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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前秘書李銳文章被屏蔽:九九感懷

毛澤東說不怕戴帽子、撤職、離婚、開除黨籍、坐牢、砍頭,我除了頭顱還在,其他都經歷過了。在延安誣我為'特務',受刑很厲害:5天5夜不許眨眼睛,這是康生從蘇聯帶回的經驗——'久不讓睡覺,就會講真話'。1959年我從廬山一下來,水電部就開上千人的大會批鬥我,前前後後3個月,最後被開除黨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職處分,沒有開除黨籍,只有我是一擼到底,送往北大荒勞改。

我今年99歲,過去做夢也沒想到,能夠活到這個年齡。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鄉水土、家庭遺傳基因有關,不大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頑強。現在我還堅持游泳,一次還能游300米。我寫過一首詩:'百歲當今相見稀,鄙人運氣自稀奇。一生苦難知多少,最怕單監與餓飢。'

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自殺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經歷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們兩人胸懷坦蕩,性格剛烈,受不了無端的侮辱,對'主公'和國家前途感到絕望,走上'寧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難比田、周兩人不少。毛澤東說不怕戴帽子、撤職、離婚、開除黨籍、坐牢、砍頭,我除了頭顱還在,其他都經歷過了。在延安誣我為'特務',受刑很厲害:5天5夜不許眨眼睛,這是康生從蘇聯帶回的經驗——'久不讓睡覺,就會講真話'。1959年我從廬山一下來,水電部就開上千人的大會批鬥我,前前後後3個月,最後被開除黨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職處分,沒有開除黨籍,只有我是一擼到底,送往北大荒勞改。

那時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農場,由部隊直接管。我的性質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沒有和右派們在一起,而是住在農場附近的興華村,和村裡的一個單身老頭同住,跟他睡一個炕,比右派自由,沒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興華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時間。到興華村半個月以後,從中央組織部來了一個處長,讓我重新談自己的歷史。安子文當時是組織部副部長,他參加了廬山會議,可能對開除我黨籍有不同看法。廬山會議最後的大會上,周小舟說出田家英批評毛澤東的3條: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後有人議論;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當時田家英、胡喬木坐在會場內,面無人色,全場緊張得不得了。那天的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他立即問我:'李銳,怎麼回事?'我沒有慌,馬上站起來回答說:'小舟聽錯了,這是我的意見,他誤會了,以為是田家英說的。'劉少奇反應很快,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不在這裡談。'就把這個問題掩過去了,沒有繼續追究。這使在場的一些人對我產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這樣。他以後對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國家機關黨委負責人問我對開除黨籍的意見,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檢討,提出重新處理的請求,保留我的黨籍。我卻因為廬山召開黨的最高領導層會議,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為彭老總講半句公道話,深感絕望。我回答說同意開除。到北大荒以後,安子文又派這個處長來,希望我講一點請求的話,要求留在黨內。結果我還是什麼表示也沒有。那個處長聽我講了出身、家庭,談來談去,也沒有可能改變,就回去了。

剛到興華村,村裡的負責人讓我去鏟大糞堆,我照辦。因為我在延安做過一點體力勞動,沒覺得怎麼樣。那時的思想狀態是:要我勞改,我就老老實實勞改。思想上對自己也有責備,覺得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在興華村自己不能做飯,吃公共食堂。開始伙食還可以,到1961年糧食就很困難了,菜也沒有,最後把玉米芯磨碎,加一點糧食,做成餅,就吃那個東西。我寄了一塊給范元甄,告訴她我的生存狀況,她還是幫助了我一下,寫了幾封回信,寄了糧票給我。結果公社負責人把信和糧票都截下來了。那時最值錢的是糧票。後來范元甄發現我沒收到糧票,就不再寄了。我餓得沒辦法,在地裡頭撿到一點土豆、野菜,立刻就生著吃了。後來我大姐從湖南寄了一點餅乾給我,我放在一個布袋裡,被那個同住的單身老漢偷吃了一半。因為單身漢吃食堂,沒有辦法存糧食,有家的人還能偷偷存一點糧食在家裡。那個時候公社倉庫里有公糧,老百姓不能私藏糧食,幹部們到各家查存糧,翻箱倒櫃,簡直就是要把人餓死。大姐也給我寄過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懷安和畫家胡考在850農場勞改,有一天來看我,我就把大姐寄來的餅乾分給他們吃。王懷安到現在還記得這件事,感激莫名。他們的生活比我還糟糕。右派剛到北大荒,沒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帳篷。冬天來了,零下三十幾攝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還要勞動表現好。

北大荒當地農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給我看他的手,都變了形,彎曲著,根本伸不開。當地老百姓甚至懷念日本人統治的時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撿他們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頭天還在一起幹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後的遺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飯啊!公社食堂那個時候已經基本沒有吃的了。但是我發現一個現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裡負責的人,臉色都很好,證明他們是吃得飽的。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從劉瀾波那裡知道我快餓死了。我寄過一塊吃的黑餅給瀾波,他在部黨組會上給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廬山會議上沒發言。富春就把我調到虎林鎮發電廠勞動。那是一個小火電廠,也就幾千千瓦。電廠人對我還可以,勞動就是擺個攤子賣菜籽,體力消耗不大。發電廠糧食也多一點,街上有賣雞蛋的,5毛錢一個,這就救了我的命。後來電廠傳出去了,鎮上很多人知道,有個8級幹部在這裡賣菜籽。

在虎林鎮,我碰到故宮博物院的右派於善浦,他曾經在北京見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帶了一箱餅乾給我。關於范元甄,文革中讓我寫她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講過她半個不字。范元甄那時候也是沒辦法,她要跟著黨走嘛,又帶著3個孩子。

我在北大荒認識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餓。日本人統治東北,沒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後農民生活實在太苦了。後來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還聽到那裡的公社書記說,三年困難時期,有人餓得把兒子殺了吃了,被槍斃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自己幾乎被餓死,有切身體會。

我在興華村時,看到有白頭髮俄國老太婆在鄰村地里勞動。當地人告訴我,她們是30年代從蘇聯跑過來的。於是了解到中國大躍進這種事情,蘇聯搞集體農莊時也發生過,他們餓死了幾百萬人。

在北大荒勞改的歌唱家張權的丈夫莫桂新餓死了。經過王懷安這些人反映,右派後來全被調回北京。我是'右機',不是右派,比他們晚回來3個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調回北京,總算活了下來。

我回來後,范元甄要和我離婚,到法院辦了手續,我就搬到六鋪炕水電部的單身宿舍八號樓。我跟田家英電話相約,到鼓樓新華書店碰面。碰面以後,就在街上散步,兩個人都戴著口罩,怕有人認出來。那次談話談得很深,主要是談毛,談到大躍進錯了,談到我在北大荒親身的體會。田家英也談了他自己的境遇,從廬山下來以後,毛對他已不太信任,有的會不讓他參加了。他跟毛的關係若即若離。分手時我說,毛在出了大躍進這種問題之後,應該轉彎了,應該不會再亂來了吧?家英對我這話不置可否。我覺得,國家不能再折騰了,死了那麼多人哪!那時還不曉得是死了幾千萬!我能夠活著離開北大荒,是田家英他們把我救出來的。家英卻沒有活過文革這一關。

1963年11月,我被發派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當職工文化教員,也幹些體力勞動。文革開始後,就不讓教書了,變成勞動改造。1967年11月11日,一架專機把我弄到北京,關進秦城,蹲了8年單監。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獄,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專案組來人調查毛澤東幾個秘書的情況,即胡喬木、田家英,還有吳冷西幾個人。我說這幾個人沒有問題,秘書中最危險的其實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我猜是這個原因,把我抓進了秦城監獄。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歸還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廬山會議上的筆記本,我讓人到陳伯達的檔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還給我(沒有這個筆記本,我寫不出《廬山會議實錄》)。中央組織部也找出了陳伯達、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監獄,都是關的單監。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單監。單監過久,很容易讓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時,就聽到王若飛的一個故事。王若飛在綏遠單監關了6年。抗戰開始,王若飛出獄,有老朋友送他一塊懷錶。他看了一陣,說:'鍋蓋。'6年失語,沒人對話,腦袋都停滯、痴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樂,想盡辦法來轉移心中的煩惱,終於把腦子保護下來了。

秦城是20世紀50年代初按照蘇聯圖紙修建的。我原來以為是公安系統自發搞的,後來凌雲告訴我,是毛澤東1955年下命令建的。這種心理不知是為什麼,好像蔣介石對內部也不這樣。秦城原來關國民黨戰犯,文革開始後,關自己人,建造監牢的負責人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也被關進來了,當然還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劉仁、陸定一等高級幹部。裡面常聽到各種呼喊聲:有整天喊'毛主席萬歲'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罵看守的,接下來就會聽見有人開鎖進房,痛打叫罵者,於是又響起被打的慘叫聲。

我在秦城後一段時間跟陸定一是隔壁鄰居,他的隔壁是凌雲。我很熟悉陸定一的聲音,在延安時他是《解放日報》的總編輯,我管社論,在一個窯洞里辦公。陸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被打倒的中央一級幹部。我聽見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麼事兒也沒有啊!'放風的時候,他就唱《蘇武牧羊》:'蘇武留胡節不辱······'我從他的聲音聽出來了。平反後我在北京醫院病房裡碰到他,一問,果然就是他。陸定一跟我談過,文革中他被關到秦城以前,是單獨關在一個衚衕裡面,審問他,逼他,沒辦法,他就承認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陸定一於上海南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電機系畢業,參加過長征,在莫斯科是反對王明路線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著當翻譯。陸定一文革後是真正清醒了,但鄧小平不給他安排實質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醫院,直到去世。

閻明復同我談過,他是1968年關進去的,不知道他的父親閻寶航已死在秦城。閻寶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慶,他從德國大使館知道希特勒打蘇聯的日期,立即告訴周恩來,周即告訴斯大林,蘇聯還不相信,後來給閻發了勳章。閻明復說,他在秦城得過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棟樓,崔也跟我談過,他在秦城也患過精神病。北京市委書記劉仁一直戴著手銬,吃飯都不自由,最後銬死在裡面。

文革期間,秦城共關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級幹部,死在裡面的近30人,被打傷致殘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我後來負責組織編寫中共組織史資料,查清了這些數字。

我在秦城關了一年後,從牆上高窗戶看到,外面的'大老吊'還在蓋房子,預感到坐牢要做長期打算了。除了鍛煉身體外,還要注意保護好腦子。怎麼保護好自己的腦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讓腦子動起來,經常想問題,尋求答案。於是就不斷吟詩,絕句和律詩,還有詞,牢牢記住。在秦城監獄想看書讀報,開始不允許,後來可以看書了。審問我的人從我家裡找來幾本書,《列寧選集》和《馬恩文選》等。有次在牢房裡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護士給我一瓶紫藥水和棉簽。於是我用紫藥水在書中的空白處錄詩,共保存了400多首,內容主要是回顧一生經歷,對人物和書本的評價,述說一些感想和見解等。我的痛苦和煩惱因此得到轉移和緩解,把腦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鷹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報》發表,登了一滿版,趙朴初看到予以鼓勵,送我兩首詞;錢昌照老人辦詩會,也讓我主持其事。1980年在湖南出版《龍膽紫集》,後來再版過幾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還為這本書寫了《李銳詩詞本事》,選錄200多首加以注釋,介紹詩的背景。有一首的緣起是1959年從廬山會議下來後,水電部開大會責問我'還放過些什麼毒?'我就把過去寫過的文章都交出來,讓他們找毛病,結果確實找不出來。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聯是'平生文字難成獄',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聯,晚上突發靈感,對出下聯'自我批評總過頭',當時心裡特別高興!還吟出'六不怕唯頭尚在,三餐飯後嘴難張'等聯句,也很得意。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元月4日,從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電力部工作。隨後兩部分開,1982年2月,我已經65歲,從電力部正式退下來。在辦手續之前,陳雲讓他的秘書王玉清捎話,讓我去中組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我不願意去,因為知道黨內高層人事的複雜,退下來就不想幹了。後來陳雲寫了個條子給我,說是不是嫌當局長職位低了,先乾著,以後再說嘛。這我就沒辦法再推了。

一去就參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組,組十二大班子。帥大姐、章蘊大姐提名我進中央委員會,章蘊是十二大人事小組成員,帥孟奇不是,但她在黨內威望很高。十二大上,電力代表團的李伯寧不同意我進中委,要以代表團的名義反對。童大林也在那個代表團里,說:'你對李銳有意見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們的意見。'後來由李志民接替我當了青干局局長,我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隊的選拔工作。

1984年陳雲收到3封對我的告狀信,其中有鄧力群一封。陳雲在鄧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這麼多人對李銳有意見,看來他繼續待在組織部不合適。這是習仲勛告訴我的,幸虧由於年齡過線,我已兩次上書要求退下。新任組織部長喬石主持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同意我離休,並向全國發了一短電:李銳在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年齡過線,自己要求退下來。十三大我還是選進了中顧委。

李銳與老伴張玉珍

耀邦下台以後,王震出面向高層活動,推薦鄧力群當總書記。我感到此事太重要,關係黨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陽、小平寫信,以書面方式反映鄧力群的問題。他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建特區,過去有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和品德問題。我附上了楊尚昆主持批判會所做結論的原件。鄧小平批了3條:第一,撤銷鄧力群一切工作;第二,舊賬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補資格。然後將信轉給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閱,這3個人都圈了。當晚,胡啟立就打電話告訴了我,但是第三條沒告訴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落選中央委員,沒法進政治局了;將他安排到中顧委,又落選中顧委常委,只當了中顧委委員。後來趙紫陽對宗鳳鳴講:李銳為黨立了一大功。

儘管我的體質比較好,可鐵打的好漢也經不起太多的折騰。11年流放,8年單監,我的身體受到很大的摧殘,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臟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體檢各項指標比較正常,當然得益於先進的醫療技術,但最重要的還是我晚年有一個好老伴張玉珍。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劉瀾波堅決反對我跟范元甄復婚。他看過范元甄對我的揭發材料。這份材料當年交給鄧小平,鄧說:'太惡劣了!燒掉!'劉瀾波告訴我,這份材料傳到他手裡時,已布滿煙蒂燒痕。1979年我62歲,頭髮還是黑的,不少人要給我介紹對象,有的還是電影明星。最後我選擇了張玉珍。她是陝北米脂人,家是貧下中農,14歲進綏德抗大學習,戰爭年代當過護士,懂得醫療護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為人正派,願意幫助有困難的人,文革時,她家成了受衝擊的老幹部和子弟的避難所。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紅軍,她在建設部負責老幹部工作,受到好評。結婚前,張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3個孩子,前妻還在,很猶豫。劉瀾波找她談話,說李銳如果同范元甄復婚,我們黨組反對。玉珍才同意結婚。玉珍對我的關心和護理可以說無微不至:我3次半夜發病,都是她及時發現,送醫院搶救過來了。她天天照顧我吃藥,每周為我打針3次,從不間斷。她在政治上同情我,關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擔心我會入獄,特地找帥大姐,說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獄,否則活不下去了。帥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給她寫過一首詩:'我還越活越年輕,感謝婆姨米脂人。護士醫生兼政委,喜歡亂講最擔心。'她平時雖然勸我不要亂講話,關鍵時刻卻很有主見。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醫院看癌症晚期的孫大光,知道紫陽住在同一層的911室。我們隨後就去看紫陽。病房門口有4個便衣,守在那不讓進,說正在進行紫外線消毒。玉珍說:'我也搞過護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裡面,怎麼可能把人放在裡面消毒呢?'磨了半個小時,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發現那4個人的房裡有一個手機,就拿起手機來,交給其中的一個,讓他請示上級:李銳來看趙紫陽,準不準?那個人只好到房間外邊打電話,回來之後,就讓我們進去了。我看見紫陽坐在病床上,角落裡有個小電視機,床上放一張小桌子,上面有幾張報紙,都不是當天的。看見我們,紫陽說:'你們來了,我都不知道你們來。'我看他的神態是不行了,心裡十分難過。我勸他不要看報,不要看電視了,對眼睛不好。紫陽擔心剛出了一本有關他的書(指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作者會不會有麻煩。我說沒有問題,這個人我認得,他現在沒事,讓他放心。紫陽說他想回家,不願意住在醫院。我說,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來看望你的。和紫陽分別15天後,他就去世了。沒有我老伴堅持,這一面就見不上了。

這些年,我一直思考3個問題:人類進步的動力,主義、理論和共產黨本身。1954年、1958年,我去過蘇聯兩次,吃不到雞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過美國3次,還去過法國、日本、巴西、瑞士、荷蘭、澳大利亞、幾內亞等國,對世界現狀有不少感性知識。1989年應邀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當時有學者預言,蘇聯最晚會在2017年垮台,我還接受不了。結果,當年就出了問題。蘇聯模式離開了普世規律。久加諾夫總結蘇共垮台的經驗教訓,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壟斷。20世紀是人類歷史發展變化最大的世紀,兩大陣營對抗,蘇聯陣營失敗了。蘇聯推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製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階層和資本家階層,是不能消滅的,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留給後世的教訓。人類社會進步,主要靠科學和民主。沒有民主,科學也發達不了。還要靠法治,依憲治國,而不是靠什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就是缺乏民主、科學,只有人治,而無法治。百年來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還想看看這個世界的變化,當然更關心中國的變化。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從來沒有喪失信心。最近的兩首詩可以表達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對摺磨,上世紀中驚逝波。暴力引來仍暴政,改革方能去夢魔。

不久將投爐火中,為民做主未寬鬆。何時憲政實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2015年第5期炎黃春秋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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