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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協華:人權的當代涵義及現代性

全球政治狀況的本質,取決於一個基於現代人權的制度原則是否確定,而並非僅指向社會生活的穩定及富裕程度。這是因為,“穩定”並非指外部社會受制於政治權力的約束,從而形成表面無異議的形態,也即體現為,極權在當代的架構內,為權力的一致性採取了強行對民眾進行政治隔離的手段。而無人權的穩定,肯定是一種不誠實的假象,這不僅在於人權本意所應具有的不同意見的表達受到了限制,同時也因為,人權是隸屬於民主的一個重要特徵。沒有人權(作為個體的自然權利和作為公民的社會政治權利)就沒有民主的來源,在這一點上,中共作為反邏輯的頭號先鋒,在其統治大陸開始,就以欺騙和鎮壓,將大陸民眾的人權全部沒收,非但如此,在面對國際社會時,卻反而高喊人權口號,刻意製造混亂,由此形成的就不再僅是一般的非法政治狀況,而是徹頭徹尾的獨裁暴政體。

中共吞沒全球化

對人權作為普世價值觀念的現實回應,是產生民主思潮的首要動力,它不僅要體現當代政治的文明程度、係數和價值的現代性,也更注重,在一個被扭曲的全球進程中如何重塑全球化的決心。須知,中共借“全球化”作為對外擴張的手段,以掠奪性的權力標誌同時作用於對內和向外殖民,此種政治類別的反向運作,即是全球進程中,將全球化改頭換面的結果。也即,它是全球化的反向索取的過程,是導致世界動蕩和政治失序的一個必須要徹底解決的危機,是因為反全球化的中共,借全球化之名所催生的是非常清楚的恐怖政治形態。不僅如此,中共同時以人權之名行反人權的事實,不但加劇了大陸分裂的幅度,也在較現實的狀況中,對自由世界以保障人權和自由價值的行動構成了重大威脅。

人權的社會轉型

現代民主體系的重要性,是通過對人權內在涵義的擴展形成具有社會化的圖景,因此人權的涵義並非僅指一般意義上關於人的權利,而是在於,人權首先是作為對一切意識形態的分離和消除,以及同時人權是對所有包含統治權力的非供給體系的達成,因此,人權本身即是對全球化之後當代社會的重要拓展。也由此,所構成的關於公民不服從和進行社會抵抗的行為,才能在民主轉型此一議題中產生不同於反對立場的影響。換而言之,全球化是對人權的回饋而非遮蔽。而中共一方面非常清楚自由世界對人權的重視,同時假裝配合以營造貌似逼真的人權圖景,但在另一面,卻不斷對人權進行瘋狂壓制,以在維護自身作為獨裁政治的權力主體之外,對社會民眾予以掠奪。此種分裂的政治景觀,並非僅是罪惡的體現,而是說,中共對自由世界形成的壓力,正在逆轉人間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中共甚至迫使人們相信,赤裸裸的利益比正義更具有現實感。

中共朝向全球階級鬥爭的野心

極權對人權作為人性本質的制約,源自權力中心主義之外的盜竊心理,同時也是其殖民慾望的真實反映。中共試圖收買並控制一切,包括其對人權本質及涵義的詭辯,都在表明對中共而言,全球化不是其政治形態的表述,而是將全球化作為極權統治的時代背景加以對待。因此,無論是曹順利、劉曉波,還是所有為爭取大陸民主而被判定為顛覆罪的民主人士,都不會出現在中共對人權所下的定義中,這種權利剔除不僅意味著對當代政治的背叛,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反全球化的趨勢。但是,當這種趨勢被刻意理解為是地緣政治的產物時,中共對人權的抹殺和掩蓋就會造成更大的災難,是因為中共一向以在世界秩序中,重新擴張全球化的階級鬥爭堡壘、以徹底摧毀自由世界的野心從未停止。但是,這種意圖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被極力淡化了,並且造成了一種恐怖的極獨政治的陷阱,它是暴力和造成暴力一體兩面的具體存在,也是階段論和極端主義政治對全球化進程的吞沒。因此,重新界定現代社會中關於人權的實際涵義,就已經是對中共本身作為權力體的行動反抗,亦是轉型議題中對真實狀況再深入的密切審視。

民間社會與現代權利

對當代社會而言,人權不是某種生成性質的特別權利,而是說,人權是對抗意識形態所控制的政治體系中唯一的具有普遍屬性的器物,它本身就包含了人的現代屬性,從而在更近的層面中,區別於排他性的政治權力體。即使當中共將人權分割、剝離從而行使“政治人權”而掩蓋社會人權時,人權的重要性也並沒有得到絲毫改變。這就如同中共雖然在竭力壓制大陸民眾的人權,但卻反而使得人權在大陸得到了民間社會的支持一樣,是在於民眾用他們的行動表述了人權作為現代民主的基礎,並且區別於被統治時所謂的人權觀念。人權本身並非作為共享形態被納入到人間社會的體系中,相反的是,人權具有獨立性,由此所構成的社會和政治才是民主體制的本質所在。因此,儘管中共從來都不願承認民眾具有其獨立人權,但依然要面對的是,直接否認人權將損害統治的合法性。但是,中共的分裂並不僅表現於對人權的遮蔽行為,而是在於,分裂本身就是中共在當代世界的本質體現,就如中共的意識形態劃分一樣,中共對階級鬥爭的興趣之濃厚皆源於對人權的懼怕,但中共恰恰忘記了,打壓沒有任何作用,包括隱瞞和欺騙。

一切非民主政體之所以對人權進行實質毀滅,其原因在於它是對權力破產的一種反向扭轉,也就是在事實上,極權與專制無法回答其權力來源的歷史依據,它只能對常規權力進行迴避,而不敢正面直視,由此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是取消人權以防止權力崩潰。中共所有的一切皆因於此。也即,人權在實際上即是政治權利的對等體系,它也是外部世界和內在本質的現實反應,但中共的實情是建立在特權和小集團利益的基點之上(習仲勛要的也不過是小集團里的小公平,而非民主或人權,也就是覺得分贓太少,所以習近平吸取了他爹的教訓,要把一切都放進自己的口袋),中共對外部世界進行索取既不合常理也缺乏政治的正當性,這種悖論是導致中共不放棄獨裁進而試圖衝擊自由秩序的真正根源。而就現代民主體制中關於民主轉型的必要性而言,人權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要抵抗方式,則存在著天然的普遍影響,也就是人權是社會性得以修復和獲取前進動力的重要根本,當轉型面對到某種受阻的進程時,要逃離中共悖論的陷阱,則又要運用現代民主賦予人權以全新的視野和涵義,以在最基本的形態中,分離並透析中共對民眾的侵犯,將其罪惡暴露於外部世界,以反擊行動使中共進行的世界性階級鬥爭退後至無力狀態。

現代性甄別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美國外交官傑森對中共的人權提議投了反對票,並指出,中共將人權置於發展和貿易之下的行為,不僅是對人權的犧牲,也更傾向於為獨裁獲取世界性的利益。而由反對票的指向所生成的,正是對中共作為極權形態的重要反擊,是在於發展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權的起點之上,而不應將政治性權力的轉向投射到人權沙漠中,以逼迫其他國家在利益和人權之間進行取捨。美國的反對明顯是對中共極權形態中沒有人權的勘破,它在最靠近事實真相的視野中為“人權”的現代性和社會性進行了有效的甄別,是為了不僅要區分專制對人權的借用,更要在政治領域的邏輯中,確定人權在物質層面中的超越性。也就是人權不應當被視作可以進行資源等值交換或談判的籌碼,而是相反,無論在貿易、利益的體系及行動中,人權屬性中有關現代文明的原則不會被改變,是因為人權是構建一切的基礎,無論是在政治和社會功能的場域中,人權都將以明朗的不可誤讀的價值,構建著對意識形態的反對動力。

重構:當代人權的起點

在當代民主轉型的譜系中,儘管物質和科技的發展正在造就著一個不同的新世界,但也正因為如此,也就必然存在著某種含糊視野,以在不主動的消極狀況中忽視民主與極權的差別,這也為極權下依然一樣可以得到自由的論點提供了相當數量的參照,甚至更嚴重的是,它是對外部世界進行侵略的開始。而無論是運用意識形態的高壓手段,或利益威脅的擴張陰謀,都無一例外地體現在以中共為標誌的極權體系中。台灣李明哲案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人權侵害事件,中共以種族主義為名,對民主地區進行實質報復,用專制暴力掩蓋人權的不平等狀況。同時又運用令人驚愕的下流方式,將人權陰影擴展至大陸之外。但卻同時不停舉辦和參與所謂的人權論壇及會議,頻頻發布中共對人權的重要解釋,不斷干擾外界視線,此種分裂而錯亂的行徑,在本質上就已構成了對人權的嚴重踐踏,更使得國際政治秩序因此邁入動蕩和危險的不平靜時期。而要阻止和抵抗中共的人權陰謀,則又必然地,就要將人權議題以現代性視野進行重構,以在民主序列遭受到創傷的當代狀況中,確證人權的現代性涵義。

因普世價值所締造的人權觀,不僅具有著對未來的承接,亦從政治形態的混亂中為當代社會提供著足夠豐富的制度跨越,因此討論當代人權的起點,即意味著對政治隔絕社會的瓦解。正如民主運動所要針對的並不僅是對制度完整的要求一樣,現代人權的場域是使秩序成為現實的開始。當基於反對性質的民主立場跨越了嘗試反對的壁壘之後,民主將要創建的,就不再是對權力烏托邦的消除,而是更進一步,它是對所屬區域進行非意識形態的修復,並將權利還原為權利,將政治體制還原為自由價值。儘管偽裝成種族主義的極權運動(如統一論、如愛國主義)仍存在一定的威脅,但是,真正的問題將通過對人權的重塑呈現於社會現實的容器中。換而言之,中共暴力至上的利益主義之後,在實際上正處於自我崩潰的弱循環階段,而大陸民主轉型是否能在此一時期有所斬獲,則取決於對人權價值的堅守,以挽回在抵抗運動中流失的力量,包括對民主與逐漸發達的市場的判斷,以及對民主進入大陸的準備行動。

來源:民主中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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