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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回憶大躍進:已動搖部隊軍心

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于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

在軍隊幹部中,也有對大躍進的抱怨,有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這支歌時,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

中共元老李銳晚年留影

初步鳴放後,對1958年大躍進有如下看法:

1.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謊報的結果;

2.大鍊鋼鐵是勞民傷財,是得不償失;

3.糧食、副食品供應的緊張,就是農副業沒有大躍進的證明。

對公社化運動提出這樣一些問題:

1.是“早產兒”,“群眾不是自覺入社,是被風刮進來的”;

2.違反了客觀必然性,“是根據上級指示人為的產物”;

3.沒有高級社優越,“農民只說高級社好,沒聽說人民公社好”;

4.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沒有條件,“公社的缺點大於優點,現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

關於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認為是“心血來潮”,是“左”傾思想。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把兩種所有制轉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是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階段,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理。有不少人認為“共產風”是從上面刮下來的,中央。省、地三級應負責任,因為決議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統一核算、自負盈虧;武昌會議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比蘇聯容易;北戴河提過工資制改為供給制等。也有人認為上下都應負責,風由上面颳起,到下面就越刮越大了。關於公社生產方針,認為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時過早,原料、技術、設備、產品、銷路等環節,問題極多,且影響農業生產,容易造成勞民傷財。公社仍應以農業為主,工業放在從屬地位。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應該取消,應增加社員收人。都認為公共食堂並非共產主義因素,有三大壞處:排隊、搶食、浪費糧財;現在不要,將來也不能要。

在5月間討論經濟形勢時,天津市各區黨員幹部對1958年大躍進有以下種種看法,部分人抱有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1)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認為全民鍊鋼得不償失,糧食不夠吃,市場空前緊張,“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成了盲目發展,是冒進了”。(2)工業躍進了,農業沒有躍進。(3)政治躍進了,經濟沒有躍進。經濟損失很大,集中表現在鍊鋼上。大鍊鋼鐵有四大害處:一、影響秋收;二、影響整個工業生產;三、煉出的鐵不能用;四、國家賠了23億。結果是勞民傷財,全面緊張。(4)生產上躍進了,生活上倒退了。(5)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對農民的覺悟估計過高,忽視農村的現實條件。”“主觀願望超過了客觀。”等等。

六七月間,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自由議論學習中,從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看,認為辦人民公社的條件根本不成熟,發展也太急太猛。吃飯不要錢不符合按勞付酬的分配原則。“全民鍊鋼”的口號不對,“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萬噸鋼的指標也可以不提,因為這是領導上主觀主義的規定。要算政治賬,但也應算經濟賬,全民大鍊鋼鐵得不償失,賠的錢可以進口好多鋼。經濟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響不好。“以鋼為綱”的口號有問題,滿足不了經濟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個並舉”成了百廢俱興。“兩條腿走路”成了多條腿走路。

廣州軍區據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這個材料是彭德懷提供的),“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他們認為經濟緊張是全面的,長期不能解決的。有的人講怪話:“現在除了水和空氣以外,其他一切都緊張。”“中國大躍進舉世聞名,但我懷疑,市場緊張就是證明。”有人甚至認為我們的事業後退了,說:“1956年好,1957年較好,1958年成問題。”他們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優越性,說“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規律”。“人民的覺悟沒有跟上來,工人、農民和軍官都對成立公社有意見”。

“蘇聯建國40年還允許私人有房子,我們建國不到10年,就什麼都‘公有化’了”。“公社的優越性是宣傳出來的”。他們認為經濟生活緊張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說:“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有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這支歌時,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位排長講怪話:“在公社勞動,還不如給地主幹活,給地主幹活有飯吃,還給錢。”講這些話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職務,彙報材料中說,這些人“政治上一貫落後”、“有一人是反右派鬥爭時的重點批判對象”。上述少數部隊中下層幹部談的,當然主要是當時農村情況的反映。

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於1959年7月4日到無為檢查工作,他是本地人,戰爭時期長期在這個地方工作,因此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他感到最突出的問題是公共食堂不能再辦下去了。9日,他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隊,向隊幹部和群眾宣布三條“三還原”: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當晚就要縣委書記予以貫徹。到7月15日,全縣6000多個食堂就“一風吹散”了,並對少數“雷打不散”的也下令統統解散。張還責令縣委調查公社化前後有關勞動力、生產資料、房屋、幹部作風和發病率等情況的變化。這是會議後期大批右傾時,有名的“張愷帆事件”。

6月間,國務院所屬工業、農業、財經、文教十幾個部委的黨外人士,聽了國內經濟情況解釋後,統戰部作了一個綜合反映:少數人對於這個解釋,仍有懷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質部副部長許傑說:“1958年的成績,說大也大,說沒有也沒有。”有的說:“去年大躍進,還不如前幾年沒有躍進。”有的甚至說:“現在物資供應緊張情況,比日本統治時期還要嚴重。”

不少人對去年糧食增產仍有懷疑,“糧食增產每年絕不可能超過50%”。不少工程師說:“鍊鋼損失了23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拿這筆錢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鋼都買來。”“去年鍊鋼到街上去挖磚,這叫做一面建設,一面破壞。”“給鋼讓路這個提法不恰當,不符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文化部有人說:“去年大躍進,可說是人民力量大檢閱,是人民對黨的信賴,但黨也不能濫用這種威信。”一機部的工程師說:“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說產量可以翻一番、兩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眾說行,群眾是多數,你說不行也不行,走群眾路線的結果走錯了。去年發生的錯誤,沒有經驗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問題,有些人不懂裝懂。”一機部一位人大代表說:“我在思想上有一個矛盾沒有解決,就是如何對待運動。我很怕運動。對有些意見,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說:“不說真話,怕說真話,都是怕戴帽子。”

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對去年大躍進和當前市場供應緊張情況憂心忡忡,持有批評性的看法。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銳的、諷刺性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章伯鈞說,1958年搞錯了,鍊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

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于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

7月4日,毛主席批發了“幾篇論述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文章”。如山西(前進》第6期社論《論社會分工與協作》,指出大躍進中,某些社會分工被打亂了,某些地區與部門協作關係中斷了。當前問題是,對重點建設的要求偏高偏急,基本建設的鋪點過多過寬,而有關生產和生活的輕工業和某些次要的原材料工業,則照顧偏輕偏少。有的行業為保重點,被迫轉業,如陶瓷業改成耐火材料廠,許多鐵器手工業集中成冶煉企業。社論認為目前階段,各地區不應強調建立一套工業體系,決不能把人的主觀能動性估計過高,對待手工業改組要慎重,在相當長時期內,它們在生活與生產兩方面,仍是現代化工業的必要補充。社論還批評了在廠礦企業發展多種經營的思想(這是毛澤東在視察武鋼時提出的),似乎大躍進要求社會分工越粗越好。有些廠礦不管條件允許與否,盲目發展“衛星廠”,提出“萬事不求人”的口號。又如北京《前線》連續發表社論,號召注意綜合平衡,不但在全國、全市應該抓緊,而且在一個廠礦企業,一個縣區、公社內部,也應加註意。從而批評了在計算產品和產值中的不正常現象。在某些企業中,為了追求產值數字,甚至不惜大量投料,生產不急需產品或不能配套的半成品,浪費了材料,積壓了資金。產值計劃雖然完成,產品計劃卻沒有完成。這樣做是本末倒置,從而影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為當前工業生產中主要矛盾之一。

從上述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廣大幹部和黨外人士,尤其是技術人員,以他們的親身感受、所見所聞,對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鍊鋼,乃至總路線,提出了根本懷疑和否定性看法,也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各省市領導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從思想認識上扭轉過頭的東西。連柯慶施也帶了一些糾“左”的材料上山。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廬山會議實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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