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消息傳出，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語組五位記者的幾十名家人在新疆被拘留。顯然，中國政府目前在實施中世紀般的家人連坐政策。這樣的政策在共產黨中國幾十年內一直存在。每個對政府提出異見的人在說話行事之前都不得不認真考慮給家人與親朋帶來的嚴重後果。
自由亞洲電台是由美國政府出錢資助、隸屬聯邦機構廣播理事會管理下的組織。該機構的旗艦就是有七十六年歷史的美國之音。我在2011年進入美國之音擔任中文部的主任，之前我也在自由亞洲電台工作過五年。多年的工作經歷讓我深深地感到，這兩個被中國政府定性為「敵台」的中文部的記者職務，是美國聯邦政府里最危險的工作之一。
中文部的記者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他們都有親人和好友在中國。為了避免連累家人受到迫害，來自大陸的記者們絕大多數不會採用真名實姓來廣播。但是，電視記者們卻無法避免在節目中露臉。那些露臉的記者是需要有相當勇氣的。
中國的情報部門顯然也在嚴密地監視著這兩個媒體及其雇員。美國之音的記者在悄悄地回中國探親的時候，經常遭到安全部門的騷擾。有時候剛剛進門，國安的人員就會追到家門口要求見面談話。記者在探親期間被「請喝茶」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在談話中，國安的特工會詢問美國之音內部的工作情況，並且以軟硬兼施的方式威脅他們「不得從事反華活動」。各方面跡象顯示，這些威脅並非沒有效果。
不僅記者探親時遭到騷擾，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也經常被政府部門光顧。這也是中國情報與統戰部門多年來常用的手法。事實上，在廣播理事會屬下的這兩個中文廣播機構工作，恐怕是美國聯邦政府內最危險的工作之一，程度絕對超過了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員。
在中情局當分析員，個人資料對公眾是嚴格保密的。即便有家人在中國大陸，被中共當局發現的可能性也相對低。況且，即便中方有所覺察，也不會隨便去騷擾一個普通中情局雇員，除非那人是中情局派往中國的間諜。而在美國之音或者自由亞洲電台當記者，個人的文字、聲音、甚至影像資料每天出現在在公眾面前。中國政府要掌握他們的情況是相當容易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聯邦政府就有責任給予他們更多的保護。
可嘆的是，聯邦政府的官僚機構對此並沒有太多的關注，有時甚至還有意向外泄露手下雇員的個人信息。
2017年4月19日，我和我的幾位同事對以暴露中國政府內部黑暗資料而聞名的中國富豪郭文貴進行直播訪談。在得知消息後，中國政府對美國之音和郭文貴本人採取了各種威脅手段，要求停止採訪。我們採訪了一個小時零十九分鐘之後，節目被華盛頓的總部強行切斷，造成了嚴重的「419斷播」事件。過後，美國之音的領導們為了掩蓋他們屈服於中共壓力的不道德的做法，指控一線採訪記者違抗命令，對五位中文部的記者進行強迫性行政休假。這是聯邦政府開除雇員的前兆。
美國之音馬上發出聲明，對全世界公開了上述決定。他們明明白白地告訴中國政府：不肯斷播的是記者，與領導們沒有關係。如果中國政府要打的話，這些記者是靶子，瞄準他們就是，連標籤都貼好了。
此後，廣播理事會與花費了大筆的經費啟動了四項調查，一定要證明斷播的錯誤全部是記者造成的。其中一項調查，是企圖證明記者們「不符合新聞標準」。有趣的是，廣播理事會從北京請來了調查人員，一共來了三個人，其中有一位是中國公民。這中間花了多少錢不清楚，但是帶隊的卻是大名鼎鼎前北京美國商會主席，此人在北京居住了25年，與歷屆中國高層領導建立了極好的私人關係。
此人擔任中國總裁的安可公司也很值得尋味。這家公關公司總部在華盛頓，專門做政府遊說。不久前媒體曝出來自聯邦調查局的消息說，該公司在美國首都代表俄國鈾礦公司進行公關活動，並且與柯林頓基金會關係密切。
與其在莫斯科的活動相比，該公司在中國的規模要大得多。它利用在中國和美國兩邊的關係大做生意，特別是幫助中國公司拿到了不少美國對伊拉克的援助項目。來調查我們的公司總裁在中國如魚得水，中國政府的最高層過從甚密。此人曾經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為中國政府辯護，讓批評中國的美國人「閉嘴」。
就這樣一個做大生意的人，為什麼要從北京過來接美國之音這麼個小小的項目？還要帶上兩名助理，其中一名是中國人？個中秘密，他們自己清楚。
在其它調查還沒有開始之前，美國之音的高層急切地將這五位記者的私人資料——包括他們護照上的姓名、個人簡歷、住址、電話、電郵，等等——全部送給了這個人和他的中國助理。這位中國助理逐個去通知被休假的記者，要求他們去回答調查團隊提出的所有詳細問題，其中包括美國之音中文部內部各種運作的詳情以及雇員的姓名和工作性質等情況。
幸虧有國會議員的及時干預，該調查團隊不得不灰溜溜地離去。但是，我們五位記者以及中文部內部的許多詳細情況都已經提供了給他，這些資料如今很可能存在北京的某個地方。
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異見者，一個堅信美國的民主制度的忠實美國公民，我在加入美國之音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對付中國政府的敵意，包括無法拿到去中國的簽證。但是我萬萬沒想到的是，美國的那些無良官僚會在我和我的同事們背後狠狠地捅上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