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北京召開。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第2任期，應對金融危機後膨脹的債務成為最主要課題。「習式經濟學」尋求通過加強監管實現軟著陸。鄧小平倡導的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向的改革開放過去40年，目前迎來了轉折。
「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風險總體可控」，政府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如此強調。習近平也在2017年的黨代會上，將「遏制金融風險」列為到2020年的首要課題。
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推出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恢復了增長軌道。不過，由於國有銀行的大量放貸，企業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從2007年底的97％迅速提高至2016年6月底的16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敲響警鐘，指出「過去在債務激增後往往發生金融危機」。在美國推進加息的背景下，壓縮債務是與時間賽跑。如果爆發源自中國的金融危機，還有可能對世界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目前中國已採取降低企業債務比率的做法。首先，企業自2016年推進債轉股。截至2017年9月的債轉股框架協議金額達到1.3萬億元，但沒有相應的經營改革，近似於推遲問題爆發。
其次，政府提供補貼，並向低收入者提供貸款，讓其購買地方城市的庫存住房。截至2017年6月底，個人債務與政府債務占GDP之比分別比1年前提高5個百分點、2個百分點。相當於政府和個人接過了房地產企業的債務。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對策包括強化金融機構監管、企業強制性重組、打擊非法金融活動等，加強控制的色彩濃厚。監管當局已不斷發出對銀行的罰款和處分。
引人關注的是針對地方債務的強有力對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地方政府有時候借地方國有企業的名義作為融資的手段」，將地方債務視為問題的核心。
2018年地方債發行額度比2017年增加5500億元，增至1.35萬億元。這是不得已的舉措，因為如不增加合法的地方債，就難以消除違法的隱形債務。據官方統計，2017年底的地方債務達到16萬億元，但IMF預測超過30萬億元。
中共領導層缺乏利用市場力量的思維。例如股票發行自由化。發展落後的資本市場是導致過剩債務的原因之一，李克強也表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但2月決定將註冊制推遲至2020年，這是第2次延期。習近平在2013年的「三中全會」上表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自2014年起，曾納入《政府工作報告》的這個表述不見了。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3日，人民大會堂）
地方過剩債務的根源在於過高的增長目標。為了提升GDP，不惜通過借錢進行無益的投資。
習近平強調從數量擴張轉向質量提升，另一方面將2018年增長目標維持在「6.5％左右」。這是為了切實達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這個目標。此外，還有到本世紀中期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目標。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經濟增長目標提及「努力爭取更好的結果」，但今年這一表述消失。中央的官員強調這是因為「並非必須實現的目標」。不過，地方並非這樣認為。
天津市將2018年增長目標定為5％，處於全國最低水平。但當地的一線人員表示，官員呼籲「5％是必達目標。爭取達到6％」。即使加強監管，只要存在偏高的經濟增長這個另外的目標，中國經濟面臨的矛盾似乎就只會不斷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