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抗戰最悲慘戰役 揭秘毛致電彭曝中共不抗日 - ☀阿波羅新聞網
阿波羅新聞網新聞 > 人物 > 正文

國軍抗戰最悲慘戰役 揭秘毛致電彭曝中共不抗日

——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曝中共消極抗日真相

中條山戰役期間,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再度告誡說:「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佔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

中條山戰役期間,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再度告誡說:“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佔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

1954年,彭德懷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後草坪

中條山戰役,當年也稱晉南戰役。但因為中共在內戰期間也打過一場晉南戰役,為避免混淆起見,這裡仍用中條山戰役一詞。以往研究1941年中條山戰役的著作論文並不少見,但研究到中條山戰役過程國共兩黨的交涉及其相互態度問題的,卻只讀過劉貴福的一篇。目前僅見劉貴福在《抗戰中期的國共配合作戰問題百團大戰、中條山戰役為中心的討論》(《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討論。因為劉文佔有資料有限,因此多少有點語焉不詳。近來讀鄧野《日蘇中立條約在中國的爭議及其政治延伸》見《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見有專節討論,而且引述了多種國民黨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斷的出發點,是“對誰有利,對誰不利”,可謂眼光獨到,頗具新意,讀後很有收穫。

中條山戰役,發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國民黨守軍中條山根據地完全陷落而告結束,前後不過30天左右時間。據日本《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述稱,此役日軍只用了21個小時就佔領了國民黨守軍最重要的渡河點垣曲,用35個小時便完成了外側包圍圈,用40個小時完成了內側包圍圈。也就是說,日軍從5月7日傍晚開始行動,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對中條山近20萬中國軍隊的雙重合圍。之後,日軍各兵團反覆三次“篦梳掃蕩”,直至消滅國民黨全部守軍為止。據日方統計,中國軍隊此役被俘達35萬人之眾,遺棄屍體約42萬具,日軍戰死僅679名,負傷2,292名,傷亡不足中國軍隊1/12,因而,中條山戰役成為國民黨抗戰以來最為慘重和恥辱的一次軍事失敗。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田琪之、齊福霖譯:《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32、135頁。

由於中條山位於晉南,臨近之晉東南是八路軍主力所在之處,因此,戰役開始後不久,意識到中條山根據地堅守困難的蔣介石就多次放話要求八路軍採取牽制行動,以配合中條山國民黨守軍作戰。因為中共方面近兩周時間均未採取作戰行動,不僅蘇聯駐重慶的軍事總顧問多次向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等表示不滿,就連在國統區影響極大的中間派報紙《大公報》也公開發社評,引述日人報紙的挑撥言論,旁敲側擊地責備中共不該袖手旁觀。集合了中間各重要黨派的新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也由主席黃炎培牽頭,發表公電,請求八路軍即刻出兵配合政府軍作戰。《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社評),重慶《大公報》,1941年5月21日,第2版。

顯然,鄧文注意到了國共兩黨這時相互間極端不信任的情況。文章根據毛澤東當年說國民黨用“激將法”引誘八路軍參加作戰的說法,認為蔣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鳥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實力,如不出兵,則以放棄抗日立場之名,從政治上打擊中共”。進而說,日本人這時是一面大舉進攻國民黨守軍,一面卻主動配合重慶朝野對中共的攻擊,故意散布“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的消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最後則認為,因為毛澤東“識破”了蔣介石的“激將法”,日本攻晉南的中條山,毛澤東卻執意要部隊到晉東南和冀南去作戰,“就是不在晉南”配合國民黨守衛中條山戰略根據地,從而使“蔣之激將法失效了”。

依據史料分析論證,得出某種分析或結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問題是,鄧文上述這些判斷或近似結論性的觀點,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與論證,多系推論或猜測。

其一,鄧文講蔣介石實行“一石二鳥之策”,搞“激將法”,只有毛澤東當年的電報猜測為憑。

其二,鄧文說毛澤東故意要部隊去遠離戰役進行區域的晉東南和冀南作戰,是不讓蔣介石的激將法得逞,未舉出史料來佐證。

其三,鄧文認定日軍電台在戰役進行期間散布“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就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同樣沒有史料支撐。

而且,即使是推論,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邏輯,鄧文的上述推論本身或不盡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邏輯。

如,文章講蔣介石搞“一石二鳥之策”,一為逼中共出兵,藉機“消耗其實力”;一為中共堅持不出兵,即從政治上打擊之,實為蔣之“激將法”。這裡,前一法,即通過種種辦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將”之法。但後一法,即中共不出兵,進而從政治上打擊之,則明顯不屬“激將”範疇,一併歸之為“激將法”,邏輯上顯有問題。

而且,照鄧文所舉史料和常理,蔣這時要中共出兵,目的理當是要八路軍幫助牽制進攻日軍,以解中條山國民黨守軍之圍。怎麼就解釋成了逼八路軍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軍的實力了呢?蔣到底是要請八路軍幫助解國民黨軍之圍,還是要誘騙八路軍去讓日軍消滅,二者只能取其一,邏輯上也不存在蔣這時想要一併達到兩個目的道理。

再如,文章說“把國民黨的要求稱作激將法,表明蔣的一石二鳥之策,毛已瞭然於胸”,並認為毛澤東故意讓部隊去遠離戰區的晉東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蔣之策略“失效”。但問題是,文章同時也承認,蔣激八路軍出兵之法“失效”,順勢從政治打擊中共之策卻實現了。這也就是說,蔣之一石二鳥,毛化解了一擊,卻沒有避免另一擊,那又如何能說毛對蔣的“一石二島之策”,“已瞭然於胸”呢?

同樣,說“晉南之役期間,日軍電台多次廣播稱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其實就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也有邏輯上的問題。因為,照常理,日軍在作戰期間公開透露某些信息,理當是為有利於自己作戰目的服務的。國共之間雖有矛盾,卻同屬抗日陣營,均為日軍之敵,說這個時候日軍電台有意透露共軍消極抗日的消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讓人頗難理解。因為,提供這種口實來引起國民黨和中國公眾輿論向中共施壓,中共為避嫌,照理勢必做樣子也要打給國人看,這豈不是給正在進攻的日軍自己找麻煩嗎?

鑒於鄧文上述推論漏洞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讀者對歷史的曲解,筆者不能不對國共兩黨為何會圍繞著中條山戰役的配合問題,發生嚴重分歧和激烈交鋒,以及毛澤東為什麼堅持不予積極配合的情況,依據現有史料,作出與鄧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於歷史真實的分析與說明。

由於在毛澤東看來,這個時候已經是“你一國,我一國”,你蔣介石政府的損失與我無關,因此,1941年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對中共對國共關係的這一基本認識並不能發生影響。蔣介石對此也是心知肚明。蔣被迫取“激將”之法以要挾,毛堅持以我為主不為所動,均在情理之中。過於強調《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對國共兩黨在中條山戰役問題上各自立場的影響,似無助於理解這個時候兩黨關係的實際狀況。蔣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鄧文用來說明蔣介石在中條山戰役即將發生之際,要求中共配合作戰,是“一石二鳥之策”,舉了兩條史料以為證明。一是軍令部部長徐永昌5月5日日記所錄:“蔣先生命(劉)為章面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徐永昌日記》第6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01頁。一是任職於侍從室的唐縱5月8日日記中所記:“下午黨政軍聯席會報,劉為章提議發動各機關各社團籲請中共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如果中共部隊不策應作戰,顯然違反抗戰立場背離民眾意旨,是自棄也,且其結果將引起共黨內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戰,則足以協力打擊敵軍,亦國之幸也。當時對劉為章甚有讚佩之意,後為章報告時,說明此系委座囑其與周恩來談話,因而有此提議。”公安部檔案館編註:《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第206、207頁。

上述兩則資料,所談均為劉為章轉述的蔣介石的意見,內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記的是:要麼中共出兵配合政府擊敵,要麼即是放棄抗日立場;唐縱記的是:如中共出兵協助抗敵,則“國之幸也”,否則顯系違反抗戰立場背離民意,“是自棄也”。這兩條記述的字面意思應當不難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戰,以證其仍在抗日,否則即等於表示放棄抗日立場。用這種方式勸告中共配合作戰,確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澤東稱其為“激將法”,應當也不錯。

問題是,從這一勸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鄧文所謂“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實力,如不出兵,則以放棄抗日立場之名,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一石二鳥”的意思呢?尤其是,說讓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實力”,實不知所據為何?

在上述兩則資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縱的記述中多了一句劉為章的提議,即:“發動各機關各社團籲請中共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發動各機關各團體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將”之一法,與“消耗其實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邏輯關係。何況,唐所記為劉報告稱,此一提議“系委座囑其與周恩來談話,因而有此提議”。從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發動各機關各社團呈請中共出兵的提議,是蔣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這是劉根據蔣囑其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議的。說中條山戰役期間“策動社會輿論出面向中共喊話,其背後的操盤手不是別人而是蔣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斷。

而且,不僅我們今天從字面上看不出蔣介石讓中共出兵的意圖中,有“消耗其實力”的意思,就是當年記述上述兩段話之人,也沒有聽出蔣的這個意思來。

徐永昌聽出的是,蔣介石這時因為害怕中條山作戰失利,因而試圖用這種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記中頗不以為然,特別以兩字表示反感,認為“錯極”。其解釋稱:“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只遭其輕視而已。”《徐永昌日記》第6冊,第101頁。可知在徐看來,蔣這時不過是病急亂投醫,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沒有什麼謀略和計劃。

唐縱聽到此話,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賢能誠不可及也”。但這也不是鄧文解釋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麼,則需要多讀幾則唐的日記,了解唐這段話究竟是佩服蔣的何賢何能。

自皖南事變以來,國民黨高層多數主張厲行壓制肅清之策,唐對此頗感擔心,一直主張處理中共問題應“深思籌算”,“不能簡單決定”。因而對蔣介石“想緩和中共的決裂”,極為贊成,嘆其“謀國之心,亦良苦矣”。中條山戰役開始前和戰役開始後,唐還兩度正式呈文說明反對從軍事的角度來設計解決中共問題的辦法,“主張政治鬥爭重於軍事鬥爭,分化重於防制,(加強)宣傳的戰鬥性以瓦解中共”見唐縱日記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192、198、202、203、209頁。不難看出,不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辦法解決中共問題,而且在他心目中,蔣也不是如此“富於陰謀策略鬥爭精神”在唐縱的眼裡,只有共產黨的領袖才是這種人。見唐1941年4月28日見張國燾後所記日記,《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205頁。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蔣在這一問題上之“賢能”,顯而易見也不是因為蔣想出了什麼“消耗其實力”的辦法,而是蔣想到了唐苦心孤詣想要運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產黨”的具體手法,即藉助輿論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戰,或為保實力而冒失去公眾輿論同情自陷於道德困境的危險。

記述蔣介石上述言論之人如此解讀,那麼提出這一做法的當事人蔣介石自己又是怎麼考慮的呢?對此,鄧文估計因缺乏材料,因而沒有隻言片語的說明。故這裡需要就已知的蔣介石日記的內容,稍加梳理與分析。

據國民黨軍史資料,國民黨方面是在4月20日開始研究日軍進攻中條山的危險局勢的,蔣介石25日開始考慮加強中條山及洛陽、潼關防禦工事問題,而有關軍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發出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著:《抗日戰史(晉南會戰)》,1981年,第7頁。從蔣日記看,他當天已經讀到這一文件,並且注意到日軍大規模增兵晉南,有渡河進攻洛陽、甚至西安的危險。但一連幾天,蔣介石都估計,第一,日軍“決心肅清我在晉各部隊”;第二,“日軍必不敢過河侵洛(陽)潼(關)”。因此,他的計劃仍是如此前幾次中條山抵抗日軍進攻的辦法一樣,決定集中力量於晉南,與敵一戰。

從探報得知,此次日軍調動兵力極多,故從蔣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頗感緊張,擔心這次作戰未必能夠保住中條山根據地不失,害怕再遭敗績。但蔣介石最初還是堅決否定了將晉南部隊南撤過河的意見,他的態度是:“嚴令晉南各軍團結一致,死中求生”,“雖被其殲滅亦所不畏”。當然,他在內心反覆安慰自己的話是:“無論勝負,已盡人事。故此心泰然無懼,即使晉南失守,亦不過如此,並無妨礙我抗戰之計劃也。”《蔣介石日記手稿》,1941年5月2日、3日、6日,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檔,並參見《徐永昌日記》第6冊,第99頁。

由戰役發生前數日蔣日記所記情況,可知蔣介石這個時候確實陷於中條山保衛戰的嚴重危機感之中。換言之,徐永昌的判斷理當不錯,即蔣介石已經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經因皖南事變與中央政府撕破了臉,中央政府也一直沒有改變中共軍隊必須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規定的範圍之內的要求,他卻置中央政府的顏面於不顧,反過來想要求中共幫忙了。因此,蔣介石國民黨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採取了用公眾輿論來施壓的所謂“激將”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蔣是在求中共出兵幫助減輕中條山失守的危險,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誘中共出兵,利用日軍來打擊削弱八路軍。

可以支持這一判斷的,是這個時候飢不擇食的還不僅是一個蔣介石,而是整個國民黨高層,甚至包括理當親共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在內。

據徐永昌日記記述,5月7日下午日軍開始發動全面攻勢,8日下午劉為章提議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黨政軍會報中崔可夫也明確提出建議,主張立即下令讓八路軍出兵助戰,以牽制進攻日軍。會議當即決定兩案:一、令衛立煌指揮朱德作戰;二、以蔣委員長名義下令並說明,日人乘我內部摩擦將侵及洛、潼,八路軍如尚不放棄抗戰,應即加入作戰。《徐永昌日記》第6冊,第103頁。對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異議。他當場表示說:“共軍不加入作戰,國軍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協將置委員長前令於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應仍加入一句,即令其並遵行撤至河北作戰命令。”考慮到如此要求八路軍出兵,不僅有礙中央顏面,而且自毀“中央提示案”與何、白“皓電”之明令,故當晚徐又專門打電話給蔣介石,強調說明:“共軍之打敵與否,全視與彼有利與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開戰前及開戰初為證)。否則,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實是看我打,遇機尚要撿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傳,事後是要求。我必落個急時抱佛腳,事平不還願。”他的意見,應告訴中共代表周恩來,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話是警告性質,同時亦不必令衛立煌指揮他們,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認奇貨可居。他說:“我們真要對之妥協,亦必待敵人此次攻擊過去平息後再與商討,不應在敵人進攻時示弱。”對於徐永昌的意見,蔣亦認為有理,因此他在電話中表示贊同,並說明照此意見交由劉為章再向周恩來進行轉達。只不過,蔣介石內心還是希望八路軍能夠出兵。因此他仍舊提出,劉為章轉達時要加上“彼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國家的良心,這次敵人進攻,十八集團(軍)打敵不打敵,即證明其與敵妥協不妥協”一句。他顯然認為這樣講會更有“激將”的作用。《徐永昌日記》第6冊,第103頁。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這時的日記中對其授意劉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完全沒有記載。了解蔣記事習慣者都很清楚,蔣對自己認為重要且頗感得意之舉,一向是有聞必錄的。蔣對此一句不提,恰好可以印證他本人這時對這件事情並不感到得意,更非深謀遠慮,很可能恰恰是病急亂投醫的一著,因而有意不寫在自己的日記里。

有關蔣將中條山之役與中共聯繫起來的日記,只在9日的日記中才有出現。蔣介石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重申日軍“決無渡河攻洛之兵力”的同時提到:“中共藉(借)此要脅(挾),應淡然處之。”《蔣介石日記手稿》,1941年5月9日,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檔。這後一條顯示,他這一天已經得到了延安方面8日回復的意見,即“配合作戰”“不成問題”,唯須先“解決新四軍問題”、“速發餉彈”和“停止反共”等。對此,蔣因無法讓步,自然視為要挾,但因無可奈何,故頗感無奈,只好“淡然處之”。

10日,劉斐(為章)再向周恩來轉達蔣、徐商量好的意見,請中共鄭重考慮,周恩來此次作了比較積極的回應。因此,蔣介石在次日馬上接見了周恩來,用懇切的言詞委婉地表示說:“你們如配合行動,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有了成績後自然發給”,“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們安心,我一定命他們放人”。他並且具體說明了八路軍可以配合的作戰方法和具體方向,稱:“只要你們用游擊戰爭的方法,切斷同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敵人一恐慌,一定會恢復原狀。”《周恩來關於蔣介石要求華北我軍配合作戰等問題向中央的請示電》,1941年5月10日;《周恩來關於與蔣談判情況致中央電》,1941年5月11日。很顯然,蔣介石對周恩來的回應非常興奮,他不僅在當天的日記中特別記下了這一情況,還特別寫道:“中共對晉南戰事或能望其表示擊敵,余仍以誠摯待之。”《蔣介石日記手稿》,1941年5月1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檔。

由上述情況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由於中條山根據地對防守河南洛陽以及陝西西安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因此,蔣介石國民黨無論如何不願輕易放棄。中條山以北、以東,又都靠近中共的武裝根據地,在日軍大舉進攻,眼看中條山不保的情況下,蔣病急亂投醫地想到了請中共幫忙,卻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軍譽、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挾,結果就弄成了左右不討好的局面。簡單地說蔣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想要“一石二鳥”,或藉機“消耗其實力”,或藉機“從政治上打擊中共”,恐怕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中共回應的經過與未能實際上配合的原因

鄧文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何拒絕配合國民黨的中條山戰役,沒有具體的解釋與說明,只摘錄了毛澤東5月9日和14日兩則電報的內容:一是強調我們決不要被國民黨的激將法所動;一是強調我們要配合也不要在晉南,而應當放到晉東南和冀南去。其結論是毛澤東用這種辦法使“蔣之激將法失效了”。這一解讀,也不準確。

如前所述,中共在軍事上與國民黨衝突摩擦的問題,由來已久,與《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及中共對蘇日條約的態度,並無多少關係。實際上,如果我們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會議的爭論,我們理當注意到,因為相信“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槍杆子裡面出一切東西”,因此,毛澤東對軍事問題最關心。而他處理軍事問題的根本原則,又恰恰是鄧文提出的那個“全部問題的實質和核心”,即“對誰有利,對誰不利”的原則。換言之,這和是不是配合國民黨作戰也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像毛澤東當年不主張太快出動軍隊上前線,反對打陣地戰、運動戰、正面戰,甚至不主張集中作戰等,表面上他強調的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對國民黨要提高階級警惕性,實際上,卻是因為他注意到當時黨領導下的三四萬部隊是中共革命最後的本錢。在他看來,如果貿然將這幾萬部隊送到抗日的戰場上,輕易地在與優勢的日本軍隊的作戰中損失掉,無論如何都是不利於“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實後來也證明,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1937年9月25日新編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隊,即八路軍一一五師,以4,000餘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關口前受命伏擊日軍的輜重隊和汽車隊,一戰就損失了1/10,且傷亡中相當一部分還是長征過來的團、營、連、排幹部。《林聶關於一一五師平型關戰鬥和傷亡致毛朱彭電》,1937年9月26日。如果繼續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軍正規部隊展開正面作戰,其後果可想而知。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軍事領導人都因此認識到了毛澤東這一軍事思想的意義。包括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前總的領導人,平型關戰役後也還是相信,即使對機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強的日本第五(板垣)師團,如果在山地,還是有打勝仗的條件的。《朱彭任關於目前形勢的估計與我之戰略方針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12月。

直到1940年秋冬發動“百團大戰”之後,中共軍事領導人的思想才徹底地轉變了過來。

“百團大戰”的起因是因為日軍對中共根據地加強了進攻,使華北根據地的生存條件開始惡化。彭德懷力主要給日軍以還擊,結果是,兩個月破襲戰打下來,僅一二九師就損失上萬人,多數參戰部隊損失都在半數以上。而且,日軍反而進一步加強了對八路軍和根據地的大規模掃蕩行動,根據地變得更小、更困難了。而且,不服輸的彭德懷在野戰中也親歷了消滅日軍正規部隊的不易。

1940年10月底,即“百團大戰”進行過程中,彭德懷、左權在山西武鄉縣蟠龍鎮關家堖親自指揮一二九師三個旅的兵力,圍攻日軍一部300餘人,苦戰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軍逃走,而一二九師則損失了500餘人,是日軍的兩倍還多。《楊尚昆關於華北工作的報告》,1941年2月19日。另據潘澤慶在《關家堖戰鬥:百團大戰中極具爭議的一戰》(《黨史博覽》2007年第6期)一文中稱:當天被圍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師團的岡崎歉受大隊,總共約500人,被殲滅400多人,突圍逃走60餘人,八路軍傷亡600餘人。又據“鐵血社會”網友“裝甲師101”根據日方資料考證,岡崎大隊當天在關家堖的兵力應為560名,軍官16名,有2挺重機槍、18挺輕機槍和18具擲彈筒,被殲400餘人,八路軍則傷亡2,000餘人。

對前總發動“百團大戰”,毛澤東從一開始並不很贊同,只是出於擊破國民黨罵八路軍“游而不擊”的宣傳的目的,配合前總在公開講演中表示過肯定。但隨著1940年11、12月國民黨“反共高潮”的發動、“百團大戰”顯露出來的問題,再加上緊接著發生的皖南事變和國共關係惡化的情況,毛澤東隨後不止一次地對“百團大戰”提出過批評。尤其是1941年春開始,由於“百團大戰”暴露了華北八路軍的實力,部隊受到過多的損失,並引來日軍異常殘酷的大掃蕩,各個根據地嚴重縮小,這些都進一步印證了毛澤東軍事上的預見性及其策略的意義。前總朱德和彭德懷都清楚地意識到了自身的問題,並陸續作了自我批評。

由上可知,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發生時,除了國共關係已經嚴重惡化,雙方還嚴重地互不信任,許多遺留問題都未解決,關係難以緩和外,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華北八路軍剛剛遭遇過“百團大戰”的失利,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任何進一步刺激日軍轉向八路軍的作戰行動,都很難、也不可能表示贊同。因此,當國民黨軍事當局在戰役發生前的5月5日找到周恩來,要求八路軍予以軍事上的配合時,雙方之間的這種交涉自然不會是順利的。

依據當時的電報可知,5月7日,日軍開始發動進攻。次日,毛澤東就接到周恩來報來的國民黨要求配合的消息。像以往處理類似問題一樣,毛澤東的回答是很策略與靈活的,其答覆是:“對於國民黨要求我們配合作戰,須告以當然如此,不成問題。”進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決新四軍問題;(乙)速發餉彈;(丙)停止反共;(丁)派機送周回延開會。《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提出的要求事項致周恩來電》,1941年5月8日。

這裡答“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云云,一是蔣介石國民黨是為抗戰而求助於中共,自詡抗戰最徹底的中共中央對此沒有拒絕的道理與可能;二是國民黨“游而不擊”的批評以及蘇日條約給中共帶來的消極影響,也都要求中共不能簡單地因不信任國民黨而忽略國人的感受。但實際上,毛回電的核心之點,是在四項要求上,並非在“不成問題”上。

5月9日,周再電毛,彙報與國民黨代表劉為章談話情況,稱劉為章聲稱,如八路軍未與日軍在華北妥協,就應發動攻勢,牽制日敵云云。劉為章的話顯然讓毛澤東非常不滿,他當即憤然複電稱:“國民黨現已大慌,卻仍想用激將法使我為他拚命,所謂中共與日妥協一類鬼話可置之不理,對配合作戰,可滿口答應,請其速發餉彈等。”《毛澤東關於國民黨對日寇進攻驚慌失措致周恩來電》,1941年5月9日。

這裡,“對配合作戰,可滿口答應,請其速發餉彈等”,進一步印證了毛前日回電的關鍵所在。

注意到國民黨的“激將法”,毛澤東馬上與朱德、王稼祥等領導人商量了應付的辦法。中共中央當天將國民黨要求配合作戰的消息電告了前線將領,說明:“敵正集中兵力,企圖進攻河南、陝西、雲南,打通平漢路,截斷西南、西北交通線。對豫陝兩方,聞(敵)調動兵力在四個師團以上,日來平漢、同蒲各路運輸甚忙,戰事有在近日發生可能。”“國民黨要求我軍配合作戰,惟仍想用激將法,謂中共如不與日妥協,便應在華北發動攻勢,制止敵進。”毛澤東在電報指示中說明:“我們方針,決不被其激將法所動,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據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種工作(這是極重要的),按當地情況許可,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據點。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並極力發展統戰工作。”《毛、朱、王、葉關於對日寇進攻形勢的分析與我們的方針致彭、左等電》,1941年5月9日。

在這裡,“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據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種工作”,是毛澤東這時對“不成問題”的“配合作戰”的具體考慮。當然,毛並不反對採取一定的作戰行動,但他明顯不主張部隊向外採取進攻性的、直接配合中條山戰役的作戰行動,而是特別說明,這種配合應“按當地情況許可”,以“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據點”為條件。只是“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所謂接近豫陝地區,指的是晉西南,即靠近陝甘寧邊區的黃河以東的區域。要求部隊在這個地區與友軍配合作戰,與其說是配合中條山戰役,不如說是毛注意到日軍有渡河攻陝的危險,因而要求注意加強陝甘寧邊區的防禦和鞏固。

5月10日,國民黨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致電彭德懷,也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由於衛立煌與中共有特殊關係,因此,毛澤東專門針對衛電指示彭德懷,告訴彭如何妥善應對。他要求彭在回復衛立煌時,應“擬一部署計劃電告,此計劃中在太南太岳兩線者戰事發生時雖不是猛打,但應準備施行之;在其他區域者只做樣子,不應實施。計劃擬好後不急於告衛,但先復衛一電告以自當配合作戰之意以鼓勵之,僅在其催促時再以計劃告他。另以一電給衛,請其轉陳重慶速發餉彈”《毛澤東關於配合衛立煌作戰問題致彭、左電》,1941年5月10日。

在這裡,仍可清楚地注意到毛澤東“配合”的主要著眼點,可以準備作戰,但作戰目的為的是鞏固自身根據地,在其他區域雖也可一併做一計劃告訴衛,事實上卻“只做樣子,不應實施”。

這一天及11日,周恩來接連來電彙報劉為章及蔣介石談話內容。同時,周亦轉告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的勸告,要求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說非如此不能爭取民心,且如此還可乘機向蔣要餉。《周恩來關於蔣介石要求華北我軍配合作戰等問題向中央的請示電》,1941年5月10日;《周恩來關於與蔣談判情況致中央電》,1941年5月11日。

毛澤東得知崔可夫也出面干預,更為不快。兩天後,他措辭嚴厲地指示周恩來,要他轉告崔可夫說:兩年半來,國民黨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勢以來就沒有打什麼仗,而“我黨對日則無日不戰”,“要告訴總顧問,要他不要隨便亂說。國民黨至今還說我軍游而不擊,甚至說我對日妥協等鬼話我們決不為這些鬼話所動”。《毛澤東關於要總顧問不要隨便亂說致周恩來電》,1941年5月14日。

1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再度告誡說:“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佔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考慮到不打一下不能平息各方疑問,毛澤東這一天首次提出了針對中條山戰役作一配合的建議。他提出:“我意主要配合區域應是晉東南與冀南,其他作為次要配合區域(即按尋常狀態作戰)。”但他的關注點也仍和陝甘寧邊區的安全有關。他說明:日軍沿黃河增兵甚多,飛機亦有增加,並備有皮船多隻,揚言渡河,沿河民眾甚為恐慌,西安糧價亦猛漲,西安人心惶惶,正疏散和轉移中。故“我軍於此時機有在敵側背給以打擊以振奮國民黨之必要”。《毛澤東關於團結對敵有計劃地配合友軍作戰致彭德懷電》,1941年5月1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41頁。

這個時候,國民黨及中間派的批評質疑已經沸沸揚揚,毛澤東因此特別注意到加強宣傳策略的運用了。他專門電告八路軍駐西安和洛陽辦事處負責人稱:請“向各方表示,八路軍新四軍均在敵後猛擊敵人,與正面友軍配合作戰,決不計較國民黨的反共仇恨。惟餉彈兩缺,希望政府接濟”《毛澤東關於八路軍新四軍均在敵後猛擊敵人給伍雲甫、袁曉軒兩處長電》,1941年6月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43頁。他同時也致電彭德懷、左權,要求八路軍“總部應與蔣介石、徐永昌、衛立煌、閻錫山通報,不斷告以敵情、戰況,特別是勝利消息,表示我軍熱心配合作戰,並向他們請示,以影響其抗戰決心,爭取國共好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新編本),第1058頁。實際上,中條山戰役進行僅幾天時間,國民黨守軍的防線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軍已被敵分割全面潰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軍很快就進入到篦梳掃蕩階段,蔣介石也已下令部隊撤離中條山。而八路軍的配合作戰部署還未完成。5月16日,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彭德懷制定好了配合作戰的具體部署,計劃用小部兵力在晉東南加以“配合”,對外宣傳則說大部,實際主力仍集中整訓。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聯名致電彭德懷,表示同意,同時也解釋了目前採取這種政策的原因所在。

電報稱:“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凶,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

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等指示稱: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電報特別附上了周恩來轉報的蘇聯顧問的意見,但指出:“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於目前方針問題致彭德懷電》,1941年5月18日。正是在此方針下,華北八路軍的部署是,主力休整,以一部相機配合友軍作戰。轉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76頁。

由於國民黨軍在中條山有組織的抵抗到這個時期已經基本結束,因此,八路軍雖有一部之配合計劃,但並未實際發生戰役配合的作用。

因為在中條山戰役中被聚殲十餘萬人,國民黨方面自然會遷怒於八路軍的不配合。國民政府軍委會隨後以發言人的名義公開發表談話,暗示“八路軍坐視不動”見《大公報》,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第1版。。但中共中央這時對日軍事方針已定,因此除多發戰報、著力影響輿論外,並不為所動。

中共中央這時的基本軍事方針是什麼呢?這就是:今後應採取“熬時間的長期鬥爭,分散的游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從最激烈的武裝鬥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武裝實力與民眾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為此,應避免“單純的軍事鬥爭”和“表面上的尖銳對立政策”,要“善於隱蔽自己保存實力”,反對“一切只著眼到一時的痛快拚命鬥爭,而不知轉彎的辦法”,以免“引起敵人殘酷的鎮壓”和“造成群眾的恐懼”。《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卷,第212、220頁;《毛、朱、王、葉對河北平原反蠶食鬥爭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頁。

結語

緊接著發生在一個月之後的中共與蘇共之間幾乎一模一樣的意見紛爭,可以更進一步證明中共對中條山戰役的策略,並非純粹是對國民黨的,而是毛澤東一貫軍事鬥爭思想的一種體現和他堅持革命功利主義的一貫風格。

1941年6月22日,德國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蘇德戰爭瞬間爆發。蘇聯軍方因為擔心與德、意結盟的日本會與德國配合,對蘇聯實行兩面夾擊政策,因而戰爭爆發後不久就專電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軍在軍事上採取牽制日軍的行動。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蘇聯方面的要求後,即電告彭德懷稱:“當日寇舉行反蘇戰爭之危險時,情報與破路二事甚為重要。”“望即準備一個計劃,目的在拖住敵人。”《毛、朱、王、葉關於情報與破路事致彭德懷電》,1941年6月30日。

因為“拖住敵人”容易被理解為要作戰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電彭德懷,特意叮囑說:“日蘇戰爭有極大可能爆發如日本攻蘇我軍須準備配合蘇軍作戰。目前作此準備,以待時機成熟,即可行動,但此種配合,是戰略的配合,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請在此基點上考慮一切問題。”《毛、朱、王關於準備在戰略上配合蘇軍作戰致彭德懷電》,1941年7月2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0頁。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轉達蘇聯軍方的情報,催促八路軍加緊行動。毛澤東6日回電,對此一情報頗表懷疑,稱:“蘇聯戰局有漸趨穩定形勢,日本似不是攻蘇而是牽制英美。”《毛澤東關於日本似不是攻蘇而是牽制英美致周恩來電》,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並開會研究了配合作戰的問題,仍決定只限於在情報與破路兩件事上予以配合。會議決定直接向共產國際提出:“某些在華蘇聯友人希望我軍目前即發動向日寇的進攻,而不認真注意積蓄與保存在將來日攻蘇時與蘇配合作戰的力量,這是有害的見解。”《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共產國際關於蘇德戰爭與各國共產黨任務指示的決議》,1941年7月13日。

很顯然,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顧慮其實和在中條山戰役配合國民黨作戰問題的顧慮是一樣的。那就是,對八路軍現狀的擔心。這時,中共中央“敵後抗戰的總方針”業已確定,那就是“熬時間,儲力量”。在武器裝備等技術條件沒有改變之前,盡量不用積極的軍事行動刺激敵人。《中央關於敵偽軍偽組織的工作決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卷,第182、186頁。

7月15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詳細地說明了他的考慮。他說:“自蘇德戰爭起,我們即刻加緊偵察和準備破壞交通,藉以牽制敵人。我們決心在現在條件下以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但由於日寇在華北已佔據了四年,對大城市、鐵路、礦山等已建築堅固工事,且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我們每槍平均只有二十發,機關槍極少,炮則更少,爆炸的黃色火藥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從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採取鞏固敵後根據地,實行廣泛的游擊戰爭,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而不採孤注一擲的方針”。《毛澤東關於我們決心在現有條件下最大可能幫助蘇聯致周恩來電》,1941年7月1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頁。

在這裡,毛澤東對配合蘇聯作戰問題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論日軍攻蘇與否,中共都不可能在軍事上採取作戰行動予以牽制。毛澤東明確指示各地領導人說:“如日冒險攻蘇,我之方針並無變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軍事上在武器裝備未改變前仍是與敵無時間的不冒險亦不消極的長時期的游擊戰爭。”目前情況下,“八路(軍)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毛澤東關於八路軍新四軍仍應堅持長期鬥爭的方針致劉少奇電》,1941年7月18日;《毛澤東關於自衛方針應準備長期堅持下去致黃克誠、劉少奇電》,1941年7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頁。

在這裡,毛澤東和以往歷任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區別之明顯,一目了然。他顯然沒有把蘇聯的存在看成是中國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認為蘇聯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國。

毛澤東並非不關心蘇聯的死活。毗鄰的蘇聯的存在對於中共革命意義之大,沒有哪個共產黨人不清楚。僅僅在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萬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戰結束的檔案文獻記載,在此期間莫斯科提供給中共無償援款應不少於500萬美元。轉見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2期。這種無償的、每次需要申請的臨時性的援款,雖然不及蘇聯政府給國民黨政府貸款的數量大,也不像過去按預算逐月提供經費那樣解決問題,但是,它的象徵性意義卻十分重大。因為這清楚地表明,蘇聯無論多麼需要蔣介石領導中國進行抗日,但它終究還是無法相信蔣介石,而必須支持和寄希望於中共。毛澤東當然很清楚這一點,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發動和任何一種進展,都離不開蘇聯的援助。但問題在於,在他看來,無論蘇聯多麼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蘇聯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為在他看來,一方面,蘇聯即使在對德戰爭中會遭遇到失敗,相對於蘇聯深厚的國力和廣闊的領土,再加上英蘇結盟和美國參戰,最壞也不過就是“變為長期戰爭”,“大局仍不利於法西斯”《毛澤東關於八路軍新四軍仍應堅持長期鬥爭的方針致劉少奇電》,1941年7月1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4頁。;另一方面,面對國民黨和日本兩個強大的對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敗,那就註定會是一場滅頂之災。

毛澤東對賴以為自己事業依靠和支撐的蘇聯尚且是如此態度,又何況對自己事業上的敵人國民黨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讀史求實:中國現代史讀史札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人物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