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應對蘇聯核襲:14位中共高層逃跑方案

——林彪「緊急指示」前後

毛澤東也擔心蘇聯人甩導彈、原子彈。他指示: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下來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陶鑄去合肥,劉少奇去開封,朱德、李富春去從化,鄧小平、陳雲去南昌,董必武去廣州,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漢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長辛店……

毛澤東也擔心蘇聯人甩導彈、原子彈。他指示: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周恩來、汪東興研究提出疏散方案: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陶鑄去合肥,劉少奇去開封,朱德、李富春去從化,鄧小平、陳雲去南昌,董必武去廣州,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漢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長辛店。

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中國解放軍士兵與繳獲的蘇聯T62坦克合影

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

20世紀60年代,由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引發的中蘇兩國關係緊張,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惡化到了難以調和的程度。蘇聯沿中蘇、中蒙邊境蘇、蒙一側陳兵百萬,不斷挑起邊境衝突和摩擦。1969年3月2日和15日,蘇軍入侵我烏蘇里江中的一個小島——珍寶島,中方打了一場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之戰,我方獲勝,擊斃擊傷蘇軍百餘人,擊毀、擊傷蘇坦克、裝甲車十餘輛,並把一輛沉入江底的蘇Τ62新式坦克撈上來,運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展覽。蘇方尋機報復。8月13日,在新疆塔城鐵列提克地區,蘇軍出動一個營的兵力,在坦克、裝甲車及武裝直升機支援下,伏擊我一個30人的邊防巡邏分隊,我方人員全部犧牲。

這期間,我方獲取的情報顯示:蘇打算動用中程巡航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級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多方面的情報表明,當時的蘇聯確實動了對我動武的念頭。

在此形勢下,毛澤東發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號召,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指出:“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按照這個精神,全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戰備活動。毛澤東堅信,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打敗“蘇修”的“烏龜殼”。

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首都機場會晤,雙方商定互派代表團,10月20日開始在北京進行邊界談判。但是戰爭陰霾並沒有被驅散,我方仍不斷獲取情報,蘇方沒有放棄對我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企圖,仍在繼續加緊戰爭準備。中共領導人擔心,蘇聯可能利用談判做煙霧對我國實施入侵,因而對蘇聯可能發動的包括對北京在內的核打擊保持高度戒備。這一時期,林彪從中蘇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蘇軍一旦發動進攻可能採用的方式、主要突擊方向,到我方可採取的應對措施,特別是在敵主要突擊方向上的兵力部署、戰略設防等,都做出過指示。

關注“三北”

我國“三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是與蘇、與蒙邊境接壤地區,尤其是“北線”(華北地區),由於蘇在蒙古駐紮軍隊,建立軍事基地,距離北京最近,大部地區地形地貌比較適宜敵機械化部隊運動,對我安全威脅最大。所以,林彪指示,加強“三北”地區的防禦要以“北線”為戰略防禦的主要方向。林彪還認為,蘇如果對我動武,很可能會像一年前入侵捷克那樣,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他說,蘇軍一旦入侵,就會天上地下一起像洪水一樣鋪天蓋地壓過來。他指示有關部門切實加強情報工作,及時發現、報告敵對我發動突然襲擊的蛛絲馬跡,事大事小都要報。由他提議設立的防止敵人突然襲擊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防突辦”,設在總參作戰部),及總參情報部專門向林辦派資深參謀,隨時聯絡報告情況。林彪讓“防突辦”搜集整理“二戰”以來突然襲擊的戰例,如德國閃擊波蘭、日本偷襲珍珠港、盟軍諾曼底登陸、中東“六七”戰爭等,特別囑咐要把蘇聯入侵捷克編進去。《二戰以來突然襲擊戰例》編成後,分送給毛澤東和其他幾位政治局常委。林彪自己研究,還特地要我送給林立果一本。林立果組織人寫了一篇《要準備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文章,登在《空軍報》上,還找來一些“二戰”中突然襲擊戰例的電影資料片放給林彪看。林彪提出,加強部隊“三打三防”(打飛機、打坦克、打傘兵,防原子、防化學、防空降)訓練,加強戰略預備隊建設,加強防空體系建設。9月下旬,軍委辦事組主持召開“三北”作戰會議,全面部署戰備工作。林彪在會上講話,要求全軍“用準備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北京地鐵開通那天,林彪乘地鐵視察,指示說,地鐵是戰時重要運兵和疏散通道,要充分利用。林彪還讓秘書通知有關部門,讓他們搜集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蘇聯國防部部長格列奇科的個人信息資料。他認為,蘇聯領導人的性格、經歷和個人品質會影響戰爭與和平的取向,以及戰略戰術的運用,對指導戰爭十分重要。

“國慶”20周年前夕,林彪特意坐車到北京西郊機場轉車,回到住地毛家灣便叫秘書通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分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前來開會。林彪對他們說:“這個仗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明天就是“國慶”節,在節日舉行大型群眾集會,在人們正歡歡樂樂的時候,說不定戰爭就打響了。如果敵人趁我們過節,對我們來個突然襲擊怎麼辦?蘇聯設在蒙古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我剛才坐車到西郊機場轉了一下,看見飛機還一排排地在那裡明擺著,似乎沒有一點應付意外的準備。這不行,也很危險。因此,要立即採取措施,改變這種等著挨打的狀況。第一,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除留下作戰值班的以外,其餘一律要在今天夜間轉移到外地的機場去。第二,要在機場跑道上設路障,以防止敵空軍實行機降。第三,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要全部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人傘兵。另外,節日的其他戰備工作也要搞好。關鍵是10月1日、2日、3日,1日又是關鍵中的關鍵。只要在這關鍵的幾天里不出什麼事,問題就不大了。”林彪特彆強調:“只有我們準備充分了,敵人才不敢貿然發動進攻。”

按照林彪的指示,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連夜組織實施,“國慶”節的戰備方案也報到了林辦。

“國慶”節前,林彪住地也進入了戰備狀態。地下工事內進一步完善了工作、通信、生活設施;重要文件和機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了地下;秘書安排了戰備值班,內勤研究了林彪緊急避險方案。

視察華北

“國慶”20周年慶典是在表面平靜、歡樂的氣氛中度過的。但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這種外松內緊到了何種程度:“三北”部隊奉命高度戒備,中遠程雷達不間斷偵測敵方動態;總參作戰部一名副部長等人帶著電台在天安門城樓值守,隨時聯絡報告情況;天安門城樓電梯設專人守護,確保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隨時撤離;故宮午門外空地上一架直升機隨時待命;有關內衛人員都被告知緊急情況下的應對措施。這一切只為爭取7-9分鐘——那天留給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從天安門上撤離的時間只有7-9分鐘!因為,蘇軍如果從伊爾庫茨克或在蒙古的軍事基地發射導彈,到達北京上空只需飛行7-9分鐘。

“國慶”節平安度過了。可林彪認為,在10月19日以副外長庫茲涅佐夫率領的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之前,每天都存在著蘇軍入侵的威脅。他甚至擔心,一年前發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會在北京重演——從降落在首都機場的蘇聯飛機上走下來的不是友好使者,而是荷槍實彈的蘇軍特種兵!

“國慶”節一過,10月5日,林彪就在吳法憲、閻仲川及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參謀長馬衛華等人陪同下,乘飛機視察北京北部地區及張家口、大同、雁門關一帶地形,接見當地駐軍負責人,對北線的戰備工作做出指示。幾天後,又專門聽取北京軍區關於北線設防問題的彙報,並就在山口地區如何阻滯和殲滅敵機械化部隊談了自己的意見。

大戰之前看地圖、看地形,將未來戰場情況熟記於心,是林彪指揮打仗的一貫做法,他曾把這一條當作打勝仗的訣竅向他人傳授。在這次備戰部署中,林彪也認真研讀了“三北”地圖,在空中看地形的幾個地方也是他親自選定的。

“國慶”節前,也就是在“三北”作戰會議期間,林彪接連幾天看“三北”地圖。這幅長寬都有4米多,質地柔軟,印刷清晰,裝裱精美,帶軸的百萬分之一軍用地圖,是總參作戰部專門為林彪繪製的,捲起來有碗口粗,扛起來有20多斤重,平時就放在保密室文件柜上。那天,一聽內勤說林彪要看“三北”地圖,我趕忙把地圖取下來送到林彪那裡。因為圖幅太長,辦公樓通往客廳的走廊無法通過,我是從東院繞道西院從大門扛進客廳的。地圖掛不到牆上,只能鋪在客廳的地毯上。

林彪站在地圖前端詳了一會兒,先讓我報告比例尺,然後就開始點地名。他每說出一個地方,我就在地圖上指出它的位置,並按照林彪的要求,用米尺在圖上量一下這個地方到北京城的大致直線距離,然後報告給他。

“居庸關。”這是林彪點的第一個地名。我立即用打撞球的球杆,指出居庸關在地圖上的位置並向他報告:“居庸關。”然後把量出的居庸關到北京城的大概直線距離報告給他。

“南口。”林彪點了第二個地名,我又馬上指出南口的位置並報告南口距北京城的距離。

“官廳水庫。”“密雲水庫。”林彪接著點,我就接著報。

這幾個地方及它們與北京的距離,林彪並不陌生,20年前他指揮平津戰役時就是知道的,但我還是按照他的要求一一報告給他。南口、居庸關是京城的北大門,戰時必守之地。官廳水庫、密雲水庫則是北京市的水源,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戰時一旦遭敵機轟炸造成潰壩也會對人民生命財產構成危害。為此,林彪曾建議排水,後請示周總理,周派人調查後認為,水庫只有“半盆水”,“對北京影響不大”,遂放棄排水。

接著,林彪又相繼點了張家口、大同、五台山、雁門關這幾個地方和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幾個長城沿線的口子,還點了紫荊關。

內蒙古一線,林彪先讓我指出的是從蒙古經二連、集寧、大同、張家口通往北京的鐵路、公路及兩側地形情況,然後讓我指出包頭、呼和浩特、集寧、多倫、赤峰、通遼這一線的草原、沙地,及通遼到瀋陽、通遼到長春一帶的地形。林彪看這些地方的地圖時,長時間蹲在那裡拿著放大鏡看,邊看邊喃喃自語地說:“草場、沙地是暢通無阻的喲!”他可能是擔心蘇軍會利用有利地形,以大集群坦克和機械化部隊突然從正面向北京撲過來,同時從東、西兩面迂迴威脅北京。

蒙古方面,林彪提到的是烏蘭巴托和喬巴山這兩個地方。節前他同黃、吳、李、邱談話時說:“蘇聯設在蒙古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林彪說的蘇軍在蒙古的基地中就有喬巴山。從地圖上看,就在北京北方不遠的地方。

蘇蒙邊界一線,林彪首先點到的是蘇聯的伊爾庫茨克,然後是赤塔。我隨即指出這兩個地方,並把到北京的距離報告給他。這兩個地方都是蘇聯東部地區的軍事重鎮,伊爾庫茨克還是蘇聯後貝加爾軍區所在地,我方不少有關蘇軍活動的報告中經常提到這兩個地方。林彪關注蘇軍在遠東和蒙古的軍事動向,自然重視伊爾庫茨克和赤塔。

林彪踩在地圖上,隨著我的球杆不停地挪動著腳步。一會兒站著讓我指著地名地形報告給他,一會兒又蹲下來拿著放大鏡自己看,往往一蹲下去就看許久,我攙著他才站得起來。開飯了,地圖仍擺在地毯上不讓動,下午繼續看,直到他說不看了,我才能把地圖收走,第二天接著看。葉群則抓緊時機,叫攝影師為林彪照相。

一連幾天,林彪就這樣看“三北”地圖。他不僅對重要城鎮名稱張口叫得出來,而且對山脈、隘口、河流、平原、草場、沙地、鐵路、公路等也不陌生,連京西陽原、京東遷安這樣的小地方都能隨口說出。如果我平時不是一個地圖迷,曾幾次研讀過“三北”地圖,真不知道會怎樣尷尬。林彪研讀地圖的方法和細心、耐心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看地圖的那幾天,林彪還不時口述幾句話讓我記錄下來。其中有這樣的內容:在敵坦克和機械化部隊必經的山口地區,可採取炸山拋石、挖壕、鑿洞等辦法,構築工事,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多個層次,多種火力,立體設防,以阻敵滯敵,為大量殲敵和加強縱深防禦贏取時間。

後來,我方搞了不少“卡口子”工程,就是根據林彪這一指示進行的。林彪還提出加緊研製、生產反坦克武器,加強部隊打坦克、打飛機的技術戰術訓練等,都很快得到落實。

“緊急指示”

毛澤東也擔心蘇聯人甩導彈、原子彈。他指示: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下來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根據這一指示,10月14日,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由周恩來、汪東興研究提出疏散方案,汪東興負責具體實施。中央要求,除周恩來、黃永勝留京主持工作外,其他人在10月20日前必須全部撤離北京。黃、吳、李、邱等人組成軍委前指進入西山指揮所。

我看到,周恩來向毛澤東、林彪報告的疏散方案是: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陶鑄去合肥,劉少奇去開封,朱德、李富春去從化,鄧小平、陳雲去南昌,董必武去廣州,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漢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長辛店……這是中央在臨戰前採取的保障領導人安全的一項措施。

10月14日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便動身去了武漢。林彪10月16日到達蘇州,18日下午5時許向秘書張雲生口述了一份給黃永勝的電話稿,部署當前戰備工作。主要內容是:一、要防止蘇聯利用邊界談判做煙霧對我進行突然襲擊,特別是10月19日、20日要高度警惕;二、對重型武器裝備、飛機、艦船等要立即採取疏散、隱蔽措施;三、要設法確保武器彈藥的供應,特別要加強反坦克武器的生產;四、二炮(戰略導彈部隊)要做好發射準備,隨時待命;五、要組成精幹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要加強作戰值班,保證通信聯絡暢通。

張雲生給林彪口授的電話稿寫的標題是《首長讓我給黃總長去電話》。經請示林彪後,他與葉群商定,“壓兩個小時”,由葉群將“六條”報告正在武漢的毛澤東,由張雲生傳給在北京的黃永勝。事後回憶時,張雲生堅定地認為,“按葉群平時一貫突出主席的心態,她打這個電話的時間不會比我晚”(見張雲生《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上冊第568頁)。

汪東興在回憶錄中說,葉群沒有通過他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看到的是中央從北京轉送到武漢的“電話記錄傳閱件”,這樣,就給林彪加了一個“背著”毛澤東“擅自”發布戰備命令的罪名。那些年,汪東興與林彪、葉群的關係是密切的,往來也十分頻繁,通過他向毛澤東報告事情是常有的事。另外,林彪事先已表示此事要向毛澤東報告,葉群並說由她向毛澤東報告,就不可能不報告,也不可能將“六條”先傳給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周恩來,再由周恩來批出“電話記錄傳閱件”,送給遠在千里之外的毛澤東,緊急軍情不可能這樣輾轉。汪東興這樣說,是想躲避在“一號令”問題上他與林彪有關聯。當然,這一點完全可以從檔案中得到證實,即使毛澤東看過林彪的“六條”就“燒掉”了,但作為“傳閱件”,傳閱過程還是有據可查的。

1969年10月18日20時44分,軍委前指開始以電報形式將林彪的指示下發全軍執行。下發時做了文字加工,更具體、更明白、更便於執行了。總參作戰部的高參們給電報寫了標題、編了號,因為是軍委前指進駐西山指揮所下達的第一道命令,所以叫作“《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之後又陸續發出第二個號令、第三個號令。第二天一早,林辦便陸續收到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的報告,幾乎所有這類報告上都把貫徹執行第一個號令情況作為標題。

10月19日,即蘇聯代表團由伊爾庫茨克經蒙古入境那天,林彪打破午休習慣,在客廳來回踱步,讓秘書張雲生保持與總參作戰部的電話聯繫,隨時向他報告蘇軍動態和蘇聯代表團所乘飛機的飛行狀況,直到聽秘書報告說蘇聯代表團飛抵首都機場,機上人員已從飛機上走下來,庫茲涅佐夫由我方人員陪同乘車離開機場,我國“三北”邊境無異常情況,才肯去休息。

那些天,我們留守在北京的林辦秘書與在蘇州的秘書天天互通情況,在蘇州的秘書把林彪的“六條”用保密電話傳回了毛家灣,我們才知道“一號令”的詳細內容。我給蘇州傳回來的“六條”做了個標題,叫作《首長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謄清並交幾個秘書傳閱後存入檔案。第二年4月26日,林彪從蘇州回到北京,張雲生把他記錄的《首長讓我給黃總長去電話》原稿移交給我,一併歸檔。

“九一三”事件後,發布“緊急指示”成了林彪的罪行並向全黨公布。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24號”所公布的林彪罪證材料里,沒有採用張雲生的原始記錄,而是採用了我命名為《首長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和總參前指的發電稿《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中央文件上這樣寫道:“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這是“緊急指示”上的時間,我是根據蘇州電傳記錄的。這個時間比軍委前指下達“一號令”的日期早一天——作者),林彪背著毛主席、黨中央,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十月十八日,由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是林彪篡黨奪權的一次預演。”

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裡,人們被這種說法誤導,對當年的戰備工作進行口誅筆伐,閻仲川甚至因為搞了“第一個號令”這個編號而被審查多年,並遭貶職。

1980年“兩案”審理時,沒有採納那個說法把林彪發布“緊急指示”定為罪行。林彪分管軍事工作,在國家面臨外敵可能突然入侵的危機時刻,斷然採取防範措施,是職責所系,是對國家安全負責任的表現,不應該受到指責。按程序,林彪的命令是應該先報毛澤東批准後再發布實施。但由於距蘇聯代表團抵京只有十幾個小時了,時間緊迫(這也是我把林彪口授的電話稿定名為“緊急指示”的原因——作者),林彪臨機決斷,邊斬邊奏,也不能說不可以。毛澤東並沒有制止命令的下達,也沒有制止命令的執行。再說,毛澤東本人在4天前就做出了緊急疏散在京老幹部的決定。

林彪發布“緊急指示”也並不表明他認為中蘇之間一定會爆發戰爭。其實,林彪真實的判斷是“這個仗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他強調“必須立足最嚴重的情況做好戰備工作”,“要做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完全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思考。準備打仗,並不意味著一定會打仗。整軍備戰,嚴陣以待,常常是扼制敵人侵犯的有效手段。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2015年第11期《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