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
這是1942年3月，在延安從事馬列著作翻譯的高級知識分子王實味。
列寧時期蘇聯設立的"療養食堂"，可視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史達林時期擴展建立的小白樺商店，蘇共中央幹部可以憑"特殊配給卡"，以低廉價格購買國內稀缺的食品和進口貨。
首長特供香菸
1941年9月，從蘇聯回來的任弼時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按照蘇聯體制健全了嚴格的等級供給制，同時完善了機關食堂的管理制度。比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工作人員伙食分為"大中小"三"灶"，其中，小灶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幹部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建國後，各式各樣的"特供"有增無減，從政府出資營運的"菜籃子"，到依口味定製的香菸，到只為領導人製衣的裁縫，60多年來特供制度未曾間斷。而對於很多人來說，"特供"，神秘而遙不可及。
"34號"供應部
1972年2月21日，一場秘密國宴正在人民大會堂進行。
為確保萬無一失，宴會的菜單和菜單設計等事務都由周恩來逐一安排核准並親自圈定。此前，他還親自召集有關部門開會，—再強調準備工作要做好做細。負責食品採購工作的張濤參加了那次籌備會議。
宴會結束後七天，《中美聯合公報》簽署，封存在中美之間22年之久的堅冰就此打破。張濤和他的同事們招待的客人正是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
▲1972年2月隨尼克森 訪問中國大陸期間，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森在北京飯店後廚參觀。
多年來，張濤所在的工作單位對外只用數字"34號"來代表。這個成立於1955年12月的正處級單位，設立伊始的使命，就是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 訪問中國大陸元首以及類似國宴這樣的重大國事活動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在當時，這被明確為一項長期的"政治任務"。
這項政治任務在1956年由公安部正式移交中共北京市委負責，移交時隸屬北京市第三商業局，後又劃歸第二商業局，自此成為龐大特供體系中的關鍵一環。
通過二商局幹部高智勇的回憶，我們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別"之處，和對負責、參與"特供"事務人員要求的嚴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於三個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質量、高水準第二，方便第三。所以其"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
為保證絕對安全，負責"特供"業務幹部與職工，由商業局親自選調，而保衛幹部與化驗人員，必須經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警局選派。政治態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點審查的因素。
同時，他們不僅要認真執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與組織紀律，還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務對象，特別是"特需"對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實。
1959年至1961年，中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同時也是特供制度高度發展的時期。
對享受"特供"待遇的幹部，因權位高低和官職大小而制決標准。如"四副雙高"（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標準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菸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
在困難時期，執行特供任務的34號供應部，能做到特供保證，實屬"不易"。據鳳凰衛視報導，由於商品匱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國各地以"政治大局"為重，壓縮當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
改革開放後，食品短缺的情況逐漸不復存在。1980年代末，部分全國政協委員提出取消高級幹部特供點，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通過決定，規定"取消對領導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然而，後來對領導幹部的特供實際上並未取消，反而又有新的發展。34號供應部也仍然在為領導幹部提供特供食品。
時至今日，已由二商局股份制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團，每年還須承擔北京70%的"特供"工作。以2009年全國"兩會"為例，二商集團為"兩會"共儲備15大類1191個品種食品，並籌措1404萬元大宗商品，通過其下屬11家單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議期間，34號供應部職工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以實現"特供產品合格百分百、網點配送零誤差、信息傳遞全暢通"目標。
在確保"特供"的同時，34號供應部也逐漸轉向商業化經營。公司註冊了"34號"的圖形、數字和文字等商標，並推出自有品牌商品——作為"特供"機構存在的供應站，最終也匯入改革的洪流中。
香山農場
比34號供應部更早的，是北京玉泉山附近的"香山農場"。
建國後不久，在歷來被稱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歸屬於中央警衛局管理的農場——"香山農場"建成，產品專供副總理以上中央領導和部分老中央委員，開啟了新中國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制度。
▲周恩來視察香山農場
在供給制年代，首長沒有工資，大多在中南海西樓總特灶就餐。少數願在自己家裡吃的，由公務員打回去，菜餚變化不大。總體上是農場提供什麼，就做什麼。除了保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需要外，其他首長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
進入薪給制年代，香山農場則以"真材實料"和"物美價廉"，來保證"（首長）夫人們為了有計劃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買到物美價廉的農產品"的要求。
由於香山農場的特殊性，其規模也不斷擴大，並在部隊介入下，組建了更大的生產班子——"玉泉山農場"。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農場還開墾了山坡荒地，栽種果樹。
到了收摘季節，果品分為一、二、三級。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孩子）。
有一年初夏，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季節不對，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因此，農場專為毛主席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等。對此，有人解釋為"專供中的特供"，有的則戲稱"我們種的是黨中央一塊小小的自留地"。
1956年後，香山農場按政策改變劃歸北京市統一管理。之後，中南海首長各家和總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農場提供。
2011年，相關媒體報導稱，巨山農場隸屬於北京首都農業集團有限公司，為國家高級官員的瓜果蔬菜主要供應地。農場位於首都環境保護區的西山腳下，水質、大氣、土壤的質量均達到國家規定的優級標準，主要以綠化食品生產為主。
"132小組"
如今，四川什邡煙廠還珍藏著一幅毛澤東吸菸時的照片，桌上有一個白皮煙盒，上面標有"2號"字樣。
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種煙歷史的曬煙之鄉。然而，70年代最讓什邡煙廠和范國榮為人稱道的，則是當年為領導人生產特供煙的"132小組"。
由於原料缺乏，甲級捲菸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應範圍，首先保證外事和國家重大活動用煙，其次是供應高級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
范國榮，當年什邡煙廠的制煙工人。1964年秋，他收到所在什邡煙廠的書記的通知，"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務。"入選的成員一共四人，都是政治合格、技術過硬、經驗豐富的老師傅。去了成都之後，他們才知道是要給賀龍造煙。
忙完了，四名師傅回到什邡。不久，黨委書記又通知他們：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紙菸，現在犯了咳嗽病，所以改抽雪茄。現在，咱們廠開始給毛主席製作雪茄。
接到任務之後，什邡煙廠共研製出35個雪茄配方，在樣品試製成功之後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號成為選定產品，毛主席選定的是2號煙，屬於味道較淡、食指般粗的中號雪茄。
▲毛澤東抽的2號雪茄菸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為了確保毛主席的抽菸安全，供煙生產組從什邡遷往北京。由於給部分領導供應的是13號煙，給毛主席供應的是2號煙，生產組被稱為"132小組"。小組設在南長街80號，牆上拉著電網，門口有士兵站崗，對面就是門牌號為81號的中南海。"132"的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生產原料依舊由什邡提供。
給中央領導造煙，安全最重要。范國榮老人回憶，"當時我自己生產煙的那個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圍拉著鋼絲網，進屋以後，特製的煙放在一個上鎖的大鐵柜子里，鐵柜子里還有一個上鎖的小柜子。逢年過節要放假的時候，門窗上都要上封條。"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132"在年底宣布停止生產，范國榮等人轉成北京煙廠的職工，特供煙的生產交由北京煙廠負責。
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北京煙廠與中南海警衛局協商後，將當時為毛主席提供的捲菸起名"中南海"並註冊商標，"中南海"由此走出了南長街80號。
紅都服裝
在公司大堂內，櫥窗里放置著紅都為毛澤東製作的灰色中山裝，其後寫著，"1949·勝利者的選擇。"
▲紅都公司大堂櫥窗里，陳列著為毛主席製作的中山裝
半個多世紀以來，由"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與滬上服裝名店合併發展而來的紅都公司，幾乎獨享了為中央領導人製衣的政治殊榮。
新中國成立後，國事交往、高層領導互訪頻繁化，領導人出席重要活動增多，著裝得體顯得十分重要。
1956年，中央辦公廳決定，從上海把一些"紅幫"裁縫調運到北京，組成"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師服裝加工部"，專為國家領導人和外事人員做衣服。"紅幫"，因其為"紅毛"（洋人）縫製洋服而來。
經過了嚴格的政治審核和體格檢查後，12名紅幫裁縫被選用。他們被安排住進了中南海一個小院的集體宿舍里，日常通信必須遵守保密制度，外出還要特別批條，按時回來再銷假。
他們接到的首要任務，是在9月中共"八大"召開前為毛澤東設計合體的著裝，讓他以嶄新的形象出現在主席台上。
8月的一天，已是半夜12點，技術最好的田阿桐裁縫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來到中南海書房，他要為毛主席量體製衣。出於安全考慮，他只能站在毛澤東5米開外"目測量體"。但憑著豐富的經驗，田阿桐一次目測成功。
根據毛澤東額頭寬，臉龐大，身材魁悟的特點，田阿桐對傳統中山裝的款式進行了改造。他設計了一種新型衣領，將傳統小領改為闊而長的新型尖領，並根據毛澤東脖子特點將領口增開到46公分。在裁剪上，為突出毛澤東身材挺拔，田阿桐特地將上衣前闊及後背做得稍寬，後片比前片略長，墊肩稍微上翹，中腰稍凹陷，袖籠也略有提高。
毛澤東對這樣的設計非常滿意，還特地拍了一張半身標準像。後來，這張標準像被掛上了天安門城樓，田阿桐由此包攬了70年代中後期毛主席所有的制裝任務。
隨著改革開放，中共領導人著裝風向也在變化。
1983年2月，胡耀邦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同志座談。他問道，"你們穿的衣服怎麼還是老樣子？我贊成你們穿西裝，因為你們要同外商打交道。"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笑著說，"耀邦同志你先帶個頭穿西裝，我們才沒有顧慮，膽子才會壯起來。"胡耀邦則回答，下次來深圳一定穿西裝。
其實早在1981年，田阿桐師傅就開始為胡耀邦製作西服。胡耀邦總書記是第一位請紅都製作西服的中央最高領導人。紅都技師為中央領導人製作的西服，通常採用平駁領、前襟兩粒單排扣，顯得幹練莊重。
1984年後，紅都走向大眾，而在這之前，普通百姓是沒有機會穿上紅都服裝的，來紅都制裝需要持省部級以上的介紹信。
時至今日，"特供"可謂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問題引發的對"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權力觀念等滲透導致的對"特供"的追捧。深諳此道的商家，則魚龍混雜地打著"國宴專用"、"人民大會堂特供"等旗號斂財。取消"特供"，已成時代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