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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歲余英時寄語港人:盡量的反抗 不能有幻想

權威中國歷史學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余英時,一生做學問,是快樂的?

“不是快樂,他很平靜。”余英時太太陳淑平說。

“因為他做他喜歡的事情。”記者問。

“因為他做他願意做的,能做到自己的基本價值,他守住了,對不對?那作為中國人是很幸運的。”前幾天,余太太跟記者在長途電話說。

能守著自己的價值,是幸運的。美國一場大風雪後,農曆大寒剛過,一月二十一日余英時先生八十八歲生日前一天,記者與一位攝影師、一位朋友到他普林斯頓郊區家裡拜訪,采攝近四小時。早知道訪問余英時教授不容易,訪問以後的工作更難。一切,都有香港及美國的美好心意在背後支持。風雪日子,如沐春風。民主不可能在貧瘠之地開花,這是余英時寫過的。他對記者說,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徵性,這一個堡壘,一定要堅守。今天,工作仍然是他的生命,他守在普林斯頓大學郊區森林小屋,繼續寫回憶錄,編訂英文學術論文結集。嚴冬有深棕色野鹿走動,等到爛漫山花過後,五月天,披淺褐色短毛,滿身白點的小鹿斑比就會來訪。“我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進香港,師從錢穆先生,之後就一直關心香港。”余英時在《中國與民主》(122頁)寫。從香港離開的人,還是會記得香港。余英時當時來香港看望父母,成為新亞書院錢穆學生。在香港約五年,余英時父親余協中,經常跟家人一起到石澳及山頂看海、坐茶館。訪問里,記者問余教授記否足跡細節,他都忘記了,情誼,卻是一生的,在心裡,在腦里。“猶記風吹水上鱗”,是余英時在文章里用來志記香港記憶的詩句之一。可以想像,他在美國悼念錢穆先生,回憶最後一次台北見老師時,眼淚不住落在紙上的情景。如果錢穆與余英時師生給予香港一個未完故事,那該是學術與思想在自由之地開花傳承的一切可能。治學天涯廣闊,“道假眾緣,復須時熟”,治學知難而不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是余英時的胸懷及價值。一九五五年,余英時獲新亞書院院長錢穆保送到哈佛大學當博士研究生。一留六十多年,那是他離開中國大陸到香港、感覺自己是個無國籍(stateless)的人以後,從自由走到更自由的歷程。“他就是平平常常一個念書人,真的,然後他很關懷社會,因為現在的社會太不公平了。”跟余英時相守一生的妻子陳淑平,不說丈夫辛勞,也不說丈夫大學問,要的只是與人平和開朗的相處。她從台灣到美國讀書而認識余英時,父親陳雪屏曾任行政院秘書長,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書名,就是陳雪屏題字。按僅有的幾次電話及見面印象,余太太是個思想非常獨立、說話直率幽默開朗的女性,夫婦相濡以沫,天天相對,有時argue(爭拗)多得很。從好玩的角度,這位歷史學人說話這麼妙,想還是有原因的。余英時看今天的香港,是看一個局。他了解共產黨的控制只有越來越緊,“這個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況,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前幾天記者再致電教授,想看他對立法會補選有沒有看法,他說沒看新聞,不置評。對於陳健民等三子及其他佔中者判刑在即,他很明白各人心裡的價值,“照法律做就是,如果坐牢就坐牢,坐牢也不是壞事,像印度的甘地。當然避免坐牢較好,但有人願意付代價,也是沒問題。”在那次面對面的訪問里,歷史家用對待學術的真誠,也跟香港作了一次真誠的對話。他不喜歡共產黨是明確的,但他對人有情,從小就看到天性。他批判到位,因為搞得清一個格局,所以,說話對局不對人。政改不重啟了,他認為等於是沒有了。“可以再等5年,再等5年,永遠這樣下去,幾次就到50年了。”“你對新女特首有什麼看法?”記者問。

“我覺得她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不是沒意見,你看她當選,就是因為她跟著北京走。她執行北京任務,不然北京不會聘用她。對特首沒什麼好期待的,特首她不跟共產黨走,那怎麼做特首?我對特首是根本沒有期待的,從前是梁振英,大家很不喜歡他,是不是?”六十多年前一段香港自由感覺,對余英時還是很深刻,那是民主與學術必須的環境。除政治以外,他認為香港人還是要堅持生活上的各種自由價值,這是最重要的。“說實話,香港在殖民地時代,自由非常充分,沒有民主,但1950年生活在香港,我就感覺沒有任何控制,我要說甚麼說甚麼,我要做甚麼做甚麼,只要不犯法。所以你們要爭取生活有充分自由,政治上沒辦法,你不能說推翻這個,我要另外來個普選如何如何,那你做不到的。但儘管香港主權在你(中共)手上,我們要有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自由,越多越好,這一點可以做,但你想重新選個政府...(不可能)。”普選行政長官目前是沒有了,參選立法會的意義,他四年前在電話里就對記者說過:首先要在立法會拿到24票,取得否決議案的主動權。“人多才起作用,泛民主派在立法會,能占多數人,或者能佔至少可以否決(議案)的人數,二十幾個,比如說24個、25個我不知道,那就會起作用。”他認為這樣不是向共產黨投降,“有一個立法會可以發揮,可以有說話自由,那我就利用這個東西,他有什麼東西就利用,(中國)叫做廢物利用。”有說大陸最先想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結果卻在香港實踐了。今天台灣還沒有實行統一,但民主自由法治卻走上軌道。對余英時來說,香港特首好一點、壞一點關係不大,沒相干。香港人只能盡量躲開控制,各種方式都可以試,基本是不讓共產黨如願以償。“(有些)大陸的人看著香港是一個希望,希望能夠跟外面溝通,能走一條新路,不希望你們變成他們一樣,那是沒問題,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徵性。”余英時說。“所以你覺得香港位置重要是不是?”“當然重要。等於我們大陸的朋友不希望台灣被共產黨打過去,因為台灣是象徵在中國民族地方也可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從前有一理論,說民主自由在中國不實行的,現在台灣人民是中國人,民主制度、民主自由、法治,都做到了,表示大陸也可以,香港也一樣。香港沒有政治上的自主能力,但思想上、生活上、文化上保持自由,至少不讓他們壓迫,那就是你們成功的地方。”雅典猶如希臘的學校,香港相對於大陸,本身就是個學術堡壘。余英時說,大陸很多教授很願意到香港各大學去訪問,待一陣子,然後把觀念帶回去,這很重要。“學術很重要,國內絕對沒有香港的學術堡壘。”余英時說。他看今天的香港,是得力於英國殖民者的自由環境。“我看英國人在香港是有功勞的,說老實話。當時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塊,是個奇大恥辱,結果讓中國開一個門戶,開一個將西方學術、文化傳進中國的門戶。所以最早像辛亥革命,孫中山就在香港大學念過書,在香港念過書。”“你覺得英國人做得夠不夠?其實50年代也有港督想推行民主發展,因為怕中國反對,沒有推行,你覺得是不是在道德責任上沒有做得很好呢?”“我想很難再做得更好。他不能說我不管了,你們去民主,你們自己選舉政府。”“要是他提早一點推行民主的制度。”“他不可能太早,因為他最早也不願意放棄香港啊。他非到中共一定要香港,97一定要還,九龍一定要一塊還,但那時候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沒那麼多時間布置。而且布置也沒用啊,最後交給共產黨,共產黨也照樣方法要控制,這不能怪英國,我覺得英國已經做得很好了。”“他最好就是甚麼都沒做?”“他做不了,根本實際上他做不了。你們現在覺得如果當時建立民主制度,普選之類的,那就好了,實際上做不到的。第一主權還在英國人手上,你是殖民地啊。”他認為除非英國退出香港,不管了,但那就被共產黨拿去了。若說英國過去做不夠,往回推,推到英國身上,他認為是“後見之明”。“彭定康是這麼說的:應該更早推行民主。”記者說。“這話可容易說,但這話不到今天你說不出來的。你在英國沒有退休,你想不出這話來的,你想都想不出。”“往前看,英國人有什麼可以幫我們?”“英國人現在不行。共產黨抓得很緊,(一臉)主權在我,他特別防英國人。他怕英國人在香港搗亂,他知道英國人還有一些有很好的印象留在香港。所以他對英國防範比美國還重。所以不大可能希望英國能夠幫你們香港爭取民主,沒甚麼作用。”熟悉思想哲學的余英時,隨口說出一本對彭定康民主思想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哲學書籍。“我知道他思想上很受Karl Popper的影響,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那是彭定康最欣賞的書,那是講民主自由最重要的一本書。所以彭定康,香港人對他印象好,因為他是最後一任嘛。”奧地利哲學家Karl Popper於1945年寫成上述著作,有別於傳統政治哲學爭辯民主是否對人類社會是較“好”的制度,作者相信人類文明的存續並非依賴“絕對的知識”,而是靠建立容許意見、知識及理論得以切磋辯論的程序及制度,在面對不同時代,都能夠繼續完善,並自由回應當下時代需求,這便是Popper所說的“開放社會”,也即是民主,而它的敵人,就是“絕對的知識”。余英時在雨傘運動前已經寫了〈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2013年7月1日於《蘋果日報》刊登。“我支持香港佔中,他們把我的書都禁掉了,不准我的書在中國出現,原因主要是為了這個。2014年,我記得清楚得很。”三年多了,國內控制越來越嚴。“我的書還是不能在國內出現的,絕對不能。不過偶然雜誌上可以寫著我,也可以出版,不過那個基本上跟政治無關。在寫書界,我的書還有人看,都是私下,國內我的書不能公開賣,但私下賣得很多。在網上可以訂,在廣西出版,有12本、12本的,賣一千塊錢(每本價錢以倍升),這都是人家告訴我的。”轉眼香港回歸20年都過了,學生、抗爭者都因社會運動坐牢了,此時此刻,他認為只得繼續清醒。“許可下盡量反抗,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給我們好東西了,給我們自由。”“學生沒有幻想,他們就是要自己去爭取,所以他們不怕坐牢。”“除非你逼他出手,不管了,那就是他真面目出現了。但如果這樣子,香港還是會反抗的,你不能把每個人都殺掉吧?”“啊,殺一個人都不好啊。(余:是呀。)哎,你覺得他會嗎?”“他也不敢。他也不是沒有顧忌,他也有顧忌。不過他怕的東西他不說出來,你以為他很自信,我覺得他沒有自信,他裝得很自信,實際上他怕。”“你覺得他怕不怕香港?”“他怕,他最大的感情就是怕。”“啊,恐懼。”“是恐懼,所以他越來越凶。如果你很自信,你不會這樣怕的。你罵幾句有什麼關係?國民黨時代《大公報》也是駡國民黨的。”余英時認為坐牢當然在某程度有用處,但完全靠坐牢也不行。被取消議員資格的議員,也不聰明,本來要多選進立法會,從內部系統對付制衡政府,“但你現在自己把這條路給斷掉了,不是很聰明的辦法。這是一下子出氣,很高興,出氣代價太大了。”他知道,在香港製度下,能做的是很有限,可是,“你不能說完全不用他的system,我重新來過,那是革命啊!你怎麼革命呢?現在你不可能革命嘛,你們後台是大陸,你革命解放軍就出來了,你更不能動了。”作為一個有份量的歷史學者,也曾任中大副校長,余英時認為大學校園裡討論港獨,認為校長、教職員及學生,各有位置。“我看見中文大學有一個獨立研究社團(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我是在中文大學校刊物看到的,它不說是要獨立,他研究獨立,作為學術問題來研究。”可是,今年一月中,中大迫於中方壓力,再發聲明反對港獨。前此,去年九月,十間大學校長已聯署反對港獨,余英時對此有他有獨立的看法。“這跟校長沒關係,校長不重要。你要不要做校長?對不對。你說我不做校長那當然可以,但你還想做校長你就得聽他話。”“是不是很悲哀?”“是悲哀,那你對幾個校長的要求太過頭了,他那個職責就是執行香港的制度,香港的制度規定不能...”“不是說大學有學術自由嗎?他可以不說話就成啦,為什麼要公開說?”“也有不說話的吧。”“不是,他們十間大學的校長都一起簽署。”他認為除非不想做校長,否則很難不執行一個政府的原則。“你的書裡面說,大學要做一個監督民主(政府)的機構。”“當然是啊。但中國過去提倡民主靠北京大校之類,那北京校長是蔡元培啊,後來是胡適啊,那不一樣呀。國民黨政府也不能要胡適怎麼樣,不能要蔡元培怎麼樣,但是這是共產黨政府啊。我認為faculty(教職員)和學生可以自由表達,學校行政人員你就不要管他。真正的大學力量,不是行政辦事人員。辦事人員只有照規章做,我根本就不期待他們能怎麼做。”大學校長角色矛盾,怎樣反應,怎樣處理,只能靠校長個人。“校長要是很有獨立性的人,那他可能不管,讓你們去討論。但是校長也想做官做下去,那他就可能不讓你討論獨立。”“那就是反映我們大學學術自由...”“看學生怎麼辦,看學生用甚麼方式。不是在於校長說話的問題,校長說甚麼我們可以不聽。”“但是我們對他們有期望(expectation)。”“對校長有expectation我想很少,我不認為現在你找到一個校長接受任命,還可以獨立,這校長馬上就沒有了,校委會馬上就開會,把你開除了。你找到幾個這樣反抗的人?如果有這樣一個反抗的人,他何必做校長?所以靠學生、靠教職員(faculty)。”七十年代初,余英時回中大當副校長,因為幾間書院改制事情,鬧了風風雨雨,以往老師唐君毅對他很不滿意,結果,回中大兩年後,余英時返回美國去了,後來他也拒絕回來中大當校長。“校長的立場會影響學生跟老師在學校裡面的學術自由嗎?”“我相信不會吧。校長沒有那麼大力量,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也代過校長的,我不覺得有甚麼大力量,我走的時候他們都要我做校長,我不要做,覺得沒有用,校長就是聘教授或者開除教授,或者甚麼,只有這點作用。校長沒有那麼大號召力的,對校長的期望太高了。”如果心裡珍念學術自由價值,余英時認為校長也有迴旋餘地,用隱蔽方式,不用公開方式支持。“要是他聰明,不大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就是很好的校長了。”現在的大學校長也會跟中方官員接觸,政治迫人,沒有中方官員會同意學生討論獨立的,中方官員都是聽黨話,余英時說:“基本上是校長不可能公開允許學生討論獨立,這是很確定的。他只能說,學生討論他知道了,或是知道了假裝不知道,只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期望他是有良心的校長,在這個議題上放寬、放鬆已經很好。”相同的價值,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做法,余英時忠於自己,始終直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余宅屋外小路留著一月的殘雪,和那用網罩好的錦鯉小池,一切都是美好的。近來風雪,余太太說啟動過屋裡的發電機,應付停電。在香港的人,想起普林斯頓森林小屋裡“小書齋”,處處書稿,和余太太打趣的說話:“他說如果書房整整齊齊的人,大概都是不看書的。”讀書人屋裡的價值,令人溫暖。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夏雨荷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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