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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後 媒體和政府是如何過招的

瑪教授的博士是在牛津大學讀的,她當時拿著著名的「羅德學者獎學金」(就是那個近兩年在中國被包裝成「全世界最難申請」的獎學金)去了英國,不過讀博期間有相當多的時間在中國,研究中國的記者和媒體。我常說,她認識的中國媒體人可能比我認識的還要多。正是因為長期在中國,並且和大量媒體人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所以她對中國媒體的觀察是相當準確、深入的。

祭奠汶川地震中死難的家屬

汶川地震10周年。那場災難改變了很多個體的命運,也牽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新聞媒體在震後的信息傳播、人文關懷、責任追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觀察中國媒體的一個經典案例,尤其是觀察媒體與政府是如何互動、過招的。

去年,我的朋友和論文合作者、喬治亞州立大學助理教授Maria Repnikova(我叫她“瑪教授”)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媒體的好書《Media Politics in China: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其中就有一章是專門寫汶川地震報道的。

瑪教授的博士是在牛津大學讀的,她當時拿著著名的“羅德學者獎學金”(就是那個近兩年在中國被包裝成“全世界最難申請”的獎學金)去了英國,不過讀博期間有相當多的時間在中國,研究中國的記者和媒體。我常說,她認識的中國媒體人可能比我認識的還要多。正是因為長期在中國,並且和大量媒體人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所以她對中國媒體的觀察是相當準確、深入的。

《Media Politics in China: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這本書是瑪教授基於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完成的,由最好的學術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以下,我基於這本書第五章《Critical Journalists,the Party-state and the Wenchuan Earthquake》的內容,和大家一起複盤汶川地震之後的中國媒體表現。

汶川地震發生後,政府一開始是不願意進行更多的信息公開的,立即下達了嚴格的禁令,禁止絕大部分媒體派記者前往災區報道,只允許採用新華社的稿件。但是後來很快就開放了一定的報道空間。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

從記者這邊來看,地震發生後,來自全國的很多記者就立刻奔赴災區,其中包括新華社和CCTV等官方媒體的記者。實際上,在禁令來到之前搶著趕往現場、試圖贏得報道的機會,已經成為中國記者的一種常態,更何況是如此罕見的巨大災難。“跑得比誰都快”,其實是對記者的一種巨大讚美。當跑得快的記者們都已經紛紛趕到現場,禁令實際上已經有些力不從心。

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政府這邊來看,一味禁止看上去已經不是最好的選擇。當時雖然還沒有微博微信,但是地震相關影像很快就被網民上傳到優酷等平台,比新華社的消息還快。針對災難的禁令很可能嚴重影響政府的聲譽。當時正值一個特殊的時間點,西藏314事件之後、北京奧運會之前,中國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非常在意自己的國際形象,如果因為封禁地震報道而破壞國際形象,或許會得不償失。

而且,如此巨大的災難,實際上也不是政府能夠獨自對面的,它需要得到社會力量的支持,才能做好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這時媒體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因此,在一兩周的時間裡面,宣傳部門沒有下達禁令,只是要求多做正面報道。媒體關於救災行動的報道,也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形象。實際上,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市場化媒體,它們最初的報道重點都是救災行動(展現了國家能力)以及情感上的團結(“我們都是汶川人”、“中國加油”)。政府和記者的合作關係比較順暢。

也正是在那兩周裡面,我們看到了很多優秀報道的產生,比如《南方周末》的“汶川九歌:大地震現場報告”特刊(5月22日)和“大地震現場再報告”(5月29日)。同時,我們也看到地方政府和NGO進行了很多合作。

然而,這種蜜月期是短暫的。很快,一個核心問題就顯露了出來:校舍質量問題。官方媒體將發生在學校里的悲劇描寫成天災,但是《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財經》等市場化媒體對校舍質量及其背後的政府責任進行調查和問責。當然,這種問責其實也是小心翼翼的,因為中國的媒體在避開紅線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他們將監督更多地指向了地方官員,並且更多強調“建設性”:如何讓校舍更加堅固。

面對部分批評性記者的監督,政府這邊是如何作出回應的呢?瑪教授說,政府採用的是一種“創造性的妥協”。

一方面,政府下髮禁令,禁止媒體繼續報道校舍安全問題,防止這一話題在輿論中繼續發酵。在這個過程中,四川省的宣傳部門積極運作,既向中央請求下髮禁令,又和廣東省的宣傳部門聯繫,請求支援。這樣一來,南方報業的後續報道基本就被壓下去了,但《財經》雜誌仍然在6月9日刊出了封面報道《校舍憂思錄》,這主要是因為《財經》雜誌的主管單位是“聯辦”,不受省級宣傳部門的約束,有更大的報道空間。不過,他們在這一期之後也選擇了暫停追問,這更多是一種主動的策略選擇,因為他們覺得繼續追問的話會破壞和中央層面的關係,影響今後做更多監督報道的空間。

另一方面,政府並沒有無視校舍質量問題,而是迅速採取了政策行動,比如在全國範圍內提高校舍質量標準,同時釋放信號:在災區以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速度和能力重建安全校舍。

一位《南方周末》記者在接受瑪教授採訪時說,汶川地震後一年,他重新回到災區,發現那裡大部分學校都重建得非常好。“我想官員們是在媒體監督和公眾壓力之下作出這種回應的。”

然而,政府在修補校舍質量的同時,拒絕了對官員的進一步問責。因為政府不希望因為這樣的事件影響政治穩定。而這實際上又導致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暴露出新的問題。

從這樣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將政府視為嚴格的言論審查者,還是將記者視為一往無前的抗爭者,都是不恰當的。雙方實際上是在上演一場沒有腳本的即興對手戲,政府一開始嚴格限制,很快進行了妥協,之後又加強了對校舍安全問題報道的限制,但與此同時著手解決著校舍質量問題;而記者則是在突破、妥協、尋找安全形度、進行建設性監督等做法中游移。雙方的很多做法都是臨時性的、具備灰色空間的。最終的結果是,解決了一些實際的問題,但又留下了其他的隱患:表面的問題解決了,根本性的、系統性的問題卻還在。

汶川地震的報道案例正是體現了中國媒體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瑪教授的書中展現的是:這種關係遠遠不是那種臉譜化的、黑白分明的論述,無論是政府還是記者都比“打壓-突破”這種二元關係更複雜,而雙方之間的關係也非常豐富和微妙。

她認為,這種關係是流動性的,其核心特徵可以被稱為“有限度的即興互動”(guarded improvisation)。也就是說,雙方並不是嚴格按照某種事先寫好的劇本來行動,而是在互動過程當中不斷進行著臨時的、即興的調整。

在政府這邊,黨政官員允許記者進行有限度的監督,扮演一種提供諮詢建議的角色。不過這種角色又是模糊的,政府這邊隨時可以進行修改乃至收回。

在記者這邊,他們會利用對政策的重新解讀,繞開某些限制,創造出進行監督報道的空間。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也是因為這些政策本身是有模糊性的,是有騰挪空間的。

當然,這種即興的互動是有限度的,是基於由政府設定的基本遊戲規則和基本政治結構來運行的,不能逾越紅線。瑪教授認為,記者和政府雙方實際上是在同一個政治框架下行動,他們也分享著同樣的目標,那就是提高治理水平。(所以,那些聲稱南方系記者是“反對黨”的人,完全沒有搞清楚情況,完全是在用陰謀論的思維臆想。而胡舒立被《紐約客》引用的那句名言頗為恰當:“啄木鳥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讓它長得更直。”)

這並不是說記者沒有抗爭精神,而是要強調:記者和政府其實不是針鋒相對的對立關係,並不僅僅是一場貓鼠遊戲。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既有對抗的成分,更有合作性的、協商性的、即興調整的成分。

之所以會是這樣的關係,原因在於學界所謂的“碎片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中國的體制並非鐵板一塊,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間實際上是有縫隙的,而地方官員往往成為中央官員和記者共同針對的對象。這種碎片化,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體制的韌性和活力,因為它有更多的靈活性,有更大的試錯空間,有更多的諮詢、協商元素。威權並不意味著沒有參與、沒有監督,只不過這種參與和監督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進行的。

當然,10年過去,當年的那種互動關係已經發生了一些改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新聞實驗室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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