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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當年也曾經是蘇俄的粉絲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胡適應蔣介石的邀請,去美國開展民間外交,後來出任駐美大使。

駐美大使時期的胡適是非常忙碌的,但胡適畢竟是學者,一有閑暇就把時間用在讀書上。1941年8月1日,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了讀《正午的黑暗》一書的感受:

“讀完了Darkness at Noon。這部小說寫一個蘇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關在監里,受種種拷問,終於自承種種罪名,並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狀。結果還是槍斃了……描寫很有力量。我勸鯁生讀此書。”

Darkness at Noon一書其實就是《正午的黑暗》,這本書的作者是阿瑟·庫斯勒。此書比較早地描寫了蘇俄極權主義,影響深遠。不少當時思想左傾、迷戀蘇俄的知識分子,後來就因為看了《正午的黑暗》而對蘇俄產生了懷疑。

胡適在讀此書之前,也曾一度對蘇聯產生了好感,尤其是當他在遊歷蘇俄的時候,曾寫過一些文章來讚頌蘇俄。對於蘇俄的大清洗與紅色恐怖,胡適在跟基督徒謝福芸交流時,還曾站在蘇俄這一邊,認為西方輿論所報道的蘇俄紅色恐怖被大大誇大了,他一度讚賞此時蘇俄的教育制度。

而在讀了這本披露蘇俄極權主義的書之後,胡適對蘇俄產生了警惕與懷疑。在1943年1月5日的日記中,胡適認為他的朋友對斯大林的評價頗有味:

“Col. C.談Stalin的一些故事,頗有味,他說,Stalin是今日全世界第一個dictator,Hitler不足比其殘忍,然其人確有機智,能轉變,故能久專權而不敗。”

胡適曾將《正午的黑暗》推薦給和他一起去美國的法學家周鯁生。周鯁生有沒有讀過這本書,我們現在不能確定。不過,後來在對蘇俄的判斷上,胡適與周鯁生產生了重要分歧。

據智效民《從一場爭論看胡適對蘇俄的認識》介紹,1948年,周鯁生在《中央周刊》發表了《歷史要重演嗎?》。文中,周鯁生對二戰勝利後西方國家大力扶持日本與德國以抵制蘇俄的做法表示了異議。

為此,胡適寫了《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與周鯁生青睞蘇俄不同,對這一時期的蘇俄,胡適已經充滿警覺,在這封信中,胡適寫道:

“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裡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這場論爭之後不久,在朝代鼎革之際,胡適最終選擇了離開,而此時作為武漢大學校長的周鯁生,則選擇留了下來。

留在大陸的周鯁生,還曾於1950年代,通過在歐洲的陳源,勸胡適回大陸看看。陳源在給胡適的信中,轉述了周鯁生對胡適的這種希望,信中說大陸對胡適的批判主要針對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個人,還說可以保障胡適來去自由等。

對於周鯁生的勸說,胡適毫不心動。在信旁,胡適曾批註云:“除了思想之外,什麼又是我?”

其實,在胡適與周鯁生爭論之前的1946年,胡適還讀了一本反蘇俄的書。胡適在1946年4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

“讀Kravchenko's I Chose Freedom,很受震動!此君原是蘇俄駐美採辦委員會的金類專家,1944年他偷跑了,來到紐約避禍,向報界談話,請求輿論的保護。”

此書是他的自傳,描寫蘇俄的內部慘酷情形,甚有力量。

讀過克蘭欽可(Kravchenko)的《我選擇自由》(I Chose Freedom)的胡適對蘇俄內部的殘忍與恐怖有了新的認識,並對那些為了自由而流亡中國的白俄產生了由衷的同情與敬意。據後來留在大陸的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白俄”的態度。胡思杜寫道:

“全國勝利來臨時,他(胡適)離開了中國,做了‘白華’,他還盛讚‘白俄留居異土之可貴’”。

當時,胡適看的《我選擇自由》是英文版,此書在1947年即由當時的民治出版社出版,譯名為《我選擇了自由》。

耐人尋味的是,胡適還曾用這本書來勸說史學家陳垣離開北平。1949年4月,陳垣在《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中曾回憶說:

“記得去年我們曾談過幾回,關於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並且舉克蘭欽可的《我選擇自由》一書為證。……我以為你比我看得遠,比我看得多,你這樣對我說,必定有事實的根據,所以這個錯誤的思想,曾在我腦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我選擇自由》為證,胡適對北平將來的分析之所以在陳垣的腦中起很大的作用,也與陳垣對“個人與國家”關係的認知有關。在《通鑒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陳垣曾寫道: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於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去國必有可愛之道,而後能令人愛之,天下有輕去其國,而甘心託庇於他政權之下者矣。《碩鼠》之詩人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何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長思也。”

這裡陳垣闡釋的其實就是:當邦國無道的時候,對於小民而言,最好的選擇其實就是“逝將去汝,適彼樂國”。

然而,如果陳垣同意胡適的判斷,為什麼最終他卻選擇留下,並在1949年致胡適的公開信中稱其為“錯誤的思想”呢?要知道,當時陳垣是國民政府搶救學人名單里的重點人物,有很好的機會離開。

陳垣之所以選擇留下,除了年老力衰不想再動之外,還可能與劉乃和有關。據鄧瑞全《陳垣發表〈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的前前後後》一文介紹,劉乃和是陳垣的學生,也是他的學術助手,此外,她還是一名共產黨員。據悉,當國民政府搶救學人的飛機來接陳垣的當天,陳垣秘密離開了自己的家,躲到了劉乃和的家中。而且,陳垣後來所寫的《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其實也是劉乃和幫助陳垣寫的。

新文化運動時期,聽聞蘇俄革命的消息時,胡適曾欣喜地寫下《沁園春·蘇俄萬歲》的詩詞,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與人生的體驗,胡適對蘇俄的判斷也產生了重大轉變。胡適也曾把這些他所讀過的有利於判斷蘇俄的書推薦給他的朋友們,例如周鯁生、陳垣等人。然而,在人生選擇的時刻,陳垣、周鯁生都做了與胡適截然不同的抉擇。

我們是否可以說,對於一個人而言,從某種程度上,“選擇了不一樣的書籍就是選擇了不同的命運”?就像1940年代的中國,有人喜歡上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有人則青睞克蘭欽可的《我選擇自由》。

2014年03月02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南方都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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