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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與懷:美國中情局借荷蘭特工騙得毛澤東至死信任

——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國際騙局

彼德·貝維迅速被封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毛派共運代表,自1970年開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訪問中國大陸多達二十五次,前後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除了去中國「接受」毛澤東思想教育以外,他還被推薦訪問當時的中國最鐵杆盟友阿爾巴尼亞,受到阿國「偉大領袖」霍查同志款待。這讓美國和荷蘭情報部門非常振奮,因為從沒有一個特工這麼近距離接觸過共產國家最高領導人。

1968年荷蘭國內保安局(Binnenlandse Veiligheidsdienst)炮製了一個“荷蘭馬列主義黨”(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黨首為荷蘭特工彼得•貝維,化名克里斯•彼得森(網圖)

毛澤東有句名言:“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又有一個讓朋友遍天下的“三個世界”的理論。這個理論不得了。據說它萌芽於194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思想”,雛形於196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外交戰略,形成於19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公開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號召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毛對尚比亞總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的意思是: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第二世界是指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毛澤東認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爭奪世界霸權地位是世界局勢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而第三世界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主要力量。在毛澤東這個偉大理論的光輝照耀下,與中國親密國家依次為:“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鮮血凝成友誼”的朝鮮、“同志加兄弟”的越南,然後是羅馬尼亞、尚比亞、巴基斯坦、菲律賓······等等。當年中國很窮,但對這些國家卻是出手非常慷慨大方。一時之間,毛澤東赫然交了一些朋友——是否真假是否靠得住是個疑問,但確是如當時人們所戲稱的“小朋友、窮朋友、女朋友”。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在國際上更集攏一批小兄弟——他們不久前還不見經傳,很多就是某個國家某個城鎮社會底層打工者甚至無業者,可是霎那間便變成了“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堅定性”而且勇於“拔刀相助”的中共戰友!話說當年中蘇公開分裂之後,毛澤東的中共以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自居,連發“九評”,大義稟然批判、對抗“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及後來升級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但是,很不幸,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各國共產黨,大都不為所動,也變“修”了,仍然和可惡的“蘇修”眉來眼去,互送秋波,更有甚者,為虎作倀,和中共作對。於是,要尋找和培養新戰友了。就在此種形勢下,一大批標榜堅決和中共站在一起的並註明絕對是“馬列”的某某國“共產黨(馬列)”,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毛澤東自然大喜,直覺得“吾道不孤”,果然“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了要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像對“第三世界”親密國家一樣,對這些毛派共產黨小兄弟非常親熱,常常是有求必應。他們在拜謁中共領袖的同時,都能收到為數不等的“革命支票”。這——當然更激勵來自全球各國真真假假的“馬列”們。

這些“馬列”們,來自世界各個角落,說他們真真假假,的確一時真假難辨。也許,毛澤東和他的有關手下,已為他們不遠萬里前來朝拜喜出望外;而且,文革又是個非常時期,“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雖然當權,但確很需要國際朋友、戰友的捧場。那些年,一般中國人,常常在報紙看到,在大大小小宴會廳里,或在天安門城樓上,經常出現為數眾多看不清面孔記不住名字的各種膚色人物;每當有什麼喜事喪事,報紙上又是一大串世界各國“馬列主義政黨”發來的賀電或者唁電,令人眼花繚亂。

此情此景,在大洋的另一邊,終於激發了美國中情局CIA一個奇思妙想。他們發現有機可乘,就通過荷蘭國內保安局BVD(Binnenlandse Veiligheid dienst),選中了一個到過中國的名為彼德·貝維(Pieter Bouvé)的荷蘭特工,讓他來扮演毛派積極分子。1968年,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在荷蘭成立,彼德·貝維化名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當了該黨總書記,執行“愚型兒計劃”計劃,以此刺探中國的情報。

於是,成就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世紀大騙局,讓中共從頭到尾蒙在鼓裡。一直到了2004年,整個騙局才被揭露。據有關資料表露,荷蘭國安局退休特工弗里茨·霍克斯卡(Frits Hoekstra)撰寫了一部回憶錄,書名為In Dienst Van De BVD(In the service of the BVD,即“為荷蘭國安局效勞”),書中詳細描寫美國中情局如何與荷蘭國安局合作,如何制定騙取中方信任的計劃,其行動代號、方案一應俱全。

這位冒牌荷蘭馬列黨總書記彼德·貝維原為一個普通的荷蘭數學老師,1955年參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前後被BVD吸收為荷蘭安全局特工。隨後,他開始定期訪問中國駐荷蘭代辦處,也應邀訪問過中國,並秘密加入荷蘭共產黨(CPN)。1968年文革高潮並且中蘇對抗劇烈時,他按情報組織指示煞有介事地偽裝激進,公開從荷蘭共產黨分裂出來另立了個荷蘭馬列主義黨,宣稱緊跟北京的路線,與荷蘭共產黨相對抗。這可是了不起的“壯舉”!荷蘭共產黨在這個國家也算舉足輕重,曾在二戰結束時獲得百分之十的選票,在當時的荷蘭國會二院有十個席位,即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其黨員也有上萬人。但是這個荷蘭共產黨是親蘇的,彼德·貝維這一儼然勇敢堅定的舉動,當然博得當時與蘇聯不睦的中共的極高讚賞。他為其馬列黨偽造了一個很像樣子的號稱超過五百人的花名冊(實際在裡面的真實黨員為二十五名荷蘭特工,此後還有十五名真心信仰毛主義的上當受騙者),也輕而易舉地騙過了中國駐荷蘭代辦處。

於是,彼德·貝維迅速被封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毛派共運代表,自1970年開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訪問中國大陸多達二十五次,前後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除了去中國“接受”毛澤東思想教育以外,他還被推薦訪問當時的中國最鐵杆盟友阿爾巴尼亞,受到阿國“偉大領袖”霍查同志款待。這讓美國和荷蘭情報部門非常振奮,因為從沒有一個特工這麼近距離接觸過共產國家最高領導人。就這樣,彼德·貝維不費吹灰之力就獲知不少當時共產國家尤其是中國高層內幕和人事變動,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一線情報。而另一方面,中共有關單位則是向彼德·貝維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經費”。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非常非常貧乏,但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貝維訪問中國時都不會讓他空手而歸。據資料他從中國總共拿走超過一百萬英鎊。這些錢,絕大部分都成了荷蘭情報機關的額外補貼,當然,他也做了些必不可少的表面工作,例如,在荷蘭定期編製出版“革命”雜誌荷蘭版的《共產黨人》,專門用於糊弄中國駐荷蘭代辦處(1972年後為大使館);每逢中國的喜事和喪事,則是像模像樣地及時向北京發賀電和唁電。毛澤東去世時,《人民日報》和所有的中國其他報紙就赫然刊登了一封這個假冒馬列黨發來的“唁電”:

北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我們謹代表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黨員和中央委員會對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敬愛的同志、你們黨的主席毛澤東的逝世表示最誠摯的哀悼。

毛澤東主席在歷史上的地位將不可動搖地銘記在全世界工人的心中。

我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繼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令人永誌不忘的榜樣。

毛澤東同志永垂不朽!

主席霍赫

書記彼得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於哈勒姆

彼德·貝維這項膽大包天的行動的代號叫做“愚型兒計劃”。為何要取這個很刺激很傷人的名稱?莫非擺明要諷刺要嘲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嗎?是啊,毛澤東生前自然為在全世界有彼德·貝維這樣一大幫革命小兄弟而心中喜悅,一定為他的“以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這個世界革命的偉大戰略而洋洋自得,最後去見馬克思時一定還懷抱著偉大革命者“吾道不孤”的堅定信念。非常不幸,他渾然不知自己被騙了,自己死後人家發來的讚頌洋溢的唁電也是假的。

不過,說到詐騙變臉背叛之類,彼德·貝維的這個荷蘭馬列黨對中國的傷害,比起某些“兄弟黨”,其實算是最小的,簡直微不足道。那個“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從1954年起至1976年,從中國得到的經濟、軍事援助摺合人民幣一百多億元。那時它總人口才兩百萬,相當於平均每位國民四千多元,而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翻臉之後,阿共於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國主義與革命》大著,全面指責中共頑固地奉行“錯誤的、反革命的、沙文主義”的“三個世界”理論。比如古巴那個卡斯特羅,接受中國援助時與中國挺好,後來大米給少了就罵毛澤東老年痴呆,還因為中國與美國和解,把中國說成是美帝的走狗。那個“鮮血凝成友誼”的朝鮮,真可謂養虎為患,金家三代不斷訛詐,現在搞成功核彈,威脅中國如對它實施經濟制裁,便將有災難性後果。越南是湄公河的巨鱷。原來說什麼“同志加兄弟”,轉頭便大打起來。中共給的援助實在太多了,越軍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國製造,越軍裝糧的麻袋上印的是“中糧”。“血染的風彩”,是用中共贈送的槍炮染紅的!······可嘆的是,毛澤東為了要當國際共運領袖,為了世界革命,幾十年慷國家之慨的“援助外交”,用中國民眾的血汗錢換來的卻是反目成仇。這不折不扣也是一種另類騙局,真是荒誕絕倫,怵目驚心。

進而論之,應該說,輸出革命並非毛澤東首創。首先是從列寧開始。他的蘇維埃政權剛穩定,便規劃世界革命,開始對外輸出。最初中共建政也是在蘇共的援助下取得成功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正如林彪所說,毛澤東思想的確成了馬列主義最高最高的頂峰。毛澤東以偉大革命者的氣慨,斷然判定蘇共“修”了,也與它反目成仇。更了不起的是,毛澤東非常成功地讓中國民眾死心塌地地相信他的判決,相信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北京,相信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反修”“防修”,相信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解救。於是,僅僅幾年前還由於大躍進造成大饑荒的中國人,要去把紅旗插遍全球去解救別人了。而在全世界,從歐美髮達國家大城市到亞非拉落後荒蕪的農村野林,也出現不少狂熱的毛派追隨者。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是:“讓毛澤東思想紅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報》“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偉大新時代”。10月4日,《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接見來自世界五大洲的“革命友人”時,稱毛澤東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真是狂熱荒唐的年代!當時,許多人真以為挽救世界的真神就在北京並為此欣喜若狂。這何嘗不是更大的騙局,而且是內騙中國民眾外騙世界毛派追隨者的更成功的世紀大騙局?!

再回頭說說彼德·貝維的這個冒牌荷蘭馬列黨。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它就自動解散,因荷蘭國安局覺得此黨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了。2004年後,彼德·貝維的真正身份隨著這個騙局的揭露也公開了。這個虛假然而卓有成效的政黨終結後,他又成了一個專門為荷蘭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黨主席。這個黨成員同樣不多。但彼德·貝維不無自豪地說:“這回每個黨員都是真的。”現在,在他居住的一萬七千人的荷蘭小鎮上,垂垂老矣的彼德·貝維也算名人一個。提及當年他那段經歷,他說他那些行為當然也有風險。他曾被告知,如果事情敗露,不會有人幫他的,一切責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擔。但是他並不後悔,“我為我做的事情感到驕傲”。他對在中國的“國賓”待遇還念念不忘——“中國有非常不錯的廚師,”他很樂意更很得意地加以證實。

行雲流水,彈指一揮間竟然就過了半個世紀。今天,不知美國中情局是否還玩不玩這些把戲?這些把戲是否還靈不靈?無論如何,世界已經翻了個樣。1978年,毛澤東死後文革也結束後兩年,中共發現,輸出革命的外交路線,那種激勵、援助和領導那些弱小的共產主義黨派用暴力革命推翻他們政府的辦法,已經不合時宜。到了今天,中共的格局,絕對是與當年毛澤東的中共也與鄧小平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語的。今天,絕對不需要像當年文革時期那樣,偷偷摸摸輸出革命,也不需要按照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教誨行事,而是以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甚至如某些專家所說已經超過美國世界第一的大國地位,來“輸出資本”,並“一帶一路”領導世界了。的確,“中國夢”為什麼不可以變成世界夢呢?君不聞,不久前,即是去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世界政黨大會,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了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這個大會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前身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自2004年彼德·貝維的這個馬列黨騙局被揭露後十年的2014年起開始舉辦。據說這次有12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政黨領袖齊聚北京,“共商大計”。請特別注意,現在中共寬宏大量得很,所邀請的這些政黨信奉的主義五花八門,絕對不是或不只是毛時代的那些共產黨而且還要標榜“馬列”打著激進革命旗號的共產黨。以中共官方新華社微信公眾號“新華視點”的話來說,這場對話會“規模空前”,“在世界政黨史上可謂罕見”,可用三個“首”來形容,即首場主場、首次與全球政黨對話、首次出席人數最多。“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在世界政黨史上也具有突破性意義”······云云。

不過,說來還是令人尷尬。人們發現,此次出席的國家政黨多屬小國家小政黨。希望這裡面沒有一個是冒牌的,像當年彼德·貝維的荷蘭馬列黨那樣,但確實有的只有百來個人甚至才幾十個人,它們本身在自己國家並沒有什麼影響力。這與中共官媒宣傳的“萬邦來朝”氣勢好像極為不符。

因此,人們建議,這場大會是否應該按“高端”“低端”現在這兩個時髦的術語改名為“世界高端-低端政黨大會”?

人們更覺得,就在北京的“低端人口”遭到大規模清掃而“高端人口”中又發生紅黃藍幼兒園幼童性侵事件的情況下,中共還想通過舉辦這種“對話會”來向全世界推銷其極權主義的“北京模式”,這是不是太不可理喻了?

文革是荒唐的年代,才有上述冒牌荷蘭馬列黨更有毛澤東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這種騙局套騙局的荒唐之極的事情。現在,人們不免還會擔心:荒唐會重演嗎?

(2018年2月2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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