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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反革命:按毛澤東制定的比例殺人

1951年3月,中央發出指示,鎮壓反革命。對於手持武器、聚眾暴亂的,殺害幹部、破壞工廠輪船的,土匪首領繼續抵抗、不願投降的……,應處以極刑或長期徒刑,絕不寬容。但不以反革命為目,私人仇殺和偷竊的,要與反革命加以區別,決不應亂打亂殺、錯打錯殺。死刑及長期徒刑,應經法院審訊和判決。判決後,經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託之專員或其他負責人批准後,方得執行。

但什麼是“反革命”?指示沒有定義。1951年2月,國務院出台《懲治反革命條例》,進行了彌補:“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反革命的本意,是指推翻新政權和破壞人民民主。

毛澤東要求鎮壓反革命:“請注意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毛澤東:《關於鎮壓反革命》,《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7頁)如此才能獲得社會同情,又保存大批勞動力。由於缺乏明確標準,控制下屬的簡便方法就是數字管理。毛澤東給出了上限標準:鄉村已達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區為千分之零點五)、城市已達千分之零點五者,應即停止大批地殺人。(毛澤東:《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58——159頁)時任瑞金專署專員的朱開銓回憶,當時瑞金縣30多萬人,由於控制嚴格,殺了三四百反革命。(朱開銓:《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84頁)

指示要求,死刑應經法院審訊和判決,但許多地方沒有法院。1950年10月,北京第一家區法院才成立。全國法院人員短缺,文化水平低。1950年7月,河北省法院幹部799人,大學畢業55人,佔6.8%——估計主要是國民黨法官。中學畢業248,佔31%。小學畢業496,佔62%,占幹部的主流。(司法部統計處編印:《司法統計資料》,1950年7月)史良1952年向周恩來報告,全國法院28000幹部,國民黨舊司法人員約6000人。部分地區,舊法官中反動黨團、特務分子佔64%,太原高達83%。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50%以上有貪污行為。(史良:《關於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1952年8月)國民黨法官政治不可靠,貪腐。共產黨法官不懂法,而鎮反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在全國鋪開了。

究竟打得準不準?上海檔案材料,記錄了若干案例。袁鳳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具體罪名是“妓院惡霸”。她的“血債”是,以火燒紅的磚頭加醋,燙妓女下部致死。罪行看上去駭人,但案卷材料反映,實際是該妓女下身生毒瘡,袁用土法醫治,致死,並非有意虐死。開設妓院,在我國已有幾千年傳統,與反革命不粘邊。但她還有“污衊人民政府與人民解放軍”情節,被判死緩。

周招弟,戲院老闆,據說生性霸道。主要罪案是阻止無票的鄉民入院看戲,激起矛盾,被聯名舉報“查門票嚇死小孩”。另據說一名男子被周毆打,數月後去世。提籃橋區法院判處死刑,市法院改判無期徒刑。意見下達後,提籃橋區強烈不滿,稱其“民憤大”,最後軍管會以“惡霸”、“有血債”罪條判處周死刑。她的行為,其實都構不成犯罪,與反革命更無關。但她有一個“掃帚星”的綽號,被認為是“民憤大”。(袁凌:《反革命惡霸的諢名》)沒有人去細考,一個女人怎麼可能打死男人?查門票怎麼會嚇死小孩?相書上的“掃帚星”,是指不吉,克夫再嫁,與民憤或反革命有啥關係?

正規的法院沒有,基層如何組織審判?當時各縣成立了人民法庭。1950年10月,湖南攸縣成立人民法庭,下設10個分庭。審判長是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成了副審判長,其他審判員系機關幹部或群眾。這些沒有法律知識,沒有審判經驗的人,在鎮反中,處決了212個反革命。後人總結說,人民法庭第十分庭,未經批准,宣判執行死刑24人。後檢查認定錯殺6人,可殺可不殺的13人。(劉宗良:《解放初期的攸縣鎮反運動》)中央指示,死刑要經省里批准,實踐中,區法庭未經宣判,執行死刑。

因為沒有標準,量刑極為混亂。上海輔仁中學校長楊於慎,因為“冒充民革黨員,抗拒登記”,在鎮反高潮中,被判處死緩,後改無期,又改為13年。最終判決下達的1952年8月,鎮反高潮已過,刑期縮水為5年。(袁凌:《檔案里的反革命:邊界何在?》)

安徽碭山縣將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謂“破鞋”也逮捕起來。桐城縣將16名擬處死刑犯,報地委審批。地委批示“繼續補查”,該局未看批文,竟主觀臆斷,已批死刑,將16人處決。霍山縣將未獲批准死刑的5名反革命犯處決。(《安徽省志·公安志》)

1951年5月,中共皖北區黨委執行中央的收縮方針,已核准的1000餘名死刑犯,凡未執行的,一律停止執行。那些沒被執行的,撿了條命。官方總結說,三年鎮反運動中,安徽共捕反革命分子11萬餘人,處死刑者,3.2萬餘人。(《安徽省志·公安志》)

為配合鎮反,詩人袁水拍寫了首歌詞“鎮壓反革命”。歌中唱道:“殺得對,抓得准,不殺不抓不安心。大家快起來,堅決徹底,乾乾淨淨,全部肅清,肅清那反革命。”“文革”中,他自己被掛上“反黨分子”的牌子,遊街示眾。他憤而自殺,被救回來了。

2014年09月21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南方都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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