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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惹怒江澤民 秦城監獄和劉曉慶湊一起

老作家鐵流:我的朋友紀一,原是《中國社會保障報》總編室主任,一生喜歡舞文弄墨,十大氣功師他就寫了七位。不知因何事惹怒江澤民,在那年鎮壓法輪功的運動中,他被判了十九年有期徒刑,至今還關在監獄。服刑前我去秦城看望他一次……

秦城監獄重兵守衛,飛鳥難越,是一座殘酷的人間地獄。(網路圖片)

題記:我的朋友紀一,原是《中國社會保障報》總編室主任,一生喜歡舞文弄墨,十大氣功師他就寫了七位。不知因何事惹怒江澤民,在那年鎮壓法輪功的運動中,他被判了十九年有期徒刑,至今還關在監獄。服刑前我去秦城看望他一次……

秦城,用眼下時興的商業用語,堪稱中國大陸頂尖世界一流的“品牌”,不亞於可口可樂或麥當勞,論其“商標”價值,至少能賣五六百億美元。可惜,它只是共產黨的專政工具,用以禁錮人自由的監獄。為什麼它有這樣大的名氣,倒不是它構築堅固,防護一流,而是它囚禁過不少政要名流。遠的不說,僅“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國一大批開國元老和顯赫一時的高官,都在這,崗哨林立,電網密布,劍影刀光的鐵窗里度過一個一個春天,諸如薄一波、彭真、羅瑞卿、楊成武、傅崇碧、劉仁、崔月犁;爾後又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邱會作,黃永勝、陳伯達,近年的陳希同、鐵英、程克傑等莫不在這裡斂色銷金,還其人之原體,品嘗折磨與凌辱的滋味。凡來到這裡的人,沒有幾個是活著出去的,除非改朝換代,江山更迭。想不到我的朋友紀一,竟有這“福份”,享受到這般“殊榮”。

其中崔月犁(以薄一波為首的六十二人叛徒集團之一)“平反”後出任了衛生部部長,因工作關係我們成為了朋友。在1997年2月他和他夫人徐書麟送了我一幅共墨書畫“鐵骨錚錚鬥風雪,寒香陣陣報春來”。一天我們相聚品茗閑聊監獄,他說“鐵流,共產黨監獄我坐過,國民黨監獄也坐過,但是共產黨監獄比國民黨監獄殘酷十倍。我在秦城關了八年,有四年戴著手銬,有兩年還是反銬哩!吃飯、解便都不打開,有時還挨打,我至今手臂都痛。”說到這裡他感慨良久地嘆息一聲:“我們國家不能再搞整人的事了,一定要按法治辦事啊!”

我在北京呆了近20年,只聞其名未見其形。只知它在昌平一座山溝里,重兵守衛,飛鳥難越。朋友紀一申訴被駁回,很快就要離開秦城,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服刑。出於人道,監獄看守通知家屬准許在他離開監獄前,可與家人朋友聚午餐。我們已有三年未語,決定同太太一道伴他的妻子去秦城監獄與他送別。同行的還有他的兒子和一位專程從成都趕來的老戰友。我們五人分乘兩輛車,穿出亞運村,向西行駛。隨著汽車的顛簸,我的思緒不停跳動起來,想著我和他十多年的友誼,想著他不平凡的人生……

紀一,當兵出身,共產黨員,原是某中央國家部委機關報社總編室主任,“6.4”事件第一個貼出公開聲明“退出共產黨”。他在退黨書中寫到:“我不能容忍一個聲稱為人民服務,卻又動用機槍、戰車來賤踏民主,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的政黨。我感到羞恥和悲憤……”。當時就憑這封公開張貼出來的“退黨信”也能判他三年兩載。由於他人緣好,上下無怨,組織上叫他以“病退”為由而“光榮”地離開了畢生所鍾愛的新聞事業。

他酷愛寫作,文采橫溢,有不少成名之作,加之年輕貌美的妻子也是“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才女,倒也不為生活發愁。可偏他是個不做事就難以活命,不攥筆手就癢的人,這也叫“活該”。誰叫他不寫“勞模”不寫“英雄”卻寫起“氣功”來了。“氣功”,當時在中國熱得很,不少政要與科學家都為之鼓吹。年輕不經事的他也加入了這個鼓吹行列。全國“十大氣功大師”他就寫了七位。(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是《大氣功師出山》,被寫的人竟將它拿到美國作申請“政治避難”的證據。)本本走紅,冊冊暢銷,不但賺了大筆稿費,也使這些被寫的“氣功師”聲名大振,譽滿海內。因他患有先天性的心臟病,閑暇也練起氣功來。你說,邪不邪?身體竟然好了起來。有時我們見面聊天,他也向我大講特講“氣功”。說氣功是人體科學,是人類至今未發現之密,很值得研究。又說,他的心臟病就因每天練氣功得到了大大的緩解,建議我也練練氣功。可我對氣功不是那麼感興趣,我所關注的是生意能否賺錢,兒女能否出國上大學,於是笑笑說:“你練吧,待你成仙后我再來追尾。”

“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不兩年他也辦起公司來,專門經營一種經國家衛生部批准的保健食品“一通茶”。一炮走紅,生意做得比我還大。四川大學出版社用2000萬元買斷他十年著作版權。我心裡為他叫好,真鬼,轉得快。2001年3月中旬一天我做東,請了幾位好友在北京太陽宮“鄉老坎”相聚。彼此都是文人,算得上京城方方面面“大腕”,談笑風生,妙語如珠,好不快意。一位朋友說“紀一,氣功在你身上,真大大發揮了功能,又養身又賺錢,還能文采飛揚書稿盈市,也教咱們幾招吧?”另一位朋友說“紀一,你越活越年輕,長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眼像個活佛。”他眉飛色舞道:“我現在不言氣功,專做茶葉生意,攻人體生命科學。我發現人體生命科學奧妙無窮,學問無限,準備把它推向世界。”中國有句古語“在劫難逃”,誰也沒有想到,2001年4月17日夜11點他突然失蹤了。早晨8點他妻子來電話向我說:“紀一昨晚10點在亞運村一家美式快餐店吃完飯後,回家途中,被三輛警車夾擊後,被押進警車帶走了。”據紀一的司機說,“有兩個彪形大漢叫我把車留下,另找工作去。”我一聽就知是國安局辦的案,凶多吉少,麻煩大了。我在電話上只能寬慰他妻;“別著急,找著人把情況弄清楚了再說。”

黃鶴渺渺,一去無音。他妻問遍了公安局都說不知道。後來我打聽到那夜參加此一行動的X區公安局朋友,他告訴我:“這是上面壓下來的案子,有紅頭文件,你最好少問少管,做你的生意去。”不幾天從美國《世界日報》上看到一條消息,那晚國安局在北京抓了三個人,另兩個是持美國護照和綠卡的“民運”人士。直等了三個月,也就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晚報》才披露:紀一因涉嫌偷稅漏稅和非法經營,連同他的秘書XX,已正式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我懸著的心似乎落了下來。這下明朗了,不是政治問題。

按報紙公布的案情推斷,他頂多判三至五年。我向他的妻說,問題不會太大,也許年底就會放回家。可是一直無消息,連關押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大約又隔了一年,他的妻子才正式收到北京市檢察院的起訴書,才知他關在秦城監獄,但家屬仍不能見,只有律師經允許才能見到紀一。律師要價很高,經多次談判以7萬人民幣定板。我向他妻建議先付50%,其餘50%結案再付。他妻介紹,這位律師曾當過X市檢察機關的檢察長與上面熟,在公檢法司的關係多。為對友人負責,我出面請律師吃了一餐飯。

他信誓旦旦,慷慨激昂,表示不惜全力為紀一打這場官司。他說儘管難度很大,但法律是公平的,樂觀看頂多5年。我很感動,不停地向他敬酒,拜託再拜託。開庭那天我妻子去旁聽,回家向我說紀一真太老實,一點經驗沒有,別人怎樣問他,他就怎樣承認,連一句推口話也沒有,把一切都往自己身上攬。他的秘書更冤,寫稿拿工資犯什麼罪嘛?我問,律師辯的怎麼樣?妻說,不錯,很有水平。我又問今天庭審情況,你估計他能判幾年?妻子想了想,頂多五年,如能走點關係三年就能打住,或許還能爭取個免於刑事處分和監外執行。大約又過10個多月,2003年9月的一天,他妻通知我,紀一將於X月X日上午X時在北京市第二中級院X廳宣判,邀我和妻子去參加。我問結果怎樣?他妻回答:“不好講,可能五、六年吧?”第二天我和妻子準時去到北京市第二中院聆聽宣判,結果叫人大驚失色。

法院以偷稅漏稅罪行判他6年,以非法經營罪判他14年,兩罪相加一共為20年。合併執行19年,我的天,是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的秘書以夥同參與非法經營罪也被判處8年有期徒行。所謂偷稅漏稅是紀一在經營中不會處理賬務,把全國各地代售一通茶的款項直接進入他的長城卡;所謂非法經營系指他所撰寫出版和印刷過的書籍與產品廣告及說明書。唉,何罪有之啊!當宣判結束走出法庭,我向紀一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打電話告訴結果,不禁潸然淚下。

我曾經被歷史冤屈了23年,那是毛澤東統治時代,可現在是21世紀,光明了的中國呀!朋友在電話上告我:據法院內部消息透露,他們原定的是七年,上頭批下來是20年。上面就是“610領導小組”,這個小組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他們把紀一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非民主與法律能左右。在街上無人處,律師徵求他妻意見:上訴還是不上訴?我和他妻異口同聲:“上訴!太不公正了。”律師環顧左右,靜靜地說:“上訴沒有一點作用。”我不死心,為了商量對策,邀請律師在近處茶樓坐一坐,律師推口說,他太忙,然後開上汽車一溜煙地跑了。

中國有句俗話“死馬當成活馬醫”。我和他妻明知上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仍不放棄希望,仍然花錢找律師上訴。新找的這位律師血氣方剛,好打不平,東北漢子,有大俠風骨。他說,他已經研究了案情,認為判得太離譜,現在他要重新取證,推翻原判。我感動至極當即賦詩送他:“權力山壓頂,今遇俠義人;民族有希望,揮筆唱豪情。”半月後他妻來電訴告我:上面打了招呼,律師泄氣了,表示無能為力。五天後他妻通過手機發來簡訊:“明天開庭,我很害怕。”當天我有事脫不開身,未去聆聽,夜去電話探問,他妻回答:“一字未改,維持原判”。我道:“你作為妻子,我作為朋友盡夠了一切力量,只能靜觀其變,聽天由命了。”後來透出消息,說管他案的審判長是個女的50多歲,是高院刑二庭的副庭長。宣判後,她單獨又提訊了紀一,說了一番安慰話。紀一這樣回答她:“今天是你職涯中最恥辱的一天,因為你代表的法律有失公正。”

車行約一小時,再向西一拐,便到了秦城監獄。出現在眼前的是座豪宅大院,一溜青磚牆,門前旗杆上飄著五星紅旗,沒有監獄的感覺,倒像一個旅遊景點。紀一妻下車問門衛,指點我們沿牆前行1000米,才是接見犯人的地方。這地方不氣派,卻門崗森嚴,看不透的庭園透出一股陰涼的氣氛。門前已有幾輛小車,大約也是來吃送別飯的人。漸次,等候的人越來越多,車也越來越多。

我在人叢和車叢中搜索,尋找紀一的另外一位好友。他在職,地位蠻高,妻看出我心意,淡談說:“他不來是情理中事,應該理解。”我應著,記得1957年我被毛澤東御筆親點列為“極右分子”,一夜之間親朋反目,後連相親相愛的妻子也“劃清界線”,不是“反戈一擊”,便是寫文“公開揭發”。在那漫長的23年凄風苦雨中,除胞姐一人誰來看過我?誰又賜過我一分溫暖?階級鬥爭,可怕的階級鬥爭!今天他蒙冤,身負重刑,親人朋友前來探親,人性在洗滌殘暴,善良在感化仇恨,就連監獄看管囚犯的獄警的臉上也少了昔日的冷酷與無情。

沉思中,一輛黑色的轎車從另外一個方向駛來,車門開處一個矮矮敦敦的人走了出來,這正是我們企盼的朋友。在任何情況環境下他的臉上都是帶著那種特有的安靜、善意、寬厚的微笑,似乎告訴人們:人生苦短,相聚勿爭,親善相處,和睦共事。我向他走去,他遠遠地伸出手來。我笑著說:“沒想到你能來。”他含蓄一笑:“我也沒想到你能來。”他接著說:“上午開會,我坐了下,請假先走一步,下午還得開會。”他嘆口氣,說:“紀一的事,我也算盡心,回天無力啊!”

我們坐在車上閑聊,不多一會兒他妻來叫我們說到點該進去了。鐵門前擁著很多人,一位年輕的穿著警察制服的女獄警在入口處核實會見犯人的家屬姓名。她儘管婧麗貌美,但職業養成的習慣,那張俊秀的鵝蛋臉上沒一絲笑意,冷冰冰的好似塊石頭。進去探監的人不像過去那樣,除要看證件還逐個核實身份問這問那,現在很寬鬆沒一點為難之處。進得大院仍不見監獄的樣子,僅在遠處的牆上有電網隱現。

我們等候在院里,見幾個不知是囚犯還是打雜的工人,不停地向一排長房送菜送飯,另有幾個提著警棍的獄警在長房四周巡遊,大概那兒就是吃送別飯的地方吧?待菜上齊後,忽見十多位獄警分列而行,中間走著一隊上穿綠色體恤衫背上印有一行白字“北京市看守所”的囚徒,排著長隊走了過來,紀一走在最後顯得特有精神。

我們擁進長房,在一張指定的木方桌前坐下來。桌上已擺好十幾味菜,有魚有雞有蝦,煎、炒、蒸、燉倒也齊全。我問紀一妻付費么?他妻回答“要付,一桌400元人民幣。”我“哦”了聲,這是“人道”下的“生財之道”,一個很好的策劃。我們和紀一坐在一起有吃有笑,沒什麼拘束,看管的獄警老遠地站在入口處,不監視我們,似乎讓我們縱情放言。

紀一還是和以前一樣,說話仍然幽默風趣。他一邊吸著煙一邊笑嘻嘻地說:“過去我老覺得我冤,進去了一問才知道比我冤的人更多。有個律師,是北京的‘名嘴’,去幫人辯護一件案子,官司勝了,可自己被抓進來了。因為那個案子是上面定的,叫他不要去辯,他不聽。”

後到的朋友由於身份關係,不願把話題扯遠,笑著風趣地插一句:“和你關在一起的都是些名人吧?”紀一不假思索地回道:“司局級的三個,總經理一級的四個,還有書記和董事長。說來也許你們不相信,當年我們成都軍區的幾個文藝尖子又湊在一起了,我樓上是劉曉慶(劉曉慶因偷稅一案被抓),隔壁是亞視總裁靳樹增(電視劇《楊暗公》的製片人),他們都比我有名,按《易經》推斷這也是一劫。”

他說著轉頭問兒子:“讀書怎樣?”他的兒子道:“明年就考大學了,我準備報考政法大學,畢業後當律師。”紀一咧嘴嘿嘿一笑道:“媽是良種,老頭是良種,生下的娃娃一定是良種,沒錯,有志氣。”大家忙著說話,滿桌佳肴幾乎未動,其它桌也近似如此。眼看就要到點了,獄警催著回去。紀一一邊抹嘴一邊說:“把桌上的東西全打包,帶回監舍大家吃。”

我們那位當官朋友趁機掏出有攝像功能的彩屏手機為紀一全家合影,熒光晃動了獄警的眼睛,他們便大聲呵斥:“不準照相!不準照相!”朋友動作很快,即將手機藏在包里,可我不識相,把頭伸過去,求他再來一張。他礙於情面,只好再按按手機快門,一個當頭的獄警參前三步,抓住他的手機凶暴暴地道:“給我曝光,要不沒收你的手機。”全場陡然氣氛緊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終於顯現出來,方才那種和諧愉快的環境氛圍立即消失。他順從地把攝下的鏡頭曝了光,連賠了不是,才告結束這場意外的紛爭。

各桌犯人均站立起來,經獄警逐個清點數目,然後列隊押解走出接見餐廳,向監舍的大牆內走去。紀一走在這長長的列隊中不斷回頭探視,好像在說:“朋友們,放心吧,我很快會回來的。”他的妻默默地望著丈夫背影,眼裡漸漸地滲出星星點點的淚花。我若有所失,久久地木然站著,不知在想什麼?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往亊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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