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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 做農民竟可以優雅矜持 怡然自傲!

大陸女作家綠妖的非虛構作品《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由青橙文化策劃,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為寫作本書,綠妖走訪台灣60餘位農民、10餘個民間團體與台灣當局,細膩地呈現出台灣農民享受生活的農村生態。書中聯結台灣農業、歷史、經濟、民生、環保、社會創新等多個維度,相當豐富地呈現出台灣鄉村現代與傳統的博弈、結合,農人的尊嚴、創造與堅守。

綠妖書中的台灣農民,和大陸的農民很不一樣。

按照綠妖的觀察

“……我所見的農人,尤其是出現在城市裡的農人,總有倉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

“在台中鄉下,我列席產銷班會議,一個鄉村的微型社會結構呈現眼前,它內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來、技術學習,是血緣結構之外的另一種補充。我請教其中一人姓氏,該長者微微欠身,‘小姓黃’,舉止間的優雅矜持難以言喻。看似粗獷的書記,記錄班級活動,竟是一手端麗雋拔書法。七十歲菜農劉勝雄還在大學上農業培訓班,跟教授學習,學著接受田裡長草的新理念,‘台灣農民都很聰明的,看一眼別人怎麼做,就會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這是台灣農人給我的最深印象,不論貧窮富裕,他們都有一種怡然自傲之色。它從何而來,是他們比大陸農民更富裕嗎?不見得,大陸農人許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們還高。我試著分辨其成分,隱約是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混合的自我認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規則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從哪裡得到什麼樣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實的生活也支撐了農人的自傲。”

作為縣城長大的作家,綠妖的觀察未脫文藝女青年的范兒。關於台灣農民的“怡然自傲”,有著更豐富的內容。

向總統候選人揮手致意的農民(ROMEO GACAD/AFP/)

首先,台灣農民的私有財產和公民權利,在台灣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這是他們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基本來源。

2004年,台灣陸委會邀請於建嶸去訪問,於建嶸見到台灣老百姓,都問同樣一個問題,地方官員不經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台灣老百姓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拆我們家房子?於建嶸說,假如拆了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會重判這個不經同意拆房子的官員,假如經過我同意賠十萬,不經我同意他可能要賠一百萬。

於建嶸接著問,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又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不立案啊,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有房產證,他沒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錯了,他必須賠。於建嶸說假如發生這個問題怎麼辦?台灣老百姓說,那我就找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調查完之後,就會開新聞發布會,就會在議會上提出來,這個官員和這個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於建嶸接著問,假如這個議員不管你這個事怎麼辦?這時,台灣老百姓都煩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這麼多假如呢?這種假如怎麼可能發生呢?這不是我想讓議員做的事,這是議員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議員天天做夢都希望發生這個事,他怎麼會不來呢?不可能的!”

於建嶸說有可能,台灣老百姓說不可能,他們有聯繫議員的那個電話卡,那就打電話試吧!一打電話,那個議員在附近,接到電話很興奮就趕過來了。但是,於建嶸還是不甘心,他接著問,假如縣議員就是不來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很簡單啊,他不來,下一次選舉,他到我家來拜票的時候,我會把他用髒水潑出去,他就當不了議員!

從台北走到台南,於建嶸得到的就是這麼一個結論。這個問題,他還問了許多國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國、法國,包括美國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邏輯是一樣的。

其次,台灣農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據綠妖的觀察,台灣和大陸走過的軌跡是相似的,前幾年沒有年輕人回到鄉下。這幾年,全球經濟放緩,大城市失業率增加,鄉下成為了降低失業率的緩衝區,年輕人陸續回到鄉下。台灣也有政策給農民一些種地的培訓,種地的機會,他們也有這樣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鄉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綠妖採訪的一個農民,在鄉下種香菇,收入比他在台中市做電腦工程師收入還要高。做工程師的時候,每個月收入3.5萬台幣,他要生小孩了,覺得負擔很重。回到鄉村之後,半年就賺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雖然做農民收入低一點,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環境更好,考慮綜合指數的話,年輕人回到鄉下,就可以接受。

種植馬蹄蓮的台灣農民(PATRICK LIN/AFP/)

第三,台灣的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結社權和利益表達機制。

綠妖在台灣看到,台灣的農民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分別擔負各種不同的功能。台灣的農民過60歲,每個月就有7000元新台幣的補貼,並且還會隨著物價波動調整。這一福利並非從天而降,是農民上街遊行爭取到的。

台灣官僚機構在制定農業政策時,也會出現想當然的情況。比如,政府推出一個休閑農業的法規,最初規定要有50公頃的地才能做休閑農莊,台灣人均是1.1公頃,很難達到這個要求。政府很尷尬,優惠政策沒人領,而農民自己的休閑農莊遍地開花,這一法規10年當中調整了四五次,不斷貼近農民的實際情況。由此可見,台灣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規,具有高度的彈性和靈活性,它順應農民的要求。

第四,台灣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他們能夠保有精神上的自給自足。

台灣有大大小小的廟,他們拜各種各樣的神,大道公、媽祖等等。哪怕種地沒那麼掙錢,但是他們還是懷著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們甚至拜果樹,因為果樹養育了人。另外,台灣農民稍微大一點的姓都有祠堂,祠堂傳了好多代,到現在還有人去清掃、上香,這其中有一種綿延、恆定的東西在支撐著。綠妖覺得,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種情感。

在綠妖看來,台灣也很現代。她去的那個地方叫新社區,在山裡的鄉下,要爬山。火車不到,出了火車站還要再轉汽車。在那裡,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台北屈臣氏里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歡的化妝品這裡也都有。美濃也是鄉下,有一批知識分子回到鄉下重建社區。這裡有台灣鄉土文學傑出的奠基人之一鍾理和的紀念館,雖然不是很大,裡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時候戴的破舊不堪的眼鏡。

綠妖認為,美濃很文明,“你在那裡行走,當地的民宿爭奇鬥豔。我們住的地方就是一邊種著睡蓮,環境很好,房間里還掛著藝術品,因為這是一個畫家來經營的。設計完全是農民自己設計的,他們這一代五六十歲的農民,都是走南闖北,出過國的,眼界很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審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緻,不是說很豪華,而是說有審美在裡面,住在裡面很賞心悅目,院子很寬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覺得心曠神怡,我就覺得很文明。”

作為一個在大陸農村生活多年,戶籍至今仍在農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陸農民的倉皇自卑。在農村,我多次見過,由基層政府組織、地痞流氓參與的“執法隊”,拆掉違反計劃生育農民夫婦的房子。我也曾見過,農民不願意種棉花,基層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就去剷除農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鄉下,這幾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醫療費用報銷的福利,以及責任田的微薄補貼。在農村種地的農民,收入遠遠比不上進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關鍵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現在產權不明。而他們的基本權利被侵犯時,常常“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此外,農村成為了城市排污的出口,老家村莊附近的幸福渠,成為縣城居民和一些工廠排污的臭水溝。

老家的鄉親們,到現在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後輩養老。而農村的實際情況是,很多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鎮居住。子女每月按時足數給老人支付生活費這樣就已經算不錯了,有的子女對於老人不管不問,也不給或者剋扣生活費,讓老人難以維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個兒子,因為平常照顧她最多的兒子在六十多歲後去世,她80多歲的高齡,從病床掙扎到旁邊的水塘投水自殺。

大陸的農民,被城鄉剪刀差困頓多年,迄今為止,他們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國家遺棄,老無所依。即便現在可以進入城市打工,戶籍的藩籬仍然無法讓他們就地安居。他們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樣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當地高考。最發達的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也是歧視他們最甚的地方。在農村,他們不能自行組織農會,維護自己的權利;在城市,他們無論是打工還是經商,也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或商會,保護自己的權益,為孩子爭取平等的教育權。

權利有保障,利益表達有出路,經濟上很殷實,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託……這些即便不是台灣農民“怡然自傲”的全部來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如果消失,農民怎能不倉皇自卑?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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