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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復出真相:毛澤東制衡周恩來殺手鐧

林彪事件後,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此時他卻發覺文革中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反而在黨內外的聲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在中央無人制衡。由此,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戒心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念頭。在毛看來,無論是從個性、能力還是與他本人的歷史淵源來說,鄧都是能夠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適人選。

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即開始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並為此不斷放風造輿論,這其實是一石兩鳥之舉:在政治上安撫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同時,暗中祭出一招防範周恩來的殺手鐧。林彪事件後,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此時他卻發覺文革中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反而在黨內外的聲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在中央無人制衡。由此,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戒心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念頭。在毛看來,無論是從個性、能力還是與他本人的歷史淵源來說,鄧都是能夠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適人選。

1963年10月1日,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天安門城樓上

毛澤東急於安排後事,用鄧小平取代周恩來,完成權力布局中的換馬。為此,他煞費苦心地安排了一個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權力格局:讓左派保衛文革的成果,讓右派維持國家日常生活的運轉,最後由他本人來掌舵。左派的頭領非江青莫屬;而右派的領班,毛則選中了鄧。

毛澤東在批“走後門”的問題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動,卻繼續讓她在批林批幾運動中打衝鋒,同時也沒有放棄通過這場運動來伺機更換周恩來的打算,重新安排權力格局。毛這種考慮已經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這當然是與周恩來已經罹患癌症有關,需要另外找一個人來頂替他管事。不過在這背後,更多的還隱藏著毛對周極大的戒心而預先作出的防範,是自感已經老邁多病的毛對自己整個陵車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說,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這個心思後,才敢趵這樣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當然,毛澤東也很清楚江青這樣賣勁批周所夾雜的個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機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過,毛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依從江青。這當然不是出於內舉避親的緣故,也不是懷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誠,而是因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為人了。在政治上街鋒陷陣還可以,實際工作卻做不來,無法擔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擔子。

為此,深諳權謀的毛澤東煞費苦心地安排了一個使黨內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權力布局:讓左派“抓革命”——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讓右派“促生產”——維持國家日常生活的運轉;最後由他本人來掌舵,掌握兩者之間的平衡。左派的頭領自然非江青莫屬;而右派的領班,毛則選中了剛剛復出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順便一提的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喜歡把鄧小平的東山再起說成是周恩來促成的結果。實際上,毛澤東才是這件事幕後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針對周的。本書上一章在分析周、鄧兩人的關係時已經提到過,鄧其實早就是毛手中挾制周的一張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後,毛澤東就指定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總攬黨、政、軍日常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雖然身為黨內第三號人物兼國務院總理,卻不得不事事向鄧所主持的中央書記處請示彙報工作。

不僅如此,鄧小平甚至還在事關周恩來政治浮沉的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後,周因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問題,並有意讓柯慶施取而代之,於是主動向中央提出了辭職請求。當時黨內領導層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贊成由柯來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為此召開擴大會議進行討論,一致意見挽留周繼續擔任總理職務。但毛那裡也需要有人去為周說情,後來是鄧小平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出面起草了建議周繼續擔任總理的會議紀要報送毛後,這場風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們大都注意到,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即開始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為此不斷放風造輿論,卻往往忽略了這其實是一石兩鳥之舉:在政治上安撫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同時,暗中祭出的一招防範周恩來的殺手鐧。林彪事件後,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際,卻發覺文革中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反而在黨內外的聲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在中央無人制衡。

由此,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戒心護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念頭。在毛看來,無論是從個性、能力還是與他本人的歷史淵源來說,鄧都是能夠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適人選。

以周恩來多年來對毛澤東為人的了解,當然明白毛讓鄧小平復出的用心所在。不過,善於在政治上爭取同盟軍的周氏自信能將鄧團結爭取過來。況且周為人一向委曲求全,對毛的決定從不違抗,總是遵行照辦,頂多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做點文章。周很了解鄧的為人個性,雖說他是毛安在身邊挾制自己的人,但已經看出鄧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很難相容,一旦復出,反倒會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為扭轉文革困局的幫手。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周恩來要比毛澤東看得更准。所以當毛在陳毅追悼會上透露出這種意向後,周立即示意陳毅的家人把毛的談話內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造輿論:而且還有意當著江青等人的面,對外宣傳毛的這一意圖,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鄧搞成敵我矛盾,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盡量擴大這件事的影響,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

然而,讓鄧小平重新復出並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需要在政治上轉很大的彎子,作黨內外的說服工作,辦起來費力耗時,況且還有黨內文革派從中作梗。江青當年配合林彪在倒鄧的問題上出了大力,現在雖說毛澤東為鄧說了話,但她為此結下的心結卻不是那麼容易解開的,對毛的決定不大買賬,不斷找借口阻撓。而周本人也不願意逼得太緊,得罪江青。

因此,鄧復出這件事一波三折,進展緩慢。從毛澤東最初發話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沒有真正落實下來。

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疑心這是周恩來有意拖著不辦,但又不便明說,因為畢竟沒有抓住什麼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鄧小平復出問題之際,慣於”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薦讀《史記》中的《汲黯·鄭庄列傳》,特別稱許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話:“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以此來暗中敲打周不應對在政治上落難的鄧小平坐視不管,而應對當年旅歐動工儉學的老友援之以手,這樣才對得起幾十年的交情。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馬上便領會出毛澤東此舉所含的用意。他隨即抽空讀了《史記》的有關章節,並在隨後給毛的信中表示對太讓鄧更上一層樓,出任政治局的秘書長(相當於中共八大後黨的總書記),但被鄧所婉拒。

儘管如此,鄧小平重返權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極不尋常的,僅僅憑毛澤東的一席話,就從一般的中央委員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沒有經過中央全會的形式走走過場。這種情形在中共黨史上是從來沒有過先例的,即便是在當年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共產國際扶植王明進入中共領導核心,也還是經過了六屆四中全會的手續。由此可見,毛對鄧的期望之殷,這背後則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鄧來取代周的打算。

讓我們還是繼續看毛澤東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運動重新安排權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召開在即。主管這件事情的外交部繞過周恩來,由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向毛本人報告了此事,探詢對中國代表團團長人選的意見。本來,各國出席這一屆特別聯大的多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照理中國也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卻屬意讓鄧小平率團前往,由喬冠華做助手。

這當然是和周恩來本人的病情惡化有關(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但實際上毛澤東考慮問題的著眼點卻並不在此,而是急於想讓鄧取代周,完成權力格局中的換馬。因為即使周身體沒有病,一直對“周恩來外交”耿耿於懷的毛也決然不願意再給他一個在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的機會。不然的話,毛在此前就不會借故突發無名業火,以“莫須有”的罪名,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周大張撻伐了。

不僅如此,毛澤東此舉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那就是通過這一為各方所矚目的舉動,向外界施放“抬鄧排周”的信號,暗示周恩來的總理職位即將不保。這在無形之中更加助長了本來已經甚囂塵上的倒周勢頭。不過,毛畢竟是慣於玩弄權謀的老手,並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為此,他在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的同時,又叮囑王海容、唐聞生不要講是他的意見,可以由外交部寫個報告送上來。這樣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圖行事,又可藉以觀察周的態度,以決定下一步運動的搞法,如果他敢於阻難這一決定的話。

周恩來當然不清楚毛澤東在背後所搞的名堂,不過憑其多年的政治經驗,不難判斷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氣,就直接提議鄧小平出任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代表團肯定是有來頭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對於一個曾經親手創立中國的外交事業、並且為之耗費了大半生心血的國務活動家,在自己的晚年終於有了可以在聯合國大會這個世界講壇上發表演講的機會時,卻又因身體和政治的雙重原因與之無緣,周內心的遺憾可想而知。實際上,這正是他多年來的夙願,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聯台國,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過這種想法。

不過,更讓周恩來擔心的還是這一安排的背後所隱含的政治信息,意識到毛澤東正在暗中觀察自己的態度,如果露出任何遺憾不滿之意的話,就會坐實毛對自己的猜忌,導致處境更加惡化。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為此,在政治上隱忍功夫極深的周恩來在處理這件事時,有意超身事外,既沒有表現出有任何情緒,也不查問外交部為什麼繞過他,同時抓得很緊,毫不耽擱,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議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報告,並在隨後主持政治局會議加以討論。

令毛澤東沒有料到的是,出來阻撓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並不是周恩來,而是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搬出種種理由反對這一安排,堅持要外交部撤回這一報告。江青這樣鬧,是因為她很清楚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訪活動,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關由誰來接替周出任總理一職的問題。為此,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已經覬覦忍耐了多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如此賣勁反周也是出於這種盤算。豈知天意難測,到頭來卻讓鄧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又怎麼能咽下這口氣來?由於江青的執意反對,政治局的多數人大部保持沉默,會議最後議而未決。

這種局面讓毛澤東相當尷尬和惱火。本來,他希望在排除周恩來後,由江青為首的左派和鄧小平領頭的右派在新的權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穩住文革的大局,卻沒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識上體,自暴其短。不過,由於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打衝鋒,毛對江青這樣鬧,一開始還是表現得相當克制。他讓張玉鳳傳話給周: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時待機的周恩來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處境的時機已到,正好可以借這件事做點文章,毛澤東在抬鄧的問題上遷怒於江青,就會多少緩和一下對他的壓力。於是,周立即表態擁護毛的決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沒有刻意亮出毛的旗號緊逼江青。他在表態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時,又盡量給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頭一周,除講話外,與各方重要人物進行接觸,創造局面後便回。”與此同時,周還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別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這是毛本人的意見,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鬧。

這樣一來,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來。就連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著附和。對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斂,反而氣急敗壞地又吵又鬧,聲言“保留意見”,要政治局“再研究、考慮”。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從幕後出來進行干預,解決這個問題。他寫信警告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要她“小心謹慎”。從這以後,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有了某種變化,儘管繼續讓她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打衝鋒,來對付黨內外的翻案復辟勢力,但卻對江青總是無理取鬧,難以擔當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漸生厭,開始有意疏遠她。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本文摘自《晚年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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