趙紫陽還是他的上司。一九四九年以後,宗鳳鳴擔任過北京工業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黨委書記、哈爾濱飛機發動機廠廠長、北京航空學院(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前身)常務副院長兼黨委副書記等職,雖然與老戰友、老上級地位懸殊,卻從未斷過來往。一九八九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劇,身居中共中央總書記高位的趙紫陽因為反對以暴力手段鎮壓學生和民眾的和平請願運動,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以“支持動亂”、“分裂黨”兩頂嚇人的大帽子廢黜,並開始了在北京家中長期的軟禁生涯,與外界的來往多被隔絕,宗鳳鳴以老戰友、老部下的特殊身份,既得到了趙的信任,又“有幸”以“氣功師”的名義多次去趙的住所探望,有過多次長時間的談話。正因為他們交往密切,趙紫陽才會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破例為宗鳳鳴題詞,摘錄的是宗鳳鳴的兩句詩:“人老精神不能衰,改革之志定不移。”這大概也是他的自勉吧。

每次見到趙紫陽之後,宗鳳鳴都會根據記憶將趙紫陽的談話整理出來,雖然我尚無緣讀到他的《趙紫陽軟禁中談話》,但透過這本公開面世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顧與反思兼和趙紫陽談話的一些回憶》,趙紫陽晚年的思想至少已露出了冰山一角。在世人紛紛為趙紫陽的八十五歲生日,在鮑彤、許良英等先生以及李銳、胡績偉、何家棟等先生髮出恢復趙紫陽自由的呼籲之際,趙紫陽晚年思想的解密將大大有助於我們認識這位中共黨史上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領袖人物,在重大的歷史危機關頭,他義無返顧地選擇站在正義的一邊,並在泰山壓頂之時仍然進行從容的答辯,而不是“認罪認錯”。他這樣做是冒了坐牢的風險,對於“是否會進監獄的問題”,他作了認真的考慮的。

趙選擇不願在歷史上欠一筆賬

今天我們重讀他在十五年前的批趙會議上的答辯依然會為他當初的凜然選擇而感動:“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的時代潮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普遍增強……因此,我想我們必須適應新的時代的要求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等新辦法來解決新問題。”“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制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我們黨不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條路,我們與其被動的走,不如自覺地自動地走。”

趙紫陽曾坦然地對宗鳳鳴說:“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和胡耀邦不一樣;正如小平同志所說叫‘自我暴露’,自己考慮的是不願在歷史上欠一筆賬,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總還有個人站了出來。”(《理想》三百三十四頁,以下引文只標明頁碼。)

主張放棄階級專政,還政於民

在“六四”之後的漫漫長夜裡,趙紫陽沒有停止思考,他和宗鳳鳴的談話涉及到了許多重要問題的認識,他的真知灼見和局限性都流露無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趙紫陽說:“這是列寧所創立,並不是馬克思。列寧在回答第二國際共產黨究竟是群眾專政還是階級專政的問題時說:‘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列寧說:‘群眾是以階級來劃分的’,無產階級是由無產階級有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而共產黨是由最有知識、最有智慧、最有威信的領導集體和領袖來領導,這樣,自然演變成:群眾專政就是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就是領袖專政。”他認為,“根據這個理論建立的專制政體,是不變的。這和國民黨建立的專制政體不同,他們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聲言到一定階段要還政於民。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軍人專政,也聲稱到一定時期要實行民主選舉,要還政於民。這就清楚而又透徹地說明了專政體制產生的根源所在。”“如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專政在馬克思看來,原是無產階級統治,是一個政治形態,我們卻把專政當作政治體制並一直在堅持下去。”(二百一十八頁)他說,歐洲國家的共產黨早就不提“專政”這個字眼了。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主義研究動態》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刊載的材料,法共是一九七六年二十二大時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後來在一九九四年的二十八大上,不再把“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指導組織原則,而代之以民主的運轉原則。(二百一十五頁)

馬克思的觀點有烏托邦成分

關於馬克思的預見性,趙紫陽說:“馬克思雖然預見了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形態的發展,但卻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制度也能創造日益豐富的社會產品,使人類社會走向繁榮,實現現代文明,這已為實踐所證明。也就是說,馬克思只從消滅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這一途徑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文明,他沒有分析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另一途徑。”他同時指出,“馬克思的觀點有烏托邦成分。如取消貨幣,沒有商品交換,沒有市場,沒有矛盾,就沒有動力。那麼,如何推動社會進步呢?”

不過他又說:“我們不能過於責備馬克思,一個人再偉大,也不能跳出時代的局限性。”(二百五十頁)

毛澤東基本上是中國農業社會傳統的“極樂世界”思想。趙紫陽認為,“毛主席基本上是中國農業社會傳統的一種‘極樂世界’思想。認為從毛主席在戰爭時期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到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亦工亦農、能文能武的‘五七’指示,這都適合於中國人民的平均主義土壤。這和孔子的‘大同世界’、孫中山的‘天下為公’以及康有為‘大同書’里的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他對外來的主義的汲取,也是為這一‘烏托邦’理想服務的。”他的看法是“毛主席並不贊成蘇聯這一體制——官僚機構體制,他對此也是深惡痛絕的,稱之為‘官僚主義者階級’。”

不主張多黨制但贊同議會民主

趙紫陽指出,“過去這種高度集權的專制政體,是靠‘權威’來推行的。那就是說如果沒有權威,這個體制是難以運作的,而這個權威又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條件下才得以形成的。這就是說,今天已沒有這個條件來建立起新的個人主義的‘權威’了。人們不認可,沒有合法性。”(二百六十九頁)在和平建設時期,“主要是民主與法制的領導,應當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二百九十三頁)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就主張增加公開性、“透明度”,並曾得到鄧小平的肯定。“但他不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實行多黨制,認為那樣會發生變亂。”他認為政治改革也如同經濟改革一樣不能激進。(二百九十四頁)他甚至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一定時期內還是需要的,如果作為一個模式固定下來,其發展前途是不會好的。他的分析是:中國改革的基本特徵是在公有制占完全統治的情況下,是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進行改革、轉型、進入市場經濟的,很容易產生以權謀私、侵吞國家財產、行賄受賄等腐敗現象。他說:這和發展中國家不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也是集權,也實行市場經濟,但不是公有制,雖有特權,但財產卻不能隨便進行侵吞。這和台灣地區、南韓也不同。那裡過去雖然也是專制政體,但是私有制、財產受到法律保護。他又說:當然這種情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也不容易發生,雖然是集權,也是公有制,卻沒有市場這個機遇,而且管理嚴格,不容易侵吞。”(三百一十九頁)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可以不變,但黨的領導方式必須改變。他的觀點是:目前,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非亂不可。但他主張順應世界潮流,要實行民主政治。”(三百二十八頁)

尋求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社會指標

他曾對宗鳳鳴說:“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看來其發展還是比較成熟的。因為可以實行篩選,可以消除情緒化。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381頁)

談到蘇聯“畸形的社會主義”的解體,趙紫陽認為,“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沒有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而僵化了,資本主義卻有一種市場機制進行調節,從而使資本主義不斷變革以保持旺盛的活力。”二百四十一頁。

他提出,“今後的國家類型,是否可以以生產力水平來劃分,即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度發展水平的國家與低發展水平的國家;社會類型的劃分,是否可以劃分為發達的社會,欠發達的社會和發展中的社會;或:工業化的社會、後工業化的社會和欠工業化的社會;對社會的進步指標,可以如生態環境即生活質量,文化水平即人的素質,生活水平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城鄉差別、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為指標,不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為界線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二百九十—二百九十一)

他認為人類可以根據這些社會的進步指標,去進行競賽,既競爭又合作,實際上就是取代主義、意識形態的分歧。

為社會主義定義:效率和公平

趙紫陽認為應重新為社會主義下定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他的看法: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要實行社會所有制。同時,他認為“馬克思並不反對個人佔有,只是反對個人壟斷”,對重建個人所有制他是同意的。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者、領導者,趙紫陽晚年被逐出政壇之後,念念不忘,想得最多的還是經濟改革,他多次對宗鳳鳴說:“過去已經實行的公有制,是走過了頭,必須退回來。”“我國現在只能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條件。”二百五十四頁,“落後的國家在革命勝利取得政權後,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只能為建立社會主義準備條件。也就是說,只能實行新民主主義。”(二百九十二—二百九十三頁)

中國需要有個新的啟蒙運動

什麼是改革?他認為“改革就是要把過去搞過了頭的公有化程度退回來。這樣,把問題明確起來,改革的阻力就可以減少些。”(二百九十五頁)他認為不應該提以公有製為主體,他的經濟思想曾被一些經濟學家叫做“混合經濟思想”,至於混合經濟的比例,即“公有”、“私有”經濟各佔多少,他不主張人為地規定比例,可以讓它們在競爭中進行自我調節。對國有大中型企業,他認為“非動大手術不可”,除有關國計民生的基礎企業外都要放開,明確產權關係,“複雜問題要簡單化處理”,反對給國有大中型企業大量輸血,“國有企業國外也有搞好的,但必須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發展非國有經濟,這是中國改革的特色。我們和蘇聯不同,他們是從國有經濟改革入手的。我們應大力支持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發展。這樣,既可解決就業,又能增加稅收,解決財政困難,也繁榮了經濟,同時發育了市場。”他認為以公有製為主體的股份制解決不了問題,股份制必須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私人資本。他贊成“對中小型企業則要實行出售、轉讓、拍賣、轉為個人或集體所有。”(二百九十七、三百三十六、三百三十七頁)

儘管鄧小平毫不留情地將他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扔了下來,直到晚年,趙紫陽依然說“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是起了特殊作用的”,他曾遺憾地對宗鳳鳴說,“自己對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事業沒有貫徹下來,感到傷懷!”(三百一十六到三百一十七頁)從他與宗鳳鳴的談話來看,趙紫陽還站在共產黨人的立場看問題、分析問題、觀察世界,並探求一條尋找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出路。

但他身上那種浩然的人格力量已超越了他的意識形態角色。讓我禁不住怦然心動的是,這位被軟禁在家中的前共產黨領袖說:“在中國需要有個啟蒙運動,以樹立新觀念,迎接人類的新紀元。”(三百九十六頁)

這就已經夠了,如果從這樣的啟蒙運動出發,我們不幸的民族終將超越趙紫陽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局限,超越一切歷史的苦難,往前走。

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開放》雜誌2014年第11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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