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學家蘇轍在論及漢昭帝時，有這樣一段話，「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大抵意思是佞臣用「聲色犬馬」之類使昭帝沉迷，亂其志氣。
時隔多年後湯燦再度現身（圖源：VCG）
這是「聲色犬馬」的典故來源，與「馳騁田獵」「宮室器服」一道，可見當年奢靡物慾。千年以降，儘管換了人間，但「聲色犬馬」依舊是墮落腐化的代名詞。細究之，今人所沉迷與古人還是別無二致，不脫「聲」、「色」、「犬」、「馬」。
其實這四個字是無謂褒貶的，要緊的是獲取的方式。漢昭帝能左擁右抱，終歸原因他是「帝」而非張三李四之輩常人。權力，常常是大多數罪惡的起點和終點，歷史與現實在不斷證明。
前幾日，在消失多年後，被坊間稱為「軍中妖姬」的湯燦再度現身。媒體說她「憔悴」，和一般同齡人相比，照片中的湯燦並不算額外蒼老，只是同之前的意氣風發相比，顯然判若兩人。
差不多時間，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一審宣判，一個惹眼的詞彙——「特定關係人」頻繁出現在媒體上。根據之前的報導，孫政才的「特定關係人」就是他的情婦，並且孫的受賄財物絕大部分都是「特定關係人」直接收受。而湯燦，也被認為曾是一些中共落馬高官的情婦。
在2014年和2015年，以《湯燦翡翠首飾過億奢侈遠超豪門媳婦》為題的一組照片，先後出現在陸媒人民網上。其雄厚財力彼時引發關注，與高官有染的傳言更盛。
或者被公開放上檯面，或者影影綽綽，權力與女色似乎總難解難分。以至於中共反腐打落的絕大部分官員，基本都違反「生活紀律」、「廉潔紀律」，情婦成為貪官的「標配」，常常還不只一個。
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落馬，他的成名不是因為受賄金額巨大，而是據報導竟擁有146名情婦，創下另類記錄。
十八大以來落馬的中共高官，至少也有數十名被通報存在「貪色」行為。例如周永康和令計劃，即被通報「與多名女性通姦」。更早之前，薄熙來和王立軍亦被通報「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面對這種「常態」，要問的是，這究竟是中國官場孕育出的畸形文化，還是某種普遍性的社會醜惡積習。
當然「情婦」從來不是中國的特產，乃至很可能是個舶來詞，最早應當追溯到所謂柏拉圖式的愛情。有觀點稱「情婦」來源於西方中世紀宮廷式的愛情崇拜，是中世紀騎士文化的一個派生物，譬如潦倒如堂吉訶德，也要自說自話般將一個農婦當做自己的情人。及至在法國，情人文化蔓延之盛，到今天，緋聞在政壇也並不被當做一件醜事。
不過在中國，「情婦」打從出現就多是貶義的，它在中國獨特的文化氛圍中逐漸生長，最終成為難以根除的社會陋習。但實際在一夫一妻制之前的宗法社會，中國並不存在所謂情婦之說，一個男人同時擁有多名女伴既不違法，也無關道德。當然，不能染指有夫之婦，那打破了另一種底線。
之於政壇，「情婦」更是已變為男權主義與權力資本的共同產物。前者將擁有情婦視為地位與能力的象徵；後者則將性當做權力變現的主要方式，和金錢腐敗一道，構成權力墮落的兩大歸宿。
已經落馬的副廳級貪官金維芝曾說，「像我這樣級別的領導幹部誰沒有幾個情人？這不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徵，否則，別人會打心眼裡瞧不起你。」而作為一個情婦，其功能可以是性伴侶、生意夥伴、政治合伙人、秘書加保姆、心靈慰藉者……成為官員炫耀權力、滿足虛榮心以及尋求心理庇護的出口。
這使得情婦文化，變得像政壇上的一種慣例或者說潛規則。例外者當然也有，但權力、金錢和性常結合的最密切。對於官員而言，他所能擁有的主要就是政治權力，也即「權力資本」，一旦走向墮落，試圖將無形的「權力資本」轉化為有形的「經濟資本」，就會成為性市場上最有競爭力的買春者。
悲觀地看，這種堅固的供需關係很難得到根本性解決，只能依靠細緻深入的監督與訴諸於己的自律。
但在廣泛的普遍層面，這種「情婦文化」仍有遏制的可能。如果權力難以同金錢產生直接的強聯繫，難以提供正常職責範圍內的額外政治影響，官員在性市場上就會毫無優勢。也就不會有女性或自願或被動，與官員達成種種有所圖的「性契約」。
中共將反腐制度化，某種程度上便是在根源處限制了權力的變現範圍。當然要看到成果或許仍待不短時間，但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