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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咋舌!看看人性被黨性吞噬時的言論

蘇聯解體時舉世歡騰,唯獨遭受蘇俄傷害最甚的中國,響起震耳欲聾的哭嚎。(網路圖片)

當年,蘇聯解體之時,舉世皆歡笑,唯獨遭受蘇俄傷害最甚的中國,響起震耳欲聾的哭嚎。我當時就覺得納悶:被稱為“頭號敵人”,乃至於老毛不得不聯手“萬惡的美帝國主義”來對付的“社會帝國主義”,它的完蛋本該舉國歡騰,就像抗戰勝利、49進城以及“四人幫”完蛋時那樣。怎麼反倒如喪考妣,哭聲震天了呢?

哭一陣也就罷了,悲情總是不該持續太久的。沒料到十年後在《南方周末》上瞧見黃葦町先生大作《蘇共亡黨十年祭》,當時的感覺是:十年後還來哭喪,夠孝順的。於是作文《也談“蘇共亡黨十年祭”》跟進,要義在這句話:“如果說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空前的悲劇的話,這個悲劇並非一個世界大黨的覆亡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殘害人類的文明與良知達七十年之久!”貼上網不久就被“和諧掉”了。次年11月加了點後綴再貼,遭遇仍不好,一搜索,全是黃先生之大作,拙文僅有被轉帖如“360文庫”尚有殘餘,別的都跟蘇共一樣,亡掉了。

又過去十年,《共識網》頭版頭條居然赫然再現黃先生新作《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如今早已無人還記得這個日子,獨黃先生情有獨鐘不忘祭掃,孝心不可謂不深重。唯不知他是否有恆心堅持逢十必祭,一直哭喪到“去見馬克思”那天才罷休。當人性被黨性吞噬,這種“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精神是足夠頑固的。

不要以為我給他扣帽子,這篇新作中黃先生稱:“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最大的悲劇,蘇聯黨和人民,已付出慘痛代價。”在他眼裡,列寧下令殺戮數十萬民眾、斯大林殺害數以千萬計民眾都算不得“慘痛代價”,倒是俄羅斯人基本不流血的變革,欣欣向榮國泰民安,反成“付出慘痛代價”了,難道不是人性被黨性吞噬才可能如此不顧事實想事的么?

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在答《消息報》採訪時再一次強調:“如果談到應如何評價斯大林時期的統治這個問題,那麼實際上從新的俄羅斯誕生以來,這個評價就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斯大林針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雖然說他在管理國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雖然在他的統治下,前蘇聯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他對於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無法饒恕的。”

梅氏此論是基於人性以人權為最高準則作出的評判,而黃先生則不然:“我認為,斯大林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脫。殘酷的鬥爭煉就了他堅強的性格。”人性與黨性,涇渭分明。或許黃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沙皇也像列寧主義者那樣踐踏人性,斯大林還可能有“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脫”的機遇嗎?那些“大清洗”的罹難者哪一個不是第一次被捕就殺掉的?即使延至人類文明已經大步前進的七十年代,遇羅克、張志新能有“8次被捕”的待遇么?斯大林得以“8次被捕”,證明了沙皇時代的人性遠勝於“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時代;證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人類文明戰勝獸性法則的歷史必然,只有喪盡天良者才會認為是“最大的悲劇”!

尤其是,黃文接著列舉了斯大林及其體制的一系列滅絕人性的罪行,卻冷漠地說成“固然有領導者個人的責任,但本質上是權力缺乏制約監督的制度缺陷的產物。”相反,對“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則憎惡畢現,人性被黨性吞噬後那種變態心理,躍然紙上

這種變態心理的順延,自然而然惠及老毛,作者顛倒黑白地說道起“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來。歷史的真相絕非作者扭曲的那樣,國共兩黨大開殺戒的始作俑者即毛澤東是也!1926年12月,正是毛親臨湖南指導農民運動,批判李維漢等“右傾”,指示湖南於次年2月設立“省特別法庭”,大張旗鼓地捕殺“反動文人”葉德輝等三人,拉動了“大革命”時期濫捕濫殺狂潮。仍是毛,為了維護其在江西蘇區的統治地位,無中生有捏造“AB團”冤案,又開內部冤殺先河;再經共產國際推廣,約十萬蘇區軍民成冤鬼,比斯大林“大清洗”還早!黃先生挑了一個“人頭不是韭菜,割錯了就長不出來了”說事,怎麼不拿“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來說事呢?怎麼不拿“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來說事?毛之殺與不殺,完全取決於他對形勢的判斷,也即黃先生所謂“慎重”。至於“一個不殺”,從來就沒有這回事。

這裡我們需要再次提及“人命數據化”的問題,斯大林在二戰結束前對丘吉爾說:“死一個人是一場悲劇,死一千萬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了。”堪稱此論之經典描述。恪守人性者,尊重每一個具體的生命;當人性被黨性吞噬,就如黃先生一般“仁慈”,以“絕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過來”為成就。也不新鮮,無非老毛那個著名的“5%論”之複述罷了。希特勒殺猶太人,德國56.6萬猶太人中被害14.15萬、奧地利185萬猶太人中被害5萬,比斯大林殺掉302萬蘇聯猶太人中的110萬比例還低;波爾布特滅絕種族也只害死柬埔寨不過30%人口,是否都可以說“絕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過來”了呢?

列寧主義屬於黨性滅絕人性:“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形成精英領袖層,推舉核心領袖;鐵的紀律即“部分服從整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灌輸教義,禁錮思想;動員和組織群眾,必要時不惜暴力脅迫;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黨衛軍;不擇手段奪取政權。實質上就是一個規模化的黑手黨,組織的利益至高無上。鑒此,人性就是黨性的天敵,黨性只能在消除人性的基礎上才能確立並鞏固,消除得越徹底效果也就越好。列寧主義已成為反人類了,在此模式下慘酷的人權災難不是什麼“未能避免”,而是必然結果。

正因為如此,在完成對於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批判之後,進入二十世紀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潮流取得一系列進展:從列寧、墨索里尼到斯大林、希特勒,再到毛澤東稍帶金日成、胡志明,延續至卡斯特羅、阿薩德、薩達姆乃至波爾布特,社會主義大旗成了獨裁專制者最理想的招牌,而人權災難也愈演愈烈。這些災難包括斯大林的“大清洗”在內,都是列寧主義反人類秉性註定的必然。

反倒是赫魯曉夫擔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蘇共領導層決心以去斯大林化清算反人類罪行,毛說他們“搞修正主義”也好“復辟資本主義”也罷,確實都屬於“走回頭路”,從滅絕人性回歸人性缺失。老毛剛上道尚未成正果,正過癮時蘇共來這一手,於是分道揚鑣,老毛說他們要“丟掉兩把刀子”,似無大錯。毛決心操起這“兩把刀子”繼續前進,做世界革命領袖決心把滅絕人性進行到底。其成果是賴不掉的,儘管既得利益的接班人刻意掩蓋。“大躍進”留下幾千萬餓殍,接著重新揮舞“階級鬥爭”這件反人類利器,繼續搞“四清”直至文革。

黃文向我們複述了鄧小平的話:“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自己又認識得多深刻呢?“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充其量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文革之所以算“十年浩劫”蓋因本應整人者卻被整了,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亦不過從滅絕人性回歸到人性缺失地步就要打住,完全回歸人性,黨性也就不復存在了,這是不能允許的。那一年趙總書記堅持人性,反對黨性踐踏人性,下場不妙自不待言,黨衛軍也就滅絕人性捍衛黨性了。

黃先生接下去那些老生常談我們就沒必要跟著他嘮叨了,黃先生想充當一黨專制的裱糊匠。竊以為,前面我已經從人性之角度把問題剖析過,也就不必跟著去討論哪個窟窿該補哪個窟窿不用補。黃文最後小標題叫“蘇共可以給中共鏡鑒”,一共三項,其一曰“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聽上去悅耳其實空泛。辛亥時中國人就在喊民主口號了,文革之別名也叫做“大民主”,結果呢?民主了百年皆“為民做主”。其二曰“密切聯繫群眾”,具體解釋為“這就是一種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種心繫群眾的情懷,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政治本色。”除了延續空泛之外,還表達了深一層意思:黨在群眾之上,黨性必須控制人性。其三曰“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要衝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滯。”我從不懷疑任何朝代之帝王都想讓老百姓過好日子的,以免官逼民反。李世民不就講過“載舟覆舟”么?大清朝廷眼看就要覆亡了還調庫銀賑災民哩!要害在於:既得利益者是怎樣煉成的?黨就是既得利益者之組合。共和國恪守著蘇俄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不過降低了些許壟斷程度,“舉國體制”至今仍被稱頌,依附於公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層出不窮,只需看看那些落網的貪官與日俱增就該明白,誰衝破誰的阻滯還是個未知數。

黃先生的文章說到底是基於黨性而作。只是,在今日世界,任何政黨要存在、要執政都必須回歸人性,為實現人權而努力。遊離於人性之外,甚至敏感於人權二字,出再多高點子也無濟於事。當然,中共現在奉行的還是蘇俄那一套,黃先生一再探討蘇俄經驗,大抵是為繼續堅持這一套修補些皮毛而獻策。只想告訴黃先生的是:背離人性迎合黨性是不可能想出什麼好點子的,蘇俄傳授的一黨專制本身,就已經把自身置於岌岌可危的地位上了,每日里憂心忡忡生怕被別人拱下台。

(文章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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