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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榮欽:不必承擔隔代接班惡果的鄧小平

在鄧小平親自挑選具自由派傾向的胡耀邦與趙紫陽下台後,保守派在旁虎視眈眈,最後江澤民成為雙方的公約數,江澤民雖然得到陳雲等大老的支持,但是如汪道涵所言,鄧小平之所以選擇江澤民,不過是因為他的績效優異,未必對江澤民有何厚愛。為了確保自己的改革路線不致遭受顛覆,鄧小平制在中共領導人繼承製度再加上一條規則:隔代指定接班人。

享受過權力的人,很少能夠忍受失去權力的落寞

1975年5月5日的《紐約客》刊登了一幅Charles Addams的漫畫,一名父親和兒子在公園漫步,經過一個雕像,雕像並非什麼偉人,而是一群普通人物站在一起,父親對兒子說:“兒子,記住,世上並無偉人,只有偉大的委員會。”

當時美國敗戰越南自西貢撤軍,北越統一了南越;蘇聯元首布里茲涅夫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的控制日嚴,赫魯雪夫的修正路線已經完全改回史達林時代的計劃經濟,索忍尼辛不久前才被逮捕驅逐出境;毛澤東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與中央軍委會主席,文革尚未結束,鄧小平與四人幫的權力鬥爭仍在繼續。《紐約客》藉由Charles Addams的漫畫,不僅讚揚委員會的偉大,更意在貶抑獨裁必敗,但事實上當時獨裁無論是在國家數目或是統治人數,都遠遠超過民主。

鄧慣用相反的方式回應毛澤東遺產

鄧小平上台後,毛澤東的獨裁經驗成為他啟示的泉源,雖然在四項基本原則中,鄧小平重申了毛澤東思想,但是在中共高層的權力運作上,毛澤東以反面教材的方式成為鄧小平改革的動力。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習近平,儘管父親習仲勛在文革期間遭受殘酷的迫害,但是習近平提到毛澤東時,多將之視為正面學習的典範。兩人面對類似的政治遺產,卻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回應,面對毛澤東留下滿目瘡痍的官僚體系與狂熱意識形態退卻後的真空,鄧小平全面修改領導人的繼承製度與權力運作模式,強調務實與分權;面對江胡留下肥大貪腐的官僚體系,習近平卻以更加集權的方式廢除鄧小平遺留的繼承製度與權力運作模式。為什麼同樣是為了維繫中共的政權與拯救敗壞的官僚體系,兩人的反應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

毛澤東囿於指定接班人的困境,當鐘擺由強勢接班人劉少奇與林彪擺回弱勢的華國鋒時,因為權力基礎不足,為鄧小平取而代之,並擺脫了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毛澤東束縛,以改革開放取代了毛澤東左派教條的經濟政策。鄧小平對毛澤東個人獨裁造成的大躍進與文革等錯誤印象深刻,因此在制度改革上強調分權與制衡,黨依舊是國務院之上的領導與監督機構,但是不再由領導人一人說了算,而必須由政治局常委們共同決定,決策體系由個人獨裁轉向集體領導;鄧小平原來想要更進一步將中委會、中紀委與中顧委三個機構彼此相互制衡,不過最後因為遭受抵制而作罷。

在領導人的選拔,鄧小平也打破毛澤東意識形態挂帥的甄選體制。毛澤東在位時,接班人選由毛澤東一人說了算,毛澤東是接班人權力的唯一合法來源,意識形態在甄選中扮演主導的地位,也因為如此,毛澤東難以自指定接班人困境中超脫,對於像劉少奇與林彪這樣試圖建立自我權力基礎的強勢接班人,不可避免地與毛澤東的關係緊張,毛澤東認為這種緊張所造成的權力衝突,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背離,也是對毛澤東個人的背叛,更加深了指定接班人的矛盾;鄧小平上位後,所面對的是一個被毛澤東打擊得滿目瘡痍的官僚體系與搖欲墜的國家經濟,鄧於是大刀闊斧的將國家體制導向政治中央集權與經濟地方分權,並且以國家目標等客觀指標(包括經濟成長與社會穩定等)評估官員的績效與升遷,雖然忠誠依舊是官員升遷的重要考量,但是意識形態已不再扮演主導性的地位,如同Frederick Teiwes所觀察到的,鄧小平之後領導人的衝突,更容易被視為是公共政策路線的差異,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或是對獨裁者個人的背叛。

鄧小平並廢除了幹部終身制,提倡任期制度與退休年限,儘管鄧小平是當時中國的實質領導人,但是他並不擁有如毛澤東般不容質疑的絕對權力,在很多事務上仍必須參酌陳雲、葉劍英等老同志的意見,例如1980年前後,當鄧小平提出廢除幹部終身制時,遭受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反對,而必須延後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

鄧小平深知任何改革都必須透過官僚組織實行,他對共產黨組織進行改造,先是與陳雲結盟,於1981年發起“清理三種人”運動,清洗共產黨內的文革一派,確保他的政策能夠有效下達,削弱改革開放的阻力;並建立“第三梯隊”,有系統提拔中青年幹部,並因自己年輕時留法的經驗,鼓勵留學以及海歸,最終藉由大量提拔技術官僚,改變共產黨的成員組成。1982年鄧小平終於成功廢除幹部終身制,並通過退休年齡限制。

鄧小平的指定接班人同樣糟糕

儘管有了毛澤東的前車之鑒,鄧小平小心翼翼地避免與毛澤東犯下同樣指定接班人的錯誤,但是他本人挑選接班人的經驗同樣糟糕,原先指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因為八六學潮而下台,接棒的趙紫陽也因六四事件下台,軟禁16年之後過世。在鄧小平親自挑選具自由派傾向的胡耀邦與趙紫陽下台後,保守派在旁虎視眈眈,最後江澤民成為雙方的公約數,江澤民雖然得到陳雲等大老的支持,但是如汪道涵所言,鄧小平之所以選擇江澤民,不過是因為他的績效優異,未必對江澤民有何厚愛。為了確保自己的改革路線不致遭受顛覆,鄧小平制在中共領導人繼承製度再加上一條規則:隔代指定接班人。

鄧小平不是唯一採用指定隔代接班人的獨裁領袖,例如《中東心臟》的譯者梁文傑補充道,2012年阿布都拉國王除了冊立沙爾曼為王儲,並另外設立了“副王儲”,指派兄弟中最年輕的穆格林親王擔任第二繼承順位。在阿布都拉國王的設想中,自己死後,沙爾曼即位,但自己所欽定的穆格林也將自動卡位為王儲。就算沙爾曼有意把王位傳給別人,也只能乖乖排在穆格林之後。副王儲就如同鄧小平的隔代接班人,沙烏地雖然只能在血親中指定接班人,但是阿布都拉並不希望由沙爾曼將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由蘇代里一脈壟斷王位,因此想藉由設立副王儲來打破這種局面,但是結果的發展並不如預期。

2015年阿布都拉過世後,接班的沙爾曼國王先是冊立納耶夫(Muhammad bin Nayef)為副王儲,並以身份為名逼退了王儲穆格林。於是副王儲納耶夫繼位為王儲,接著國王又立自己的兒子為副王儲,然後於2017年廢黜納耶夫,令自己的兒子成為王儲。與阿布都拉國王原先指定隔代接班人的構想相反,沙爾曼又將沙烏地的王位由自己的血脈父死子繼。

與鄧小平和阿布都拉的設想相反,指定隔代接班人並無法確保繼承秩序的穩定,並保證政策路線的延續。在中國,習近平不僅違反毛澤東指定接班人的傳統,未在十九大指定接班人,也推翻了鄧小平所立下的集體領導與任期限制,修改了憲法任期的規定;在沙烏地阿拉伯,沙爾曼則以一系列的權力鬥爭,推翻了阿布都拉設立副王儲的精神,將混合世襲制與指定製的繼承製度改為實質上的世襲制。為什麼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隔代接班人的實驗,最後均以失敗告終?這個問題不僅關係著鄧小平繼承製度的評價,更與習近平走向個人獨裁息息相關。

讓我們從為什麼鄧小平要推動任期制開始。對獨裁者而言,任期制無疑是自廢武功,不僅任期一到,就必須將權力交給下一任獨裁者,而且如同民主國家的元首一樣,在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可能成為“跛腳元首”,因為多數權力菁英預期現任獨裁者掌權時日無多,對他的投資很難在短時間內回收,轉向對即將上任的獨裁者效忠,更可能獲得長期回報。享受過權力的人,很少能夠忍受失去權力的落寞,以及對昔日政敵追殺的提心弔膽,更不容易放下終身獨裁的機會,如果毛澤東如是,為什麼鄧小平可以跳脫這個誘惑?

終身獨裁併非不用付出代價

我們在先前討論智利獨裁者Pinochet時曾經解釋,Pinochet之所以通過1980年的憲法,制定任期制,乃是藉此與權力菁英達成權力的均衡,避免權力菁英因為未來權力的不確定性而發動政變,這時憲法上規定的任期制度,其實是獨裁者所散發的可信訊號,令其他權力菁英得以削弱對獨裁者過河拆橋的疑慮,以促成獨裁者與權力菁英的結盟。雖然在原理上一樣,但是鄧小平的例子要比Pinochet更複雜一些。

對於關心自己歷史定位的獨裁者而言,終身獨裁併非毫無代價。例如採取開放程序的獨裁國家,要等到終身獨裁的領導人過世後,才自動開啟甄選新獨裁者的程序,因此前任獨裁者無從確保自己的政治遺產與路線能夠獲得延續,甚至無法確定自己的名聲以及家人能夠獲得良好的對待。儘管毛澤東在世時不可一世,但是他的接班人華國鋒在毛過世後立刻為鄧小平取代,連毛澤東所採行的路線,都完全為鄧小平所推翻,並遭到後人追究文革的責任。對採取指定接班人的獨裁者而言,固然有毛澤東無法逃脫的指定接班人困境,但是任期制卻提供給退休後仍然在世的前領導人一個機會,去培養、監督繼任者是否違背自己的路線,還是摧毀自己留下的政治遺產,特別是如果退休後的前領導人仍擁有影響力時尤其如此。檢視江澤民上台後,鄧小平與江澤民的互動,有助於對於理解中共繼承製度的規則與限制。

楊家將事件歷歷在目

在指定接班人的困境中,當接班人過於弱勢,無法抵抗其他權力菁英的挑戰,以致可能清算獨裁者的政治遺產與否定政策路線時,前領導人可以挺身而出強化繼承者的權力基礎,表面上看來是穩定繼承者政權的穩定,實則是出自對自身路線的維護。出身上海市的江澤民,缺乏革命經歷與軍隊的經驗,無法如毛澤東與鄧小平一樣享有傳統與魅力等多種權力來源,這在江澤民面對具有革命與軍隊經驗的老幹部挑戰時,尤其不利。

1989年鄧小平將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交給時任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副主席則由楊尚昆擔任,楊尚昆併兼任國家主席,而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會秘書長,由於楊尚昆是鄧小平路線的忠實盟友,這種安排有利於鄧小平路線的延續。當鄧小平退休後,楊家兄弟成為實質軍權的掌握者,與總書記江澤民產生權力衝突。江澤民便以楊氏兄弟同情六四,而鄧小平乃是六四事件的決策者,挑撥鄧楊關係,於是鄧小平藉由十四大發生了著名的楊家將事件,削弱楊家兄弟的權力,江澤民終於得以真正掌握軍權,安排親信徐才厚控制軍隊。

江澤民雖然努力建立自己的權威,但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保守派與自由派對他的支持,繼續維持兩派最大公約數的地位,特別是1991年蘇聯解體對中共無疑當頭棒喝,左派以六四與蘇聯解體強烈質疑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江澤民與總理李鵬也對自由化多所疑慮,共同執行保守的經濟政策。於是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中揭露,鄧小平在珠海召開的軍事會議,參加者包括兩位軍委會副主席楊尚昆與劉華清,以及秘書長楊白冰,刻意繞開軍委會主席江澤民,鄧小平並在會中表明:“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大有更換領導人的姿態,終於迫使江澤民公開表揚南巡,全心擁護改革開放。

鄧小平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直到1992年南巡才使得改革開放無可逆轉,可見中國龐大官僚體系的利益糾葛與複雜程度。江澤民也藉著效忠鄧小平的機會離間鄧楊,楊家兄弟狡兔死,走狗烹,而有了上述的楊家將事件,江澤民終於將黨政軍權力均納其麾下。

在藉由鄧小平之手除去的楊家兄弟的威脅後,出身上海的江澤民不斷擴大其權力基礎,終於藉由對北京同儕的立威,確定其全國領導人的地位不可動搖。1995年江澤民以貪污罪逼迫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下台,陳希同最後遭到判刑入獄直到病死。

江澤民也善用鄧小平的年齡規則進行政爭奪權,江澤民結合薄一波於1998年以政敵喬石已屆退休的70歲為由,逼迫喬石下台,喬石則在下台前,與李瑞環、萬里公開宣布鄧小平以隔代指定胡錦濤為第四代核心,並要江澤民確保當他70歲時,要在十六大移轉權力給胡錦濤。

胡錦濤的出線是鄧小平確保其路線會被後代遵行的另一步棋。江澤民南巡後的效忠,並無法完全消除鄧小平對江澤民曾經左右逢源的疑慮,因此在南巡時藉由楊家兄弟對江澤民施壓,但是隨即在稍後舉行的十四大對江澤民採行兩手策略,一方面削弱楊家兄弟的軍權,支持江澤民對改革放的堅持,另一方面則推出胡錦濤進入政治局常委,公開對外界介紹他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暗示胡錦濤為下一代領導人,喬石不過是說出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的事,隔代指定接班人成為新的中國繼承規則。

隔代指定接班人極大化前後任獨裁者衝突

或許是出自對中國恢復個人獨裁的不滿,當習近平破壞鄧小平的繼承規則時,輿論在批判習近平的同時,也對鄧小平所制定的繼承規則不加思索地多所讚揚。問題是如果包括隔代指定接班人在內的鄧小平繼承製度如此優秀,何以並未為多數獨裁政權所採用?多數評論者似乎在此混淆了因果關係,認為因為習近平破壞了隔代指定的制度,所以成為個人獨裁。但是另一種可能卻遭到評論者忽略:會不會隔代指定正是導致習近平恢復個人獨裁的因素之一呢?換句話說,隔代指定與個人獨裁兩者並非有你無我的替代關係,而是有你才有我的因果關係,並不是有了隔代指定接班人便不會個人獨裁,恰好相反,隔代指定正是促成習近平恢復獨裁的因素之一。原因十分簡單:因為隔代指定接班人乃是極大化前後任獨裁者衝突的繼承製度。

在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規則下,理論上所有奇數代(1,3,5,7…)的獨裁者屬於同一派系,偶數代(2,4,6,8…)獨裁者屬於另一派系,結果是每位獨裁者的前後任均非自己派系的成員,所有的獨裁者必須從另一派系的手上繼承領導人的位子,再交棒給另一派系的領導人,而自己與所指定的領導人之間永遠隔著另一派系的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每一任的獨裁者都交棒的心不甘情不願,要維護自己與派系的利益及所代表的路線的唯一方式,就是設法給繼任者穿小鞋,在重要職位上大量安插自己的心腹,以期能夠撐到任期屆滿後,自己派系的繼承者上任為止。正因為每一位領導人都有同樣的誘因抵制新領導人,以長期抗戰的方式撐過寒冬,所以隔代指定接班人會極大化政治上的尋租行為,導致激烈的政治鬥爭,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美好。

執政者必須“清洗”前一派的官員與政治遺產

想像如果今天中東國家的憲法規定,什葉派和遜尼派要輪流執政,或是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台灣的民進黨與國民黨必須每八年輪流執政,就更能明白鄧小平設計制度的問題。表面上看來,隔代輪流執政是避免派系競爭與耗費大量金錢選舉的安排,但事實上每一派執政時都必須“清洗”前一派的官員與政治遺產,並設法在文官體系與獨立機構中盡量安插自己派系的人選,在法律中盡量加入對自己有利的法案,以便長久抗戰,結果必定是更為激烈的權力鬥爭,因為每個派系交替執政的機會與任期都是固定的,所以派系成員可以降低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轉換派系效忠的投機份子不會受到信任,派系的結構將更形僵固,派系間的政治鬥爭將更加慘烈。

鄧小平這個表面上看似平穩的政治安排,其實潛伏著最不安定的因子,表面上看似最節約成本的規則,反倒成為最耗費資源於尋租與建立保障(safeguards)的昂貴制度。

明白乎此,也就不會對江澤民與胡錦濤之間激烈的權力鬥爭感到過分驚訝,2002年時江澤民曾經對同僚與外國訪客談到兩人的接班過程:

“我要談談我如何處理領導人的過渡⋯⋯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有過好幾個接班人,劉少奇、然後林彪、王洪文,最後是華國鋒。華國鋒是個好人,他後來提出兩個凡事的理論⋯⋯至於鄧小平,他最早屬意胡耀邦,後來,他不適合,趙紫陽也不適合。而我在十三年前繼承了鄧小平,過去十三年(中國享有)穩定局勢⋯⋯這一次,在黨代表大會前,我很認真思考了這次接班,而我決定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一人留任。胡錦濤留任,其他人都卸職⋯⋯這使我想起了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世界若舞台,人人都是演員,每個人有上場、也有退場。’因此,我很樂意交棒給胡錦濤,也樂見他做得比我好。”

江澤民胡錦濤未見血的鬥爭

江澤民認為毛澤東與鄧小平都不只一次找錯接班人,他比毛澤東與鄧小平優秀的地方在於,他一次就找對接班人胡錦濤,他樂於交棒給胡錦濤,為他安排了最大的政治空間。但事實上,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而且江澤民交棒給胡錦濤後,自己仍留任中央軍委主席直到2004年,在黨與政府中安插大量的江派人馬,兩人的政治鬥爭雖然並未見血,但是貫穿了整個胡錦濤的兩任任期,令胡錦濤有志難伸。權力鬥爭中固然有相當多的個人、派系與政策因素的影響,但是不可忽略權力鬥爭的脈絡,權力鬥爭不僅是這些衝突條件的總和,還受到制度的影響,鄧小平所設計的隔代指定接班人,正是導致權力衝突激化的原因。

既然如此,為什麼鄧小平要採取一個會極大化獨裁者跨代權力鬥爭的安排?一個為人所忽略的事實是:鄧小平之所以採取這個制度,正是因為他不必遵守這個制度。繼承製度對獨裁者的代價在於交出權力後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不過雖然鄧小平交棒後,並未保留任何官職,他從未喪失他的影響力。1992年鄧小平發動南巡對江澤民與保守派施壓時,他唯一的職稱不過是一個民間的中國橋藝學會榮譽主席,但他仍擁有足夠的權力以及影響力召開軍事會議,扭轉國家政策的方向。鄧小平從未如其他獨裁者一樣,付出制定規則的個人成本。同樣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也從未束縛鄧小平,事實上他完全違背了隔代指定的原則——鄧小平同時指定了江澤民與胡錦濤。

在解釋了獨裁者的繼承規則與中共領導人的制度後,我們已經可以分析習近平的修憲,習近平修憲是這套規則下必然的結果嗎?習近平修憲究竟是因為他的權力過大還是過小?中國必然走向個人獨裁嗎?我們將在下次的完結篇中回答這些問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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