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尷尬的歷史劇──代表「平型關大捷」的一張照片
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展示
一、從一張有名的照片開始
如果讀者對共產黨史，對抗日戰爭史有興趣或有研究的話，一定能記得這樣一張照片。是一張非常有名的照片。為何有名？
1.它出現在中國共產黨最有名的抗日偉績，「平型關大捷」的戰場報導中。被稱為「八路軍第115師伏擊日軍」的照片[1]。
2.它出現在國內最權威的宣傳場所中。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北京豐臺區盧溝橋），《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北京復興路）《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山西省靈丘縣白崖台），以及代表國家，代表共產黨的重要媒體中。如《中國廣播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謂共產黨，國家公認的歷史照片。
二、照片內容的分析
此照片是誰的作品，背景是哪裡，照片上的主人公又是誰？對此，國內至今似乎還沒有過什麼認真的研究考證，也許這只是筆者寡聞短見。從照片看，這是一個重機槍分隊的一部分戰鬥場面。左方跪地者為指揮，中間為射手，右者是送彈手。使用的是一挺水冷式重機槍，俗稱馬克沁，發明來自於英國，但此照片中出現的應是中國仿造的民國24年式重機槍。
也可以讀出此天是個晴天，以陽光判斷，鏡頭應該是從南向北。並且不要忽視一個和本文內容有關的最重要情報，即照片底部還映出兩個黑影，應是站在後方的兩位攝影者同時留下的身影。
地點在何處？也許有人說，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伏擊，當然是地點是小寨村（山西省，靈丘縣）附近。可是再比較以下的兩個圖面，可以發現此地並不像小寨村的地形。下左圖是小寨村的喬溝（伏擊戰地點），典型的山地溝壑地形，而下右圖來自與本照片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圖，地形卻像一個山東省廣闊的河套平原。誰人都可看出，兩者並非同一地點。
小寨村伏擊地點喬溝和115師伏擊日軍照片中的戰場地形比較
此照片到底來自何處，是否記錄的真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在平型關小寨村附近的伏擊戰？關於此說的任何證據，筆者至今還未能查見。相反，其影像畫面不是平型關小寨村伏擊戰的確鑿證據，卻可以在1939發行的攝影大師伊文思的紀錄影片《四萬萬人民》中發現。
請先比較一下以下兩張映像，照片的異同。
左為伊文思的影像截圖，右為平型關大捷的照片
斗笠頂圖案，文字比較（放大照）
左邊是伊文思的影像截圖，記錄的是1938年4月，國軍在台兒莊某地的伏擊戰，而右邊則是我們所熟悉的「平型關大捷」的說明照片，被「公認」為八路軍戰士在小寨村伏擊戰場。從服裝，射手姿勢，機槍的送彈帶（發白的直線），和地形上看，我們可以斷定其來自一處，雖不是一張照片，卻映出的是同一個場景，同一個地點。最關鍵的判斷要素，還應該是右邊送彈手的斗笠頂端的圖案和斗笠上的四個黑體文字。（ICCV）？
左邊的影像出自於1939年發行的記錄影片The400 Million（國內譯名《四萬萬人民》）的鏡頭裡[2]，描寫的是1938年4月，台兒莊戰場的一個場面，攝影與導演者為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世界著名的記錄影片導演。1938年4月4日他和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攝影組3人[3]來到台兒莊進行戰地採訪時，記錄下了這個珍貴歷史場面。
伊文思1930
同一地點的同一影像，卻同時出現於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兩起大事件──「平型關大捷」和「台兒莊大戰」──的影像記錄中，出現於國共兩黨的歷史記錄里！
抗戰的功勞，事後可以平分，但歷史的人物與事件卻很難一刀兩斷。到底是誰在「剽竊」誰？
三、推理和判斷
是台兒莊的記錄《四萬萬人民》「借用」了平型關的影像，還是實為其反？在此，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榮譽，尊重多數愛國者的感情，先以前者為假設來進行一下考察，雖然從常識上講，這是一種非常荒唐，不禮貌的假設。
伊文思的電影如果借用的是共產黨的戰果紀錄，從時間序列來看，似乎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1937年9月25日平型關大捷的記錄中，不可能出現半年後台兒莊大捷的影像（如果是事實的話），而相反倒是有理可言。
可若真是台兒莊的記錄「借用」了平型關的鏡頭，首先要存在以下兩個導致「借用」行為的基本條件。
1.此電影膠捲（並不是照片！），應該在1937年9月25日，由八路軍的記者完成攝影於小寨村附近戰場。（＝「借用」對象的存在）
2.伊文思在1938年2月來華後的半年中，有機會和共產黨（延安）接觸，並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借用」對象的入手）
很難堪的是，事實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還沒有任何拍攝電影影像的設備和器材，而伊文思雖然在來華期間與延安（共產黨）有過接觸，但不是接受，反而是為獲得「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地區的情況」向延安無償提供了自己的一部攝影機和部分膠片，以便將來能間接得到來自蘇區情況的膠捲[4]。且看下段記錄。《伊文思與延安電影團的第一台攝影機》云：
「1938年，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思來到中國拍攝。國民黨政府不僅限制和監視他在國統區的活動，還對他去延安拍攝的要求百般阻撓。離開中國前，在周恩來同志的安排下，伊文思設法將一架35毫米攝影機和數千尺膠片贈予將赴延安的攝影師吳印咸。這就是當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前身──延安電影團擁有的第一台攝影機，它拍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記錄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革命活動及延安的生活片斷」。[5]
按同一版面的記載，共產黨第一部記錄影片《延安與八路軍》的開拍時間為1938年10月。也就是證實了接受了伊文思贈送的攝影機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電影事業才正式開始起步的事實。
伊文思等人來華後和共產黨接進行過接觸的事實，亦可從以下照片中找到線索。這是周恩來和葉劍英的照片，拍攝地點是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時間為1938年7月[6]，攝影者是和伊文思同行的，世界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e）。這是伊文思一行和共產黨有過接觸的證據。
1938年7月，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的周恩來（左），葉劍英（右）Robert Cape拍攝
1938年2月17日卡帕來華的入境簽證，4月4日來到台兒莊楊家樓
伊文思可能在此時，將他的一部35MM的攝影機和數千米膠片贈送給延安，而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時，將在武漢沖洗出的自己的台兒莊攝影照片的一部分，贈給了葉劍英或周恩來。
可以這樣推測，那張有名的抗日戰士的照片是羅伯特•卡帕的作品，於是年8月28日，和伊文思的一台「埃姆」35 MM電影攝影機一起被黨的攝影先驅者袁牧之和吳印咸輾轉帶到了延安[7]。作為一個攝影組成員，卡帕和伊文思總是同時行動，而伊文思攝影機中的鏡頭，幾乎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時出現，如果比較一下伊文思的The400 Million和卡帕的來華間的照片集[8]，我們就可以證實這一點。下面僅舉一例為證，即4月7日，日軍撤退後，兩人在台兒莊城北拍攝的日軍坦克殘骸。左圖是伊文思的影像的截圖，右圖是卡帕的照片。
左：伊文思影像截圖，右：卡帕的照片
在背後拍攝的伊文思（左側身影），在側面拍照的卡帕（右側身影）應是此照片的拍攝者
兩人在台兒莊戰場一起行動，兩個鏡頭經常在同時同地指向同一歷史場面。以此判斷，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兩個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兩人。回過頭請再仔細對比一下兩個影像的攝影角度，可發現卡帕應是右側的黑影，照的是戰士的側身（=本照片攝影者，下圖），而伊文思的攝影機應架在其左邊，照的是戰士的背面（上圖）。
從以上考察結果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照片上的戰士，並不是平型關小寨村的共產黨八路軍，而應是在台兒莊附近奮戰的國民黨軍隊。至少伊文思的記錄影片The400 Million《四萬萬人民》給我們提供了此結論的證據。
實際上按伊文思本人的回憶，他的作品從構思，選景，拍攝的過程中，始終受到他的接待主人，國民黨政府的嚴密監視和干涉。負責接待的王上校，不僅檢查影片內容，恨不得「在拍片的每一項細節上都插上一手」[9]，監視組的杜將軍和黃上校也步步隨行，千方百計阻止他去往前線，更怕他們去蘇區，延安。過多政治排場的要求，也使他很難實現他最想拍攝的「自發性場景」[10]。記者愛博斯坦也記錄道：國民黨宣傳部的「官方的攝影師」（即黃上校）不僅指手畫腳地制止拍攝，還要「把別人拍攝的東西用自己的攝影機複製一份，供新聞檢查用」[11]。在這樣的環境中，伊文思怎有可能去拍攝，或在作品中採用八路軍作戰的鏡頭？。
剩下一個問題是還要繼續尋找卡帕拍攝了此照片的證據。關於此，筆者調查了卡帕1938年的部分作品，至今還沒能找到同樣的照片。並且從兩人在台兒莊的行動記錄中，也很難確定伊文思攝影鏡頭的具體時間和地點。按伊文思的記錄，至少從4月4日至12日，他的境遇不像能有機會能外出拍攝戰鬥的場面[12]。
再看一下記錄影片和其中的解說。按電影介紹，是由伊文思本人撰稿。
「為了更好地打擊敵人，軍士們爬上石山，他們從後山行軍，他們打算從背後進攻日軍。（部隊扛著和照片中同類的重機槍登山的鏡頭）我們的偵查兵從山上觀察動靜（和以上圖片內容類似的鏡頭出現，約兩秒，兩次）。日軍在大路上巡邏，日軍在巡邏中。他們看到了我軍士兵，但是已經太遲了。（射擊場面，以上圖片內容在中鏡頭中出現，約2秒）。」之後接著的是國軍收復台兒莊的鏡頭[13]。
孫連仲和獨立第44旅（臂章B44S判斷）兵士，卡帕拍攝
照片上的部隊，到底是哪一軍的所屬？從記錄電影和卡帕的照片內容看，攝影組在台兒莊，接觸最多的是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指揮部（楊家樓），也有過和第31師池峰城部接觸過的記錄。這張像農民一樣的淳樸的臉，正是孫連仲，此照片應該是卡帕為這位威嚴的將軍拍攝的一生中最傑出的一張「自發性場景」[14]的照片！
照片上的重機槍組，像解說詞講的一樣，應該是孫連仲某一下屬師的「偵查」部隊（Scouters）。是為偵查部隊的理由，不僅在影片的解說，而且登山行進中出現的大部隊的鏡頭組中，並沒有看到斗笠的出現。
也可能有人唱起那適口的「我編斗笠送紅軍」說這斗笠應是紅軍，八路軍裝備的特徵。這說法也並不正確。出現在新四軍的鏡頭中並不難理解，若配給晉北的八路，孰不成為疑團？相反，川軍的裝備，描寫往往是斗笠，蓑衣，草鞋，而來自南方的粵軍，滇軍也是以斗笠為特徵的部隊。對以桂係為主的李宗仁手下的軍隊來說，斗笠也應該是一個常識性的裝備。
四、簡單的結尾
考察結果可判明如下幾點：
一、這張歷史照片的場面不是平型關，而是台兒莊。
二、考慮這是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在中國拍攝的500餘張照片中的一張。此照片可能於1938年7月，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被贈送給周恩來、葉劍英，隨後和伊文思的攝影機一起被帶到了延安。
三、照片中的戰士是隸屬於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某師的偵查部隊。攝影日為1938年4月4日-19日之間，地點在山東省台兒莊附近的某高地。
由於以上的第二，第三兩點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證據，所以關於照片的來龍去脈在此只不過還是一種推理，並不是一個結論，還有繼續調查研究的必要。儘管如此，由於關鍵的第一點（攝影的時間和場所）通過本論已經得到了證實，所以至今被確信不誤一種解說，一種常識，一種歷史的「定論」就應該在此被推翻。
【參考文獻】
1.文中卡帕的照片，均來自於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ICP）.USA
http://www.icp.org/search-results/%22Tai'erzhuang%22/all/all/relevant/5
2.Photography meets Film：Capa，Ivens and Fernhout in China，1938.
3.尤利斯•伊文思《攝影機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
4.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注釋】
[1]圖來自於《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抗日戰爭網上紀念館》《抗戰圖片/浴血疆場•民族壯歌部/圖片五《八路軍第115師伏擊日軍》。
[2]The400 Million導演、編劇：尤里斯•伊文思、1939年7月，Garrison Film Distributors Inc.
[3]除伊文思，卡帕，攝影助手費恩豪特三人之外，還兩名腳夫及國民黨派來監視審查的杜將軍和黃上校。黃也是一位攝影師，任務是審查伊文思的鏡頭（李海流《羅伯特•卡帕和他鏡頭裡的台兒莊大戰》《文史春秋》2013年第六期，36-38頁）。
[4]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8頁。
[5]《延安電影團成立》新影網首頁，http://www.cndfilm.com/12/
[6]根據據羅伯特•卡帕的照片說明。
[7]馬紅《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電影團》《檔案天地》2012年第10期，34頁。
[8]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ICP）.USA.
[9]（荷）伊文思（J. Ivens）著《攝影機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163頁。
[10]和「戲劇性場景」對言。參照托馬斯•沃（何艷譯）《四萬萬人民》（1938）與團結電影：介於好萊塢與新聞片之間[加]《電影藝術》第325期，2009年。
[11]前出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98頁。
[12]前出《攝影機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170-180頁。
[13]此處按字幕解說文。比英文原文要簡略，注意，第一次的斗笠鏡頭和第二次不並不是一個場景。因為從畫面判斷士兵的武器是一挺上部帶彈倉的捷克式輕機槍。
[14]非人為擺設型。伊文思在日記中承認，很多鏡頭都是按國民黨政府要求拍攝的擺設型場景，而自己希望拍攝的「自發性」戰場攝影，卻很難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