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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恩來:因林彪軍隊背景權傾一時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獲得更大職權。相對於其它中央一線大員來說,周受衝擊最少,其權力範圍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因接管許多「靠邊站」大員的工作而得以擴展。雖然周多受極左勢力困擾(也曾為他們擁戴),但他也常使這一勢力受挫。事實上他是這一勢力屢屢想予撼動卻又最難撼動的實權人物。雖然周仍在黨內招路第三,但此時二號人物林彪在抓權方面不如先前二號人物劉少奇,故而給他留下較多的權力空間。林畢竟軍人出身,對諸多政務之事既缺乏興趣、也缺乏經驗,再加上身體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簡出,故不得不在許多方面讓權他人。

文革期間周恩來與林彪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圖源:AFP/VCG)

在文革前期高層權力鬥爭格局中,毛所打擊的主要對象,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務系統諸大員;他所啟用的突擊力量,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代表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他們直接操縱各種官方傳媒和各種造反組織,既通過體制性方式,又通過非體制性方式——也是更有效的方式,去打擊毛授意他們去打擊的對象);他所憑籍的依託力量,是以林彪和葉劍英為代表的軍隊系統諸大員;他所藉助的後勤保障力量,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國務院系統諸大員。

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時,上述格局基本未變。這可以從此次會議人事安排上看出:

將國家主席劉少奇從中央常委排名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將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補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會,名列第五位、第七位;將軍隊元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三人補進中央政治局,佔新補者總數一半。另外在此前數月(1966年1月),毛還同意將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四元帥提升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將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補進中央常委會,名列第十。

另外,還將地方大員、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補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會,緊排在毛、林、周之後,名列第四。

在這些人事安排中有兩點得注意:一、軍隊高級將領在文革前期有降有升。降者如羅瑞卿大將和賀龍元帥,升者如上述陳、劉、徐、聶、葉五位帥,其中葉劍英在數月內連獲四分要職,即中央軍委副主席(1966.1.8)、中央書記處書記(1966.5.23)、中央軍委秘書長(1966.5.23)、中央政治局委員(1966.8.12)。

從總體上看,升的面要大於降的面,基本上照顧到全軍的各個方面,以及歷史上形成的除“一野”外的各個山頭,而不只是照顧到林彪的“四野”山頭。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非常注意做軍隊方面的工作,以爭取行伍中人的支持。

二、周恩來總理在文革期間獲得更大職權。相對於其它中央一線大員來說,周受衝擊最少,其權力範圍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因接管許多“靠邊站”大員的工作而得以擴展。

雖然周多受極左勢力困擾(也曾為他們擁戴),但他也常使這一勢力受挫。事實上他是這一勢力屢屢想予撼動卻又最難撼動的實權人物。

雖然周仍在黨內招路第三,但此時二號人物林彪在抓權方面不如先前二號人物劉少奇,故而給他留下較多的權力空間。林畢竟軍人出身,對諸多政務之事既缺乏興趣、也缺乏經驗,再加上身體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簡出,故不得不在許多方面讓權他人。

由這兩點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很注意爭取盟友,甚至能夠為此做出妥協。例如,毛曾經嚴厲批評過由周恩來副手李富春經管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斥之為北京的兩個“獨立王國”之一(另一“獨立王國”是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但此時又同意將李補入執政黨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常委會。這表明他為了孤立和打擊劉少奇的黨務系統,而不惜向周恩來的國務院系統作出讓步。

毛所作出的這些努力是得到回報的。他之所以能將文化大革命的開場搞得那樣轟轟烈烈,固然與他發揮了他的個人魅力有關,但也與他得到了他的許多下屬一主要是軍委領導人和國務院領導人一大力協助有關。

可是,到了10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後,上述高層權力鬥爭格局便被逐步打破。由於會議將劉少奇等人力圖控制群眾運動的一系列做法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故而在兩個向度上為造反派開了可以“打倒一切”的綠燈:

一是向後,可以清算一切。因為,在中共政治術語中,所謂“路線性錯誤”也就是全局性錯誤,因此,若要“徹底批判”某一錯誤路線,就必須觸動與它有關的一切人和一切事。

二是向前,可以衝擊一切。因為,凡是阻礙群眾運動的,都被認為是錯誤的,是應予“徹底批判”的。這實際上是給群眾運動解除了一切約束,使其不可避免地朝著“打倒一切”的方向發展。上述高層權力格局的各個方面都將受到它的衝擊,無一能倖免。

1966年10月18日,即中央工作會議正在舉行之際,北京街頭響起了“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聲,清華大學校園裡也貼出了“打倒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的大標語。

12月25日,清華大學蒯大富組織5,000人上街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並將他們誓言打倒劉鄧的大標語貼到了天安門城牆上。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又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宣布“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此後,劉與鄧便被淹沒在舉國一片“打倒”聲中了。就在黨務系統中的當權派橫遭衝擊時,國務院系統中的當權派也陷入厄境。

這兩個系統的關係本來就十分密切。其間的界線是相對而言的,甚至是相當模糊的,有許多相互交叉處。例如,薄一波若從歷史淵源關係上看,與彭真、安子文等同屬劉少奇的北方局系統,若從現任工作關係上看,又與李富舂、陳毅等同屬周恩來的國務院系統。又如,鄧小平在歷史上與劉少奇關係並不十分密切,但現任書記處總書記的工作則他與後者捆綁在一起,同進同出,最後同遭貶黜。再如,文革初期工作組的工作主要由黨務系統具體負責,但工作組的成員大部分來自國務院各部委。

起先,國務院系統中的一些當權派因參加工作組而受到造反派追究。例如,北京地質學院造反組織“東方紅公社”四進地質部,揪斗該部副部長鄒家尤,控訴他在任地院工作組組長期間鎮壓學生運動。

又如,北京外國語學院造反派也以相似理由屢屢揪斗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

不久,國務院系統中的多數當權派因本部門工作而受到造反派衝擊,一是批判他們多年來執行了一條錯誤路線,二是批判他們在當前文化大革命蓬勃發展之際妄圖用抓生產來壓革命。國務院的所有副總理和各部部長都被貼上了大字報,都受到了衝擊。

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高潮中,軍隊開始受到衝擊。

10月下旬,一些軍事院校造反學生衝進國防科委大樓,從底層衝到頂層。11月上旬,又有軍校學生衝進國防部大院,衝上總參謀部大樓。

北京已無軍事禁區了。

11月13日、11月29日,陳毅、葉劍英等軍委領導人兩次接見軍隊院校來京學生,並作了旨在穩定軍隊的講話。隨即,造反派便將批判陳、葉的大字報、大標語貼到了大街上。此後,這些共和國元帥們的名字便頻頻與“打倒”、“炮轟”、“聲討”等字眼連在一起了。陳毅還獲得一個“老右”稱號。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組在其《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中,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口號。於是,全國各地掀起“揪軍內一小撮”運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等一批高級將領先後遭到揪斗。

1966年12月,主張一切都可以衝擊的中央文革小組自身也受到衝擊。

北京林學院學生貼出“看中央文革小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什麼路線?”、“江青同志的講話把運動引向何處?”等大字報,後又在天安門前兩側觀禮台上貼出“中央文革小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大標語。清華大學校園內也出現“中央文革小組的路線性錯誤必須批判”等大字報。北京大學署名“虎山行”的大字報宣稱:“炮轟中央文革小組是運動發展到今天的必然,是運動發展的關鍵的關鍵”;並質問:“為什麼中央文革小組就批評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頭!”

由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校的一批老紅衛兵組成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也在西直門城樓上刷下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他們撒傳單、貼標語、說“江青太狂了”,說“打一打關鋒、戚本禹,嚇一嚇陳伯達”、“踢開中央文革”,甚至說出這樣的話:“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這後面半句話的矛頭顯然已不僅僅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是指向1960年以後的毛澤東思想了,指向老人家本人以及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了。〔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58-162。〕面對群眾運動的衝擊,上述高層權力結構四個方面都作出自己的回應。

中央文革小組方面作出回應最快也最嚴厲。他們迅即將針對他們的衝擊行動定性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十二月黑風”,並責成公安機關逮捕那些公開反對他們的人。

黨務系統方面的領導人,大都被衝擊得焦頭爛額,已很難作出回應,只有剛從地方大員升任中央大員的陶鑄最初還能夠替這一系統的人和事說一些話。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將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調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同時兼任中宣部部長,以替代彭真和陸定一。

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又-補進中央常委會,排名第四,位居劉少奇和鄧小平之前,成為黨務系統方面的最高職務者。

最初,陶鑄對文化大革命抱積極態度。但隨著運動打擊面不斷擴大,尤其擴大到像劉少奇、鄧小平這樣的人物時,他就持保留態度了。

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主持政治局生活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

會前江青做陶鑄工作,要他打頭陣,向劉鄧發難,但被他婉拒。在幾次生活會議上,都只有陶鑄和周恩來“從頭到尾沒有發言”。〔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鄭笑楓等,《陶鑄傳》(中國青年社,1992年),頁358。〕他在被打倒前數日,即1966年12月28日,還在中宣部說了這樣的話:“劉、鄧還是中央常委,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不能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47。〕陶是性情中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文革小組聯席會議上,有人批評他不該保他的老同事王任重時,這位寫過《松樹的風格》一書而被譽為青年導師的人被激怒了:“這個樣子,人家在那裡怎麼還能工作下去呢?身體又那麼不好,我可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能幫總要幫人一把嘛,這是做人最起碼的-條。”〔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鄭笑楓等,《陶鑄傳》,(中國青年社,1992年),頁350。〕陶鑄不願“落井下石”的結果,是自己也落到了井裡,並承受了雨點般的石頭。1967年1月4日,江青、陳伯達、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專揪王任重造反隊”時宣布: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隨即,“打倒陶鑄”、“揪出陶鑄”的口號聲,響徹北京,傳遍全國。

1月8日,毛澤東親作批判陶鑄指示:“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麼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接見紅衛兵時,在報上的照片和電視里都有鄧小平的鏡頭,這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這個部門那個部門,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可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在中南局宣傅毛澤東思想都是假的,沒有這回事,樹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希望你們開會能把陶鑄揪出來才好昵!”〔毛澤東,《對批判陶鑄的指示(1967.1.8)》,《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484。〕

毛澤東一言九鼎。陶鑄被正式打倒,一夜之間,由紅線人物排名第四突變為黑幫排名第三。用其遺孀曾志的話來說,“最後‘劉、鄧’變成了‘劉、鄧、陶’,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婦孺老幼,幾乎無人沒喊過‘打倒劉、鄧、陶’的口號。”〔6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鄭笑楓等,《陶鑄傳》(中國青年社,1992年),頁359-360。〕面對由群眾運動造成的混亂局面,國務院系統領導人和軍委系統領導人也都作出回應。由於他們的處境相對說來要比黨務系統領導人的處境好些,故而他們的回應更有力些,並且是一次不成再來一次,直至將毛本人激怒而把他們重重打壓下去為止。

國務院系統分管經濟工作的一些領導人,在196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召開的工交企業座談會上,全盤否定由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反對在工交企業中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同時,他們還擬出一個與中央文革小組意見正相反對的文件,即《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亦稱《十五條》)。

新文件要求工交企業應結合原四清運動部署來搞文化大革命,應分批分期進行,不搞“四大”,不搞串連,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八小時生產。

中央軍委系統的多數領導人,都反對在軍隊中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反對亂沖軍事機關、亂揪軍隊幹部。他們還敢於直接表明自己這一態度,並為此不惜衝撞為毛澤東所寵愛的中央文革小組,以致於這一小組組長陳伯達對人說:“經過三座門(軍委辦公地點)就頭疼。”〔范碩等,《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頁58。〕1967年1月20日,在軍委擴大碰頭會上就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被抄家一事,先是徐向前元帥猛拍桌子,繼是葉劍英元帥猛拍桌子,前者拍砸了茶杯蓋,後者拍折了手掌骨。老將軍們如此狂怒,竟將當時不可一世的江青、陳伯達等人震懾住了,使他們啞然失語。會後陳伯達傳給葉劍英一個電話留言,說自己安眠藥吃多了,並申明將自己說過的“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那句話收回來。〔范碩等,《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頁58。〕1月24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元帥,在數次求見林彪而不獲答覆的情況下,坐車直闖林彪住地,當面向後者提出要搞幾條規定以穩淀軍隊。林彪雖自文革爆發以來一直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但此次連連點頭,同意這位不速之客的意見。據徐向前事後分析,“林彪當時有自己的盤算,他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軍權在握,軍隊大亂特亂,向毛主席交不了賬,對他不利嘛!”〔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頁829。〕林彪當即口述命令,經秘書記錄整理成文,再經中央軍委與中央文革小組聯席討論,定為七條,又經在京各大軍區負責同志討論,增加一條,最後報請毛澤東批准,遂成軍委八條命令,發布全軍。此命令對軍隊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許多限制性規定,用了許多“不”字,如不允許亂抓人、亂抄家,不允許戴高帽、掛黑脾、遊街、罰跪,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不得擅離職守,不要外出串聯等等。〔《中央軍委命令(1967.1.28)》,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敎學參考資料》,第25冊,頁26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頁827-831;范碩等,《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頁585-586。〕國務院系統領導人制定了旨在穩定工交企業的《十五條》,由周恩來、陶鑄、谷牧面呈毛澤東,當即為後者否定(1966.11.22)。時隔兩個月,軍委系統領導人制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八條命令》,由林彪、徐向前面呈毛澤東,則當場獲後者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1967.1.28)林彪也當場致辭答謝:“主席,您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頁829。〕

儘管國務院系統領導人進言和軍委系統領導人進言在毛那裡獲得不同反響——由此可見後者對這兩方面人的倚重和顧忌是有所不同的,但兩大系統領導人都面臨相同形勢——各種矛盾正在激化,尤其是以1967年1月“上海風暴”為發端的奪權運動正在使整個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並且,他們大多還未被正式打倒,故都還負有維繫國家秩序的責任,還擁有能為此事說話的機會。於是,他們聯起手來作出他們理應作出的回應。

這就有了所謂“二月逆流”一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毛澤東執政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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