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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中國對全球民主的六大消極影響

在2015年第1期的《民主期刊》上,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撰文論述了中國對世界民主進程的六大消極影響。本文是自由港對黎安友文章的翻譯綜述。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以及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著越來越活躍的角色,一些西方學者擔心中國會試圖重塑世界秩序、推廣威權主義政權模式。黎安友認為從目前看來,中國的戰略環境還不允許它全面地挑戰民主模式,而且中國是否最終會挑戰現有秩序也是不確定的。畢竟,中國目前最主要的目標是確保國內穩定;其次,和周邊國家處理好關係;第三,中國還要擔心隨時可能爆發的地區性危機,比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危機;第四,中國還要考慮到它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准入權。雖然和民主國家做生意相比,中國和其他威權國家打交道要容易得多,但是中國若想試圖破壞另一個民主政權,損失估計會大於所得。即使中國想要這麼做,它目前也沒有這個經濟、軍事和軟實力對相距甚遠的民主政體產生實質影響。中國既沒有成功阻止緬甸的民主化進程,也沒有成功說服朝鮮實施經濟自由化改革。

中國從戰略得失的角度來看待民主推廣、人權外交、人道介入和國際刑法——把這些行為看做是西方削弱敵人和擴張自身影響的途徑。為了對抗西方的這種行為,中國倡導“主權至上”、“不干涉”、“文化多元化”和“互相尊重”這些原則。中國也否認“普世價值”這種觀念,認為這是西方勢力試圖顛覆其他政權的方式。

中國外交政策目前的這種“政權形式中立”的特色更多的是出於戰略利益的考慮,如果中國的戰略環境改變,中國外交政策的方向也可能改變。至少從目前看來,中國並不表現的有“傳教”式的對外推廣其威權模式的衝動,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外交政策對世界民主沒有影響。中國在國內保證其政權不受挑戰和在國際上追求其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實際行動對世界民主的未來帶來了以下六大消極影響。

(1)中國給全世界威權國家樹立了榜樣。一直以來,民主在全世界的推廣憑藉著這樣一種理念:民主是唯一一種適合現代社會的政權形式。中國通過結合現代化和威權統治方式,給世界上其他的威權政權帶來了新希望。

中國政權的一些統治模式跟馬基雅維利一樣古老,比如通過鎮壓反抗來威懾可能的政權敵人。但是有一些方式也是新的。比如,北京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並成功讓其在政治上配合北京的統治;建立了一個“依法治國”框架,在這個框架下禁止了真正的公民社會的發展、政治反對和獨立的宗教活動;發展出了一個多元化的職業媒體,然後用政治審查來控制它;允許國際基金會、他國政府和公民社會組織的援助進入中國,但同時禁止這些機構支持國內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人物和組織。

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實施控制和同化政策,允許技術專家在其專業領域自由工作但同時禁止其批評政府。中國政府的網路審查機制頗為高效,通過“國保”制度又能有效控制和限制異議分子。這些方面的成功經驗都給其他威權國家提供了借鑒。

雖然其他威權國家未必有同樣的經濟和技術資源去開展類似的活動,但是隨著中國模式的知名度的增長,其他國家會效仿中國的控制和鎮壓方式,並且對“自由民主未必會最終取勝”更加有了信心。

(2)中國通過在國外宣傳“中國形象”,間接推廣威權主義價值觀。通過新華社、CCTV、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台、中國日報等媒體,還有全球近500家孔子學院,中國近幾年在全世界全面推廣自己的軟實力。比如在非洲一些地區,當地的媒體發展並不完善,新華社給當地民眾提供免費的信息服務,新聞的內容必然親中國。在其他一些媒體發展完善的地方,中國日報社通過購買當地報紙的大量版面來推銷中國。再者,親中國的立場全面佔領了世界各國的華語報紙。

中國政府並不直接推銷威權主義價值觀,而是中國的“仁慈”形象——一種文明、一種文化和一個國際合作夥伴。具體來說,比如“中國式社會主義”、“社會和諧”、“中國國情”這些概念。中國從來不在國際上說自己是不民主的國家,用的詞往往是“社會主義民主”、“中國特色民主”,“人民民主專政”等。中國通過自己的國際媒體網路,削弱了真正的民主在國際上的聲望。中國還通過在其他國家進行政治遊說,讓其他國家放棄在與中國的外交交往中涉及人權和民主事務。

(3)在威權國家團體的互相學習借鑒中,中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威權政權之間的各種合作關係外界所知甚少。比如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下,中國和中亞各國合作進行反恐演習。中國也給其他各國特別是非洲提供法律、新聞、行政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的職業培訓。雖然這些培訓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像,在中國受訓的外國人可以把所學的知識運用於管理本國的威權體制。

一些國家已經學會了不直接稱自己的政權是“非民主”,而是稱之為“一種新型的民主”。比如2014年7月份,匈牙利總理就公開表達了他對“非自由民主”作為一種統治方式的支持,而且明確地說中國模式是“一種組織社會的方式,在增強國家競爭力上是最有效的”。

其他威權國家學到的最重要的技藝可能是——如何用法律的手段來執行鎮壓。中國的刑法使得公安機關可以反覆拘禁異議者,每次可長達30天;異議者可以被判“尋釁滋事”罪;辯護律師必須向國家表忠心;中國刑法審判程序不做無罪推定。

中國發明了使用法律手段來懲罰在網路上批評政權的人,這被其他威權國家所效仿。中國和上海合作組織以及周邊柬埔寨、馬來西亞、尼泊爾等國簽訂條約,在“反恐”的框架下,要求遣返維族人。中國通過登記註冊法律、控制銀行賬戶等方式來防止國際組織對中國草根NGO的支持。這些手段也被其他威權國家廣泛效仿。據報道,中國向伊朗和其他國家輸出網路審查技術和設備,還有面容識別軟體。

(4)中國試圖破壞已存在的民主機構,壓制民主在其有控制力的地區的發展。在香港主權回歸於中國之前,香港總督彭定康曾經試圖在香港推行民主選舉,卻遭中國政府的阻撓。中國政府認為這對其在未來控制香港不利。香港主權回歸於中國後,中國解散了舊的立法會,創立了新的更加不民主的立法會。其後,北京繼續違反承諾,不允許香港人民擁有普選權。北京還通過商人、官員、黑社會來威脅、恐嚇甚至暴力打擊自由派記者和學者。北京在澳門採取和香港類似的策略,但是相對於香港,北京在澳門遇到阻力小。2014年8月,澳門當局抓捕了五位民主活動家。

在台灣,2000年,當陳水扁競選總統時期,中共總理朱鎔基公開表示如果台灣人民選陳水扁為總統,將會有嚴重後果。中國政府也積極在聯合國防止台灣獲得觀察員席位。中國還通過影響台灣媒體來給中國建立更積極的形象。最著名的事件是2008年,親中的台灣商人買下《中國時報》媒體集團。

(5)中國幫助確保對中國有經濟和戰略意義的威權政權的存續。中國和朝鮮、柬埔寨、緬甸、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合作,意在建立“緩衝地帶”,獲得特殊的市場准入待遇,獲取這些國家在遣返維族、藏族和民主活動家上的合作,還有孤立台灣。中國還和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蘇丹和辛巴威合作,意在獲得這些國家的經濟資源,並限制西方在這些國家的影響。為了培養這樣的關係,中國給這些政權提供投資、市場、武器和其他利益,幫助這些政權存活下去。

(6)中國試圖重塑國際機構,使得它們“政權形式中立”,而不是偏好於民主政權。比如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中國和其盟友提出了“普遍性”這一原則,意在讓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都要被委員會評估,而不是選擇一些國家評估。中國再通過影響評估程序來影響評估結果。中國還積極推動限制NGO、獨立專家在委員會的影響力。通過這一系列動作,中國就顯得自己遵守了自己制定的一系列規則,並有效地防止了國際社會對其的批評。

再者,中國試圖建立這樣一種國際慣例:在人權問題上,政府之間應該在私下交流,在公共場合談論這種問題對外交禮儀有消極影響。並且,人權問題上的交流,應該是一國對一國,而不是多國之間的共同討論,並應該限制獨立專家的參與。

中國在互聯網上提倡“互聯網主權論”,和俄羅斯一同推動基於一國內部的互聯網立法。中國拒絕參與國際刑事法庭,這給蘇丹、敘利亞、朝鮮和斯里蘭卡的統治者帶來了好處。中國也反對有條件的國際援助,亦即,反對把對某一國政府的援助和其在人權問題上的表現掛鉤。

在未來,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富有,中國通過在國際上的宣傳,還有提供技術、經濟和外交援助,必然會進一步幫助其他威權政權。中國對國際機構的影響也會更加有效,可能會減緩過去四十年內民主在世界上取得的發展,甚至有可能讓世界民主倒退。但是中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這種影響,在很大的情況下,取決於民主國家的表現。因為當民主衰退了,威權主義才會顯得更有吸引力。所以,對民主國家而言,最好的抵制中國影響力的方法是讓自己國內的民主擁有更好的表現。

來源:《民主期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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