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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仁華:江澤民不僅是六四事件的得利者 還是責任者和決策者

——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下達

在目前所見到的有關資料中,都沒有提到已經內定的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澤民當時已經身在北京,他於1989年5月29乘坐軍用專機抵達北京西郊的西苑軍用機場,應該是參與此次中共高層會議和決策的。一般認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主要責任者,而江澤民是主要得利者。實際上,江澤民不僅是得利者,同時也是一個責任者。這也正是江澤民掌權之後,極力反對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9年6月2日,中共最高決策者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做出了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武力清場的最後決定。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當天就將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下達到了各解放軍戒嚴部隊。也就是說,從1989年6月2日開始,解放軍戒嚴部隊正式啟動了天安門廣場清場的軍事行動。

1989年6月1日,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提供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全體官兵已經做好了從精神到物質的全面準備,只待中央軍委的一聲令下,即可開赴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這份報告,是促使鄧小平、楊尚昆等人最後下達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一個重要因素。

1989年6月2日上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留任的常務委員李鵬、喬石、姚依林一起開會,共同就“迅速制止動亂,恢復首都秩序”,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做出最後決定。

在目前所見到的有關資料中,都沒有提到已經內定的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澤民當時已經身在北京,他於1989年5月29乘坐軍用專機抵達北京西郊的西苑軍用機場,應該是參與此次中共高層會議和決策的。一般認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主要責任者,而江澤民是主要得利者。實際上,江澤民不僅是得利者,同時也是一個責任者。這也正是江澤民掌權之後,極力反對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次會議上,楊尚昆首先介紹情況說:“人民大會堂、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公安部機關大院等地方,都已經有戒嚴部隊進駐,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戒嚴部隊全體官兵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經過近半個月的思想政治工作,全體官兵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場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認識到戒嚴的必要和合法。執行戒嚴任務的各個部隊都表示,要堅決排除干擾,無條件地執行並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以實際行動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是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到目前為止,各個部隊都已經制定了警戒、防衛方案,確保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迅速執行命令。來到北京後,各個部隊堅決實行‘全時、全員、全方位’的封閉式管理,管好人,管好槍,管好車,保證了戒嚴部隊自身的團結和安全。所以,我對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充滿信心。”

緊接著,與會者紛紛發言表態,一致要求儘快讓解放軍戒嚴部隊採取武力行動,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

最後,鄧小平下了結論:“我同意大家的意見。建議戒嚴部隊指揮部今天晚上開始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劃,兩天完成。清場了,要向廣大市民和學生講清楚,責成其離開,做到仁至義盡。實在賴著不走的,後果自負。尚昆同志,建議你找中央軍委的同志開個會,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和我們大家的建議。建議李鵬同志將這個會議的情況向陳雲同志等人通個氣。”

1989年6月2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務委員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決定,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區集結待命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於1989年6月3日零點(即6月2日午夜)進入北京市區,繼續向戒嚴警戒目標開進。

陸軍第39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少將在題為《走進血與火》的署名文章中透露,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命令是於1989年6月2日下達到軍一級的,該命令的保密等級定為“絕密”,屬於最高等級,規定只能傳達到師一級。中共官方的保密制度將保密等級分為3級:秘密、機密、絕密。[1]

1989年6月3日下午4點鐘,楊尚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集秦基偉、李錫銘、洪學智、劉華清、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以及國務院秘書長羅幹、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和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等人開會,就突然出現的嚴峻局勢和即將實施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緊急磋商。

這一次會議做出了五項決定:第一、從6月3日晚上9點鐘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北京市公安幹警予以配合;第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6月4日凌晨1點鐘抵達天安門廣場,清晨6點鐘完成全部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第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第四、戒嚴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第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北京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毫無疑問,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定性為“平息首都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顯然是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製造合理的依據。據一位《解放軍報》人員透露,《解放軍報》事先就寫好了慶祝平息反革命暴亂取得勝利的社論。部分北京民眾的抗暴行動,包括焚燒軍用車輛,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採取武力行動以後,特別是軍人開槍殺人行為激怒了北京民眾。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尚未開動,尚未出現北京民眾抗暴行動之前,就已經有了“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實在夠耐人尋味的。

1989年6月3日晚上,也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當天晚上,楊尚昆、李鵬、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等人分別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坐鎮指揮。此時的中南海早已重兵雲集,除了原有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和北京衛戍區警衛第1師的部隊,還增加了警衛第3師和陸軍第65集團軍的部分部隊,中南海內布滿了全副武裝的部隊官兵。後來,還讓陸軍第27集團軍的部隊前往增援。

1989年6月3日晚上8點30分左右,根據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軍用直升機開始在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空進行空中偵察,為解放軍戒嚴部隊武力挺進天安門廣場做好最後準備。

為了直接指揮和完全掌控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特意成立了清場指揮部,設置在緊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由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等人坐鎮指揮。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最後階段,也就是驅趕堅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的時候,指定空降兵第15軍空降兵第44旅旅長武運平大校擔任現場指揮官,手握報話機,代號為二號,與代號為一號的清場指揮部指揮官保持直接聯絡,隨時接受命令。1989年6月4日凌晨4時40分左右,開槍擊毀綁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學生廣播站的幾組喇叭,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直接下達的命令。

在清場指揮部坐鎮指揮者,除了軍方將領,還有政府部門的負責人。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後勤保障的北京軍區聯勤部助理員傅水生中校在題為《難忘的八天八夜》的署名回憶文章中寫道:“(1989年6月4日)零點左右,部隊有關首長相繼來到大會堂。隨後政府有關領導也來了。一塊決策清場計劃。為了減少衝突和避免流血,將軍們、領導們徹夜未眠。(凌晨)1時許,某旅2名軍官渾身是血、滿臉是傷,跑到指揮部向首長報告部隊到達指定位置。首長詢問部隊情況,他們說徒步上來,受傷嚴重,所帶乾糧被燒被搶。‘為什麼不鳴槍?’‘只接到不準開槍的命令。’”[2]

傅水生中校在文章中沒有提到地方部門負責人的名字,但有知情者透露,這些政府部門負責人包括李錫銘、陳希同。

【注釋】

[1]參見《戒嚴一日》上集第155頁至第160頁。

[2]見於《戒嚴一日》下集第240頁。

(摘自吳仁華著《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2009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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